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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大致路徑——以秦亞青為個案的研究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8年08月10日 11:10:55

      在構建規范且具有普遍解釋力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方面,秦亞青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提出的“過程建構主義”理論模式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秦亞青對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系統研習和深入反思,對“人文與科學的契合”新方法論的大力倡導和努力實踐,對相關學科知識的廣泛涉獵和認真借鑒,對本土思想理論資源的高度重視和積極發掘,明確理論內核、提出工巧設計的研究方式,可以視為構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大致路徑。


      關鍵詞:秦亞青;過程建構主義;中國國際關系理論;


      作者簡介:王存剛天津師范大學政治文化與政治文明建設研究院、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博士,天津,300387


      構建規范且具有普遍解釋力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是中國國際關系學人的一大愿景,也是擴大中國國際話語權、增強中國軟實力的重要方式。近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十余年來,經過幾代學人的不懈努力,這項工作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形成了若干有價值的研究路徑和研究成果。1其中,秦亞青做出了重要貢獻。他于2012年出版的《關系與過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文化建構》一書,可以說是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上的一個標志性成果。他在該書中提出的“過程建構主義”理論模式,已經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2并得到部分學者的“沿襲和深化”1。因此,探究秦亞青的學術歷程,總結其學術理念特別是他提出“過程建構主義”的研究路徑,對于構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細覽秦亞青的著述,可以將他的研究路徑初步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系統研習和深入反思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


      在國際關系理論知識譜系中,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特別是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占據極為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形成了國際關系領域的“美國重心”甚至是“美國霸權”之說。2客觀地說,美國在國際關系理論領域優勢地位的形成有一定的必然性,相關理論對于提升人們認識復雜國際關系事實的能力也有一定的價值。從學科發展角度看,沒有歷代美國國際關系學者持之以恒的努力,國際關系學可能仍然會附屬于政治學、歷史學等學科,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獨立的學科地位。從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歷程來看,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其積極意義在于:“不僅使我們意識到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性,認識到如何做學理性研究,也使我們的國際關系學科具有更加獨立的地位和更加明確的內涵”。3但毋庸諱言,包括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在內的整個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體系,根植于西方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國際關系實踐,在某種意義上講仍然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其局限性不能否認。4它像一切有解釋力的社會理論一樣,具有一定的適應范圍,存在一定的解釋盲區。因此,如何恰當地認識和處理與這一知識體系的關系,是所有非西方國家學者試圖發展出具有自己特色同時兼具普適性意義的國際關系理論時,必須認真加以解決的重要課題。在這方面,全盤拒斥、另起爐灶和不加甄別、全盤接納,都不是恰當的反應。理性的行為應當是在批判中接納,在反思中創新。


      秦亞青就是遵循上述路徑從事相關學術研究和理論創新的。作為美國密蘇里大學主修國際關系且成績優異的政治學博士,秦亞青對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是熟悉的。1學成歸國后,他在外交學院長期講授相關課程,并先后撰寫了“西方國際關系學——知識譜系與理論發展”、“理性與國際合作——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述評”、“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及其批判”等多篇學術論文,主編了《文化與國際社會: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研究》和《理性與國際合作: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兩本論文集。他是“當代國際政治叢書”、“國際關系理論前沿譯叢”等多個在中國學界產生廣泛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叢書的編委。他還翻譯了《國際政治社會理論》、《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二十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系研究導論》、《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維的視角》等多部西方主流國際關系學者的代表性作品,并撰寫了多篇內容豐富的譯者前言;其中,《國際政治社會理論》中文本的問世直接推動了建構主義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傳播,他為該書撰寫的譯者序“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因其細致且富有創建的剖析而在漢語學界具有很高的引用率。2此外,他還“以學派為骨架,以學者為筋節,以學理為脈絡”,編輯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經典導讀》。該書涵蓋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批判理論和后現代主義等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學派,所選文章包括摩根索、沃爾茲、基歐漢、溫特、沃勒斯坦等學術大家的經典之作,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際關系學的基本理論和發展歷程。3


      對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深耕細作,使得秦亞青對這一知識體系的基本概念、主要范疇、核心命題、研究路徑和方法、理論觀點以及學術上的得失了然于胸,這為他進行學術創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大力倡導并努力實踐“人文與科學的契合”的新方法論


      方法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眾所周知。惟有方法上的自覺和方法論上的創新,才有可能產生理論上的飛躍。作為一位接受過嚴格政治科學訓練的學者,秦亞青十分重視國際關系研究方法的運用和傳播。他指出,“從學科和科學的角度出發,研究必須講究研究方法。……方法論既是學術探索的有力工具,又是學科成熟的一個標志。沒有方法體系的學科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學科,不講究方法的所謂學術文章與一般性新聞評述相差無幾,對于理論發展和學科建設都沒有實質性意義。進而,沒有理論體系和科學方法的基礎,我們也很難作出有深度和高質量的策論研究。”1他在為美國著名學者斯蒂芬·范·埃弗拉撰寫的《政治學研究方法指南》一書的中文本作序時表示,“非常愿意向國際關系專業的學生推薦這本書”。在這篇簡短的序言中,秦亞青還對國內國際關系學教學和研究工作中缺失或者忽視方法的現實表示憂慮。2此外,他曾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委托,為《高等學校畢業設計(論文)指導手冊》2001版編寫了“國際關系類論文的設計和撰寫”一文,重點討論了學術研究和現狀研究兩類論文的設計和撰寫方式,闡述了兩類論文的具體研究步驟。3秦亞青曾專門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研究生講授如何進行研究設計,并以國際規范研究議程的發展為例,討論如何進行突破性理論創新的問題。4


      秦亞青在美國求學期間所接受的是科學主義方法論的訓練。這從由他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的《霸權體系與國際沖突》一書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在這本采用統計學模式、“方法論比較嚴格”的著作的引言部分,秦亞青寫道:“我們所說的研究方法是指愛因斯坦所說的,通過實驗獲得因果關系的研究設計和研究步驟。……作為科學的國際關系研究必須有著嚴謹的科學研究方法。”5盡管有如此的學術經歷和學理認識,但秦亞青并沒有變成一位機械、僵硬的科學主義者,而是在大力倡導科學方法的同時,努力尋求新的突破,并提出了“人文與科學的契合”的新方法論。他在借鑒馬克斯·韋伯的理性類型思維的基礎上,對各種國際關系理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細致的梳理、歸納和評判。在他看來,國際關系學方法論的科學派和人文派之爭,有著深刻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根源。就本體論而言,科學派堅信,國際關系現象是一種客觀存在,國際關系活動具有客觀規律,因此,國際關系學研究與物理學研究本質上并無二致。人文派則認為,國際關系中的許多現象具有強烈的人為色彩,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對象是通過人的實踐活動才獲得意義的,因此,國際關系學根本不同于物理學。這種本體論上的分歧延伸到了認識論領域。科學派認為,既然規律是客觀存在的,那么我們認識世界、獲取知識的目的就是要發現這些規律,并說明(explain)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人文派則認為,由于許多社會事實是建構的,因此理解(understanding)是我們獲取知識的惟一方式。秦亞青指出,上述兩派均存在偏頗之處,“都會走向極端,人文走向極端,發展到激進的后現代主義,則會走向本體的虛無和認識的縹緲;科學走向極端,則使科學成為神話,導致人的死滅和作為科學靈魂的質疑精神的消失。故在社會科學領域,唯科學和唯人文都無法永久地占據方法論的王位”。1鑒于社會事實的存在取決于人的實踐活動和主體間的共識,不像自然事實那樣完全獨立于人的意識,因此,“成熟的社會學科所具有的方法論體系是開放的體系,方法論原則是多元主義。人文精神要融入社會科學研究,科學方法要以人文精神為基礎”。“國際關系屬社會科學,說到底,是以人為核心的研究,其終極關懷也應該是人:人的組織、人的行為、人的觀念、人的尊嚴等等。”“國際關系方法應該是一種以人文精神為基底、人文和科學相結合得方法。”2也許正是基于這一認識,秦亞青才翻譯了魯德拉·希爾和彼得·卡贊斯坦合著的《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義》一書。


      秦亞青提出“人文與科學的契合”的新方法論并非偶然,這既是他早期所受的學術訓練所致,也與其個人氣質、興趣存在某種關聯。3他在上世紀80-90年代對英美文學的譯介和評述,也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對人文方法的優劣有著深刻的認識。“人文與科學的契合”的新方法論,無論是對秦亞青本人的學術生涯,還是對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健康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


      三、對相關學科知識的廣泛涉獵和認真借鑒


      國際關系學科具有鮮明、公認的跨學科性質,一些重要理論成果也是跨學科的產物。比如,結構現實主義、制度自由主義對經濟學理論的借鑒;建構主義對科學哲學、社會學和語言學的吸納等等。對歐美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系統研習和深入反思,使得秦亞青十分清楚這一點,他也循著這種路徑構建自己的知識體系。閱讀秦亞青的著作,我們不難發現他對于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的廣泛涉獵和深入理解。比如,在《世界政治的社會建構》一文中,他較為系統地介紹了涂爾干、韋伯、吉登斯、米德、布魯默等社會學家和維特根斯坦、奧斯丁、塞爾等語言學家的理論觀點,并融入了自己的見解。1在《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思想淵源》一文中,他對格勞秀斯、洛克、斯密和康德等古典思想家的理論觀點進行了出色的闡發。2此外,他對中國哲學研究者劉孝敢提出的“順向格義”和“反向格義”進行吸納和修正,提出了“交叉格義”和“零向格義”兩個嶄新概念。所謂交叉格義,是“指概念體系的相互借用”;所謂零向格義,“則指不存在使用概念框架的無格義狀態”。3至此,秦亞青獲得了創新國際關系理論的有力工具。


      對多學科知識的廣泛涉獵,大大拓展了秦亞青的理論視野,提升了他的核心研究能力,對他進行學術創新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高度重視和積極發掘本土思想理論資源


      作為社會理論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關系理論具有鮮明的文化胎記,直接或間接地呈現出地域或國別的特點。就此而言,本土思想理論資源應當是構建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支撐。離開本土思想理論資源的所謂的理論創新,很有可能只是西方已有理論的翻版,是一種理論上的被殖民化或自我殖民化。秦亞青充分注意到了這一點,并在自己的研究活動中加以體現。他曾寫道:


      如果我們承認實在的社會建構,承認社會實踐活動是理論的源泉,承認文化對于思維和行動的影響,那么,不同文化的差異就會導致不同的實在建構和社會建構。換言之,人、社會、文化的差異可以導致社會理論的不同和創新,而人、社會、文化的共性使得理論具有一定的普適性意義。4


      基于上述認識,秦亞青對于從東亞視角、中國視角出發,試圖發展出非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的韓裔美國學者康燦雄(DavidKang)、華裔美國學者許田波(VictoriaTin-borHui),在多種著述、多個場合予以充分肯定。


      秦亞青認為,儒家文化的天下思想和朝貢體系的實踐、中國近代主權思想和中國的革命實踐、中國的改革開放思想與融入國際社會的實踐,“構成了中國人的集體經歷和集體記憶,無法躲避,也必然受其影響。如果說這些思想和實踐不但以傳統的形式存在,而且對當下有著重要的影響,其中就包含了知識再生產的可能。”1他進一步指出,“中國的傳統、思想、實踐中有著許多值得挖掘的東西,有著許多產生啟迪的內容。”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中的精華和智慧能夠“在當下乃至以后的國際社會中產生影響、發揮良性作用,這是建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一個重要的考量。”2


      秦亞青試圖從兩種中國思想理論資源中汲取營養。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他認為“其中包含了四個重要元素,即環境性、互系性、互補性和可變性”。3所謂環境性,是指整體形勢和關系背景;所謂互系性,是指世間萬物皆有聯系,沒有事物是孤立的;所謂互補性,是指任何一方都是另一方的一部分,并且通過雙方的互動創造出新事物;所謂可變性,就是認為世上萬物都處在持續不斷、永無休止的變化之中,并且表面上看起來不相干甚至相反的事物可以改變、轉換成彼此,從而成為聯合整體的一部分。在對四“性”的內涵進行細致解讀的基礎上,秦亞青還推導出了相關假定,包括:從環境性中得出“勢”的假定;從互系性中得出“關系”假定;從互補性中得出“和諧”假定;從可變性中得出“變”的假定。4二是現當代中國的優秀學術成果。其中最突出的是對哲學家趙汀陽提出的“天下體系”的借鑒。趙汀陽指出,當今國際體系及其制度是威斯特伐利亞的產物,是管轄主權國家之間發生的問題,無法化解全球化帶來的挑戰。這樣的世界是一個沒有世界觀和世界制度的世界,是一個“非世界”。中國周朝的體系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制度體系,儒家提出的天下制度為解決當今全球問題提供了可以類比的方案。5秦亞青認為,趙汀陽這一具有原創性的思想,為構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提供了重要啟示。此外,他對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哲學家梁漱溟提出的信任概念、哲學家牟宗三和成中英對中西哲學精神的概括和比較研究等均有涉獵和借鑒。比如,成中英關于和諧辯證法的思想和論述,就使他深受啟發,并在此基礎上寫作了《關系與過程》一書中十分重要的一章,即“元關系與中庸辯證法”。


      基于上述準備,秦亞青提出了“過程建構主義”這一嶄新理論模式。該模式“以關系為本位、以過程為本體、以元關系為認識核心、以中庸和諧為方法基礎”。“它強調動態實踐而不是靜態事實、強調生成過程而不是存在實體,強調復雜的社會關系而不是線性的因果關系。”1秦亞青希望,“這個理論模式能夠解釋現有國際關系體系理論沒有解釋或是解釋不足的國際現象,以此豐富國際關系理論的宏大體系,顯示那些被主流理論所壓抑和所忽視的社會性特點。”2鑒于關系性在社會世界中的特殊地位,秦亞青斷言:過程建構主義“可能產生一定程度的普適性意義”。3


      五、明確理論內核,提出工巧的研究設計


      科學哲學告訴我們,作為一種知識系統的理論必須有一個堅實的硬核。“硬核是理論的生命,也是理論的身份。理論的硬核使得一種理論不同于另外一種理論。一旦形成了一個理論硬核,一種新的理論也就即將誕生了。”4因此,只有“形成一個理論硬核,才有可能啟動理論發展的過程,形成中國學派的理論硬核,進而創立起源于中國地緣文化語境但又具有普適性的中國學派”。5當然,僅有理論硬核還是不夠的,為了實現學術創新,理論家們還應當提出工巧的研究設計,即把思想置于一定的學術規范之內,“通過工巧的設計,最終實現知識的再生產。”6否則,學術思想難以體系化和規范化,學術創新也就是不可能的了。


      為了構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在考察了美國和英國兩個國際關系研究重鎮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并界定了中國相對于國際體系的身份之后,秦亞青提出:可以將“中國和平融入國際社會”確立為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核心問題,因為它具有實踐、知識和目的三個向度。對這一核心問題進行理論化,就是將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不斷上升的世界性社會主義大國和平社會化過程的理論化。在由此而衍生出的具體研究問題中,以下三個方面尤為重要:一是國際體系的進程和結構。要研究國際體系的經濟、政治、社會和觀念結構與中國發展進程的關系,進而研究大國崛起與國際體系結構的關系。二是國內結構和進程。應當考慮國家行為體的國內特征如何嵌入國際體系、國內結構和進程的發展趨向與實際變化對大國走向暴力抑或趨向和平的影響,國內進程對戰略文化選擇的作用等問題。三是集體身份的形成。即探討國內國際兩個層次上哪些結構與進程因素會促進集體身份的形成。在秦亞青看來,“有了對核心問題的自覺,我們也就有了理論的目的性自覺,這是建立中國學派的必要條件。”1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之所以能夠提出上述理論硬核和研究設計,除了秦亞青深厚的學術功底外,可能還與他的職業活動有關。一是積極參與高水平的國際學術合作項目,與國際一流學者直接互動。比如,2004—2006年間參與著名學者阿米塔夫·阿查亞和巴里·布贊發起的“為什么沒有非西方國家關系理論”項目,撰寫了《為什么沒有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2一文,并促使他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和中國學派的問題“做比較認真和嚴肅的深入思考”;3與布贊就中國是否能夠和平崛起、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是否存在等主題展開的學理對話,進一步加強了這方面的工作。4二是實際參與外交事務。除了長期擔任外交學院院系領導外,秦亞青曾出任錢其琛副總理的特別助理,擔任東亞思想庫網絡(NEAT)的中方召集人,是外交部外交咨詢委員會委員會8位專業委員之一。他曾多次銜命出訪,深度參與雙邊、多邊二軌外交。他還曾進入中南海,為國家領導人講解國際格局與中國外交,并就有關問題同后者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上述兩方面的活動,使得秦亞青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特別是與之相關的實踐問題,較絕大部分的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者有著更為全面和更為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從而也就更有可能提出恰當的研究議題。


      結論


      前文初步勾勒了秦亞青構建“過程建構主義”這一具有鮮明中國色彩的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路徑,其核心就是充分借鑒西方理論,深入挖掘中國資源。本文認為,這也應當被視為構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大致路徑。如果要做進一步概括的話,可以借用秦亞青的一本個人論文集的主題詞,那就是“反思與重構”。沒有對既往理論系統、深入的研習和反思,重構理論根本不可能;勉力為之,除了暴露行為者的虛妄與淺薄之外,產生的只能是空中樓閣式的學術作品;沒有包含創新意義的理論重構,理論反思也就失去了目標和針對性,從而演化成一種了無生機的知識考古。關于這一點,秦亞青曾寫道:“我們對前人的評述是密切結合所要研究的根本問題,以便清楚界定研究范疇和提出研究問題。更具實質意義的是我們不但試圖發現同意前人的地方,而且要特別找到自己與前人不同的地方。科學研究的真諦在于建樹,在于發展,在于創新。失去了這種精神,也就稱不上科學的研究。”1


      總之,中國國際關系學者只有把反思與重構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進行真正有意義的學術實踐活動,才能進行真正有價值的理論創新,也才有可能發展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從而豐富國際關系理論寶庫,并為人類的整個知識大廈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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