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uitem id="8zeqy"><object id="8zeqy"><wbr id="8zeqy"></wbr></object></menuitem>
<li id="8zeqy"><ins id="8zeqy"></ins></li>
<li id="8zeqy"><ins id="8zeqy"></ins></li>
<li id="8zeqy"><s id="8zeqy"></s></li>
<li id="8zeqy"><s id="8zeqy"></s></li><sup id="8zeqy"><menu id="8zeqy"><small id="8zeqy"></small></menu></sup>
  • 歡迎光臨第一論文網,權威的論文發表,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您的位置: 第一論文網 -> 政治教學論文 -> 文章內容

    國際關系理論正在走向終結嗎?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8年08月10日 11:07:49

      長期以來,“大辯論”一直被視為國際關系學科的主流敘事方式。近年來以大理論或范式為主體的“大辯論”卻逐漸偃旗息鼓,多年來沒有出現堪與三大主流范式相比肩的理論范式,因此,“國際關系理論終結論”開始流行起來。然而,當前國際關系正在發生的實用主義轉向使我們有理由對“國際關系理論終結論”表示懷疑。當前國際關系發生的實用主義轉向,在理論形態層面表現為國際關系中“另類理論”的逐漸增加,在方法論層面表現為多元主義和折中主義的興起。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緩和了“大辯論”傳統所造成的單一理論霸權和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一個成熟的國際關系學科,恰恰就是其展現出來的現實關懷意識的增強和理論包容性的增加。國際關系中“另類理論”的增加,表現出國際關系理論的現實關懷意識在增強;國際關系理論“多元主義”和“折中主義”的發展趨勢,展現出的正是其理論包容性的增加,而且也有可能借此推動國際關系理論進一步的創新。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辯論”結束之后,我們面臨的不僅不是國際關系理論的終結,而有可能是國際關系理論正在日漸走向成熟的現實。


      關鍵詞:國際關系理論;終結;實用主義轉向;大辯論;多元主義;


      作者簡介:胡令遠,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433;


      一、問題的提出


      2012年4月,在美國國際關系協會(InternationalStudiesAssociation)的年會上,著名的《歐洲國際關系雜志》(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策劃并推出了一個討論專題——“國際關系理論的終結”(TheEnd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在對該主題的介紹中,有這樣的一段話:“從1979年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一書出版以來,國際關系經歷了一個理論視角不斷擴展的過程,也就是人們經常所指的范式的爭論。圍繞著一系列問題,這些理論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些爭論擴展了學科的研究焦點,塑造了新的理論視角。然而,今天大理論和理論之間的論戰在國際關系雜志上已經不再常見”。1從此,“國際關系理論終結論”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


      2013年9月,《歐洲國際關系雜志》推出了一組以“國際關系理論的終結”為主題的特刊,其中收錄的很多文章的作者都是參與2012年ISA主題為“國際關系理論終結”討論的作者,這組特刊對當前國際關系理論發展與國際關系學科的現狀及其前景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本期特刊的第一篇文章是由三位編者蒂姆·鄧恩(TimDunne)、麗娜·漢森(LeneHansen)、科林·懷特(ColinWight)聯合撰寫的主題文章,題為《國際關系理論終結了嗎?》(Theend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三人長期作為《歐洲國際關系雜志》的編委,對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現狀自然有著較一般人更為清醒的認識。三位編者在對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長期過程進行回顧后,尤其是對《歐洲國際關系雜志》從2008年到2013年所刊文章加以梳理之后,認為國際關系理論正在從范式的爭論(paradigmwar)過渡到理論和平共處(theoreticalpeace)的階段。有兩個趨勢可以用來支撐這一觀點。首先,他們發現,理論之間跨范式的爭論越來越少;其次,單純的理論建構和論述理論發展的文章也越來越少了。2從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問世以來,當時引起的范式之爭,如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實證主義與后實證主義等,曾對國際關系理論和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現在我們看到的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現狀是各種“主義”和學派之間的辯論越來越少,而理論驗證(theorytesting)類的文章卻越來越多。3


      這期特刊推出后立即在國際關系學科內引起了不少討論,令原本沉寂多年的國際關系理論開始進行自我反思,反思該學科在過去一個世紀的發展及國際關系學科未來的發展前途和命運。伊娜納·海米蒂·阿塔亞(InannaHamati-Ataya)針對這期特刊的評論認為,這“不僅是對國際關系理論現狀和未來發展進行集體反思的一個機會,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途徑來重新思考理論以及理論與現實的關系。”4關于這期含有如《大理論的貧困》(Thepovertyofgrandtheory)、《后范式時代的國際關系理論》(Internationaltheoryinapost-paradigmaticera)等眾多文章的特刊,最重要的意義并不在于具體的理論陳述,也不在于其最后的論證結果,即國際關系理論是否正在走向終結,而在于其提出了國際關系理論正在走向終結這樣一個富有豐富內涵和令人深思的理論話題。


      回到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現實,自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關系理論的確再也沒有出現具有“革命”意義的新理論范式,催生國際關系新理論與新范式的“大辯論”正在偃旗息鼓,這是否意味著國際關系理論正在走向終結?如果國際關系理論正在走向終結,失去理論支撐的國際關系研究的生命力是否就此消亡?


      二、“大辯論”作為國際關系學科史的敘事方式


      國際關系從一戰后在英國作為一門學科開始產生到現在,已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在此發展過程中,國際關系在借鑒與吸收歷史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思想精華的過程中,已經成為一門顯學。其中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思想理論的形成與變遷,而這些思想傳統的形成與大辯論是分不開的。可以說,大辯論是國際關系學科自身存在與理論發展的一個核心,也構成了國際關系學科的一個重要敘事傳統。1“根據大大小小的辯論來講述國際關系學的故事已經成為了一種慣例,國際關系學比其他大多數學科更徹底地運用戰斗意象來組織國際關系學的自我認知。”2


      大辯論對國際關系學科的成長具有特殊意義。“在國際關系學科歷史發展進程中,‘大辯論’(greatdebate)不僅是學科發展歷史進程中的事實,也是學科歷史敘述和建構的方式”。3可以說,國際關系理論本身就是大辯論的產物,之后的大辯論又進一步碰撞出國際關系新思想、新理論和新方法,促進了該學科的發展和壯大。現實主義在與理想主義的辯論中成長起來,科學行為主義與傳統主義的辯論帶來了國際關系學科方法論的多元化,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辯論也催生了更為精細化的研究議題,建構主義在與理性主義的辯論中漸露鋒芒,并成為當前國際關系理論中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并列的三大支柱性理論。


      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上的五次大辯論1基本上貫穿了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整個歷程。可以看出,正是因為大辯論的存在,范式間的爭論激活了思想,使得國際關系學科在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歷程中出現了眾多思想流派,豐富了國際關系的思想寶藏。然而,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關系學科新的大理論卻絲毫沒有蹤跡,國際關系的理論資源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參與大辯論的三大范式,而范式間的辯論也偃旗息鼓了。“近年來,雖然西方國際關系知識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但是知識增長方式切合波普爾的漸進積累模式,即單純的數量增長,而不是托馬斯·庫恩的激進革命模式,沒有出現理論質變(質的飛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范式演進已經停滯了,現在很難在范式上取得重大突破。而理論創新的進展也明顯減慢,在最近的十年里,沒有出現過有影響力的理論或學派,出現了普遍的理論創新疲憊。”2


      三、“大辯論”的缺陷與正在走向沉寂的大辯論傳統


      “國際關系領域有著大辯論的深遠傳統,但現在,大理論和競爭性大理論之間的爭論與交鋒看起來正在減弱”。3長期以來,大辯論是國際關系的主流敘事方式,也是產生大理論和新范式的重要渠道。但現在,大辯論正在走向沉寂,范式間的爭論也缺乏新的動力,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步伐正在明顯衰退。


      曾作為催生國際關系大理論的重要誘因之一的大辯論為什么走向沉寂?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雖然大辯論曾經對國際關系眾多理論的產生和發展都起到過重要的催化作用,但同樣應該看到,大辯論也有著明顯的缺陷。


      首先,大辯論的一個重大缺陷在于作為辯論雙方的主體必須是大理論,即所謂“大理論才能產生大辯論”,因此大理論必須依靠簡化假設,盡可能地從現實中抽離和概括出最抽象和宏觀的理論,以便得到最精簡和科學化的理論,這便造成了理論與現實的隔離,因此它遠不能反映現實,而是對現實的部分歪曲和簡化。正如肯尼思·沃爾茲將現實主義科學化后,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雖然得到高度的精簡,但我們不應忘記,該理論的成立基于其最初一系列假設,即國家是國際社會中唯一的自主且理性的行為體,這就使國內政治過程這個“黑箱”被徹底掩蓋了。之后在此基礎上興起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力圖重構現實主義的理論前提。國際關系本應是離現實最近的學科,因為其研究對象是國際社會活生生的事實。然而這種從理論到理論的大辯論卻使國際關系理論長期處于與世隔絕的象牙塔中。我們時常會發現,當我們絞盡腦汁創造出一個精致美妙的理論之后,現實的發展會馬上給該理論以致命的一擊,這真是一種辛辣的諷刺。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冷戰結束這一國際關系的重大事件,然而當時所有的國際關系理論都未曾預測到這一結果。1


      其次,大辯論的學科史敘事傳統進一步強化了國際關系理論是一門“美國的社會科學”這一固有印象。從近一個世紀的國際關系學科發展史歷程可以看出,其大部分理論由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學者提出。雖然這些理論本身大多都是在汲取了歐洲大陸和英國的思想資源之后進行的理論創新,但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它們都是在被美國學者重新提出并在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學科內產生一定的影響之后,才開始成為具有重大學術影響力的理論。直到第四次、第五次大辯論之前,歐洲的國際關系理論也并未反映在大辯論之中;即便已到第四次、第五次大辯論之時,歐洲風格的國際關系理論也并沒有在其中產生巨大的影響,更遑論西方之外的世界其它地區的國際關系思想。因此,可以說“大辯論”最為典型地反映了國際關系理論是一門“美國的社會科學”,因為正是大辯論的理論傳統掩蓋了國際關系思想多元化的現實。這種“美國風格”的社會科學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國際關系理論的思想資源相對貧瘠,使國際關系失去了進行理論創新的思想源泉和土壤。


      最后,由于大辯論過分地強調論爭,而忽略了理論融合和理論之間相互借鑒的可能性。“大辯論所造就的‘學術論爭’意象對于學科內的分裂和尖酸的學術對立的過度強化抑制了研究者之間的學術對話,破壞了學術沖突的和平解決,因為辯論者似乎都想以一種勝利者的姿態最后獨自站立在學術舞臺接受謝幕掌聲,造成一種學術派別之間的割據分立,創立了一些很少參與學術對話的孤立的小集團……阻礙著學術共同體的培育和發展。”1而理論的發展史告訴我們,正是對話和交流,以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相互借鑒和融合,是理論創新和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


      正是由于大辯論的一些固有缺陷,隨著大辯論的沉寂,作為大辯論產物的國際關系大理論也正在從國際關系學科隱退,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今天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缺乏,具有范式革命意義的理論在近十多年來不見蹤影。那么,向來以大辯論和大理論作為歷史敘事方式的國際關系是否就會從此失去方向,并走向終結?


      四、國際關系的實用主義轉向:“另類理論”的興起


      近年來,由于大辯論的缺陷逐漸顯現,大辯論的傳統正在走向沉寂,所以有越來越多的聲音正在質疑國際關系理論是否正在走向終結。然而,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謹慎的樂觀,因為我們在大辯論式微之后逐漸發現了一個長期被大辯論所掩蓋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國際關系中“另類理論”的興起。這些理論的興起代表了國際關系理論的實用主義轉向,是國際關系本質的回歸,正在遠離與現實隔離的大辯論傳統。


      (一)理論驗證類的文章正在逐漸增多


      國際關系的實用主義轉向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理論驗證類的文章近年來呈現出逐漸增多的趨勢。蒂姆·鄧恩,莉娜·漢森,科林·懷特等學者對《歐洲國際關系雜志》自2008年至2013年發表的文章進行梳理后發現,單純的理論發展和理論創新類文章已經很少了,但另一種理論文章,即理論測試類或理論驗證類文章卻很多。2這一結論與布魯寧(MarijkeBreuning)等人于2005年進行調查的結論相一致。布魯寧等人對1995—2004年國際關系學科領域內的三本最頂尖的期刊,即《國際研究季刊》、《國際組織》和《世界政治》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國際關系理論(IRtheory)”主題類文章在三大期刊中所占的比例分別為6.9%、9.0%和2.7%,就總體而言,平均比例僅為6.7%,而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國際組織、政策分析類主題的文章則分別占30.4%、13.9%和11.5%,遠遠超過純國際關系理論類文章的數量。1理論驗證類文章同單純的理論創造類文章相比,理論性方面顯然要稍遜一籌,但此類文章表現出將理論與現實相結合的努力,不再將理論封閉于象牙塔中來孤芳自賞,讓現實判斷一個理論究竟好壞如何。


      (二)中觀和微觀理論開始顯露優勢


      國際關系領域內中觀和微觀理論的不斷增加也是國際關系實用主義轉向的一項重要努力。由國際關系學科以往長時期內一直被作為大辯論主體的大理論所主導,以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為代表的理論范式被公認是國際關系理論迄今所產生的最為重要的三大理論。作為“大辯論”主體的宏觀大理論在引領學科發展,塑造學科研究領域,開拓學術視野和研究方向、激發新的研究興趣方面自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學科發展伊始,此類大理論對于學科成長有著重要的意義。然而,隨著學科的發展和逐漸成熟,大理論的弊病也逐漸顯露,最典型的表現為:其假設往往以對現實的高度抽象和過度簡化為基礎,從而勢必在某種程度上造成理論與現實的高度隔離。過去多年前,雖然中觀和微觀理論始終存在,但相對于大理論一直未能顯示出自己的優勢。然而近年來,全球治理理論、聯盟與威脅理論、軟制衡理論、國際規范的傳播與演化研究等中觀和微觀理論開始不斷發力并逐漸顯露其優勢,這些理論命題十分具有現實意義,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并逐漸成為新理論的增長點。理論不再是粗線條的宏觀理論和大理論,而是朝著更加精細化的方向發展。


      (三)國際關系各種地方性學派或理論的崛起


      美國國際關系學者斯坦利·霍夫曼曾經指出:“國際關系理論是一門美國的社會科學”。2因此,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內,國際關系理論的大辯論都是圍繞著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展開的論爭,而美國之外的該學科理論很大程度上被人忽略和遺忘了。事實上,盡管有人主張國際關系理論是普適性的,但作為社會科學,國際關系不可能擺脫其地方性特征。1英國學派曾經對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和進步做出重要的貢獻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事實上,隨著美國的相對衰落,美國在國際關系理論學科內的地位也在逐漸發生動搖。自20世紀末到新世紀以來,國際關系理論學科的多樣性和多元化正在變得日益明顯。2除了英國學派,哥本哈根學派、法國學派、3中國學派現在也都表現出很強的理論自覺性。4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曾經對亞洲國際關系研究的地方性學派做出評論,認為“北京學派已經蔚然成風氣,京都學派已有豐富思想基礎,德里學派還缺乏學派意識,悉尼學派的建立尚難樂觀,首爾學派依附于美歐的理論,東盟學派言之過早,臺北學派還缺少自身的理論思想”5。最近,中國提出新型大國關系的概念,雖然其理論性稍嫌不足,但卻是對美國式大國崛起與霸權興衰理論的一個重要補充,因為“從世界觀上,新型大國關系超越了西方無政府狀態的假定,倡導關系主義與和諧世界理念;從方法論上,新型大國關系理論超越了西方二元對立式思維,倡導合作共贏理念。”6


      (四)問題導向型理論研究開始日益增加


      國際關系實用主義轉向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問題導向型理論研究日益增加。傳統大辯論時代的研究大多遵從從理論到理論的思路,從設定概念、提出假設,進行推理論證,直至最后設計出一個精妙復雜的理論模型,但該模型往往與現實相去甚遠。以現實主義為例,它將國家假定為唯一的理性行為體,然而目前看來,這一初始假定本身是違背事實的,國家不是國際社會中的唯一行為體,更不是一個理性行為體。事實上,國家經常作出非理性的決策,否則便無法解釋戰爭的存在。但當今越來越多的國際關系研究正在回歸從問題到理論的思路,問題導向型理論研究越來越多。如賀凱與馮惠云的《為什么亞洲沒有北約》即從現實出發,考察了為何亞洲未曾出現一個類似于歐洲的集體安全組織;1許田波的《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也遵循同樣的思路,首先發現問題,即為什么春秋戰國和近代早期歐洲,一個走向了大一統,一個卻始終處于不斷的戰爭和分裂狀態。作者針對這一問題開始思考和尋找答案,最終提出了自己的理論。2


      國際關系學科內“另類理論”的興起標志著該學科正在出現的實用主義轉向,這至少使我們可以樂觀地認為,國際關系理論并沒有走向終結。


      五、多元主義與折中主義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新趨勢


      由“大辯論”構成和推動的國際關系理論創新長期貫穿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主線,然而“大辯論”本身也有其明顯的缺陷。正如奧利·維夫對之所作評論:“范式之間不可能有真正的、正常的辯論。它們不能相互進行理論驗證測試,因為這些理論本身有其各自不同的理論話語體系”3。事實上,在此后的兩次大辯論中,因為范式之間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尤為顯著,這些理論基本上更多地是各說各話,并沒有產生真正的交鋒。因此,國際關系理論后期的發展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停滯。為此,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就有必要跳出大辯論的學術傳統,跨越范式間的藩籬,以問題為導向,溝通不同的理論范式,架起不同范式之間的對話橋梁,并以此推動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國際關系學科“大辯論”的沉寂與“另類理論”的興起,標志著國際關系學正在發生的實用主義轉向。國際關系學發生的這一轉向必然也會在研究方法上有所體現,即為了真正地解決現實問題,必須對研究方法進行適當的變革。因為此類問題往往非常復雜,采用單一的理論視角可能永遠無法真正地解決,這就是過去由大辯論所產生的大理論所永遠無法回避的問題。因為大辯論的主導邏輯是理論的一元化,在大辯論中勝出的理論總是力圖一統天下,所以,過去多年來的國際關系大理論總是面臨著很多其無法解釋的現實問題。然而,隨著大辯論的沉寂,多元化與分析折中主義的研究方法正在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新趨勢。


      過去多年來的國際關系“大辯論”所造成的一個重要后果就是國際關系學科已經熟悉了其由單一范式所主導的事實,“大辯論”后的勝利者成為一段時期內國際關系學的主流理論,盡管任何時期都存在著多元理論的事實。“范式間的爭論”的確有助于使某一研究傳統內的理論更為精致,也會增加新的經驗研究,這些都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探究經驗現象的能力。但是如果我們真正感興趣的是理論的進步,而它們的進步在更大范圍內為持不同認識論、本體論及方法論的學術共同體所共享,一種不同的研究視角便必須被加以考慮,以便充分顧及不同研究傳統的角色和局限性。1


      依照單一的范式進行研究的確有可能產生深刻的思想洞見,使理論在局部得以深化,然而卻失去了真正解決復雜的現實問題的效用。事實上,在過去多年來的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中,由于未能對多種研究范式進行互補性的融合,現在“越來越顯現出一種危險的傾向:一方面在基本理論假定上產生了無法彌合的分歧并就此展開反復不斷的學術論爭;另一方面則無視現實世界紛繁復雜的事態發展。”2這就是冷戰結束之際,國際關系理論當時所面臨的尷尬現實。事實上,這恰恰說明了由一個統一的研究綱領或者大理論所主導的國際關系理論的歷史事實上往往暗示著學科的不成熟。相反,一個成熟的國際關系學科應該可以容納多元理論和多元的研究方法,并在理論的溝通和對話中共同致力于理解現實問題。


      多元主義意味著給予國際關系眾多理論以平等的地位,相信每個理論自身都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又無法對所有的事實進行全面解釋,因此有必要對多元理論進行綜合。“從理論的意義來說,試圖對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進行‘綜合’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其根本問題在于:它們建立在不同基本假定的基礎上,要把它們的假定糅合在一起并形成邏輯上自洽的體系,同時又能夠推演出一系列有實際意義的經驗結論,這種挑戰無疑是巨大的。”3然而,美國科學哲學家勞丹就認為,復雜的知識生產方式可能造成不同研究范式之間出現重疊的假定和相似的實質性解釋,因此,不同的研究傳統和范式之間不僅可以共存,而且可以以某種方式進行再組合,從而在此基礎上產生新的更富有意義的解釋范式。


      分析折中主義就是當前致力于實現理論綜合的最新努力。按照希爾和卡贊斯坦的界定,分析折中主義具有三個明顯的標志性特征:研究問題具有反映現象復雜性的開放特征,而不以改進范式研究或填補范式研究空白為目的;構建的中觀因果理論包含來自不同范式的各種機制和邏輯之間復雜的互動內容;其研究成果和理論觀點,既切實聯系學術論爭,也密切關注現實難題。1這三個特征是從提出研究問題、建構因果理論及解決現實問題三個層次完整地概括了分析折中主義的思想傾向,也就是說分析折中主義的目的不在于追求宏大理論,而在于從現實問題出發,讓理論來適應現實和解釋現實,而不是發過來讓復雜的現實來適應簡化了的抽象理論,最后將理論應用于現實,來解決現實問題和政策難題。這正是分析折中主義最具魅力之處,也有可能因此推動國際關系理論的又一次創新。


      分析折中主義不僅致力于實現理論視角的多元化和綜合化,而且非常重視實踐智慧,將現實問題作為理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試圖扭轉國際關系學科多年來存在的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分析折中主義的這種實踐智慧恰恰是國際關系實用主義轉向在方法論上的一個重要表現,也代表了國際關系理論進行多元綜合的一次重要嘗試。事實上,國際關系理論通過多元綜合,不僅可以有效地彌補國際關系多年來長期存在的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鴻溝,而且也有可能是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一個重要途徑。


      結語


      國際關系從上世紀初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以來,一直以大辯論作為其學科史的主流敘事方式;在大辯論過程中形成的三大范式或曰大理論一直被視為國際關系理論的主流,也構成了該學科最為清晰和簡潔的發展脈絡。然而,由大辯論所主導的國際關系理論敘事方式自身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缺點:首先,大辯論的主體必須是大理論,而大理論的形成必須依靠盡可能地簡化假設,這便易于造成理論與現實的隔離,以至于理論缺乏現實關懷;另外,由于大辯論過分地強調論爭,而忽略了理論融合和理論間相互借鑒的可能性;最后,大辯論構成的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致使一些未參與論戰的理論容易被忽略,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正是由大辯論造就的大理論存在的一些固有的缺陷,使國際關系理論在冷戰結束這一國際關系現實發生重大轉折的情況下顯得束手無策。因此,在冷戰結束之后,國際關系理論的大辯論開始逐漸走向沉寂。


      在大辯論走向沉寂之后,國際關系多年來沒有出現堪與三大主流范式相比肩的大理論或理論范式,因此,一時間人們都在懷疑國際關系理論是否正在走向終結。然而,對此我們有理由保持適當的樂觀,因為,我們當前正目睹著國際關系學中“另類理論”的興起和該學科發生的實用主義轉向。當前,該學科發生的實用主義轉向,在理論形態層面表現為“另類理論”的興起,在方法論層面表現為多元主義和折中主義的出現。這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其學科中多年存在的“大辯論”傳統,也有效地縮小了這一傳統所造成的“單一理論霸權”和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國際關系理論并沒有走向終結,然而它是否意味著國際關系理論正日益走向成熟?


      以大理論為主體的大辯論雖然在國際關系學科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使國際關系學的思想開始豐富,然而,依靠大辯論也恰恰證實了這一學科的不成熟。因為一門成熟的國際關系學科,不僅僅意味著其在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歷程中,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和研究理論,更重要的是,國際關系學科在其發展過程中所展現出的現實關懷意識的增強和理論包容性的增加。國際關系理論當前發生的實用主義轉向,一方面是“另類理論”的興起——它們源于現實問題,后者渴望從理論中尋求答案,而不是在象牙塔里進行冥想。理論同時也具有很強的應用價值和政策價值,因此真正拉近了它與現實的距離,現實關懷意識增強;另一方面,國際關系理論“多元主義”和“折中主義”增強,承認每一種理論都有其價值和解釋的合理性,真正的問題在于如何將它們加以綜合,取長補短,以使之更具有解釋力,而非執迷于如何在論戰中勝過對手,從而表現出理論包容性的增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大辯論”結束后的國際關系理論不是國際關系理論的終結,而恰恰可能標志著國際關系理論正在走向成熟。如果國際關系能以此為契機,實現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塑,“大辯論”結束之后出現的不僅不是國際關系理論的終結,而是該學科理論的又一次重大發展。


    网赌一天赢一点现实吗
    <menuitem id="8zeqy"><object id="8zeqy"><wbr id="8zeqy"></wbr></object></menuitem>
    <li id="8zeqy"><ins id="8zeqy"></ins></li>
    <li id="8zeqy"><ins id="8zeqy"></ins></li>
    <li id="8zeqy"><s id="8zeqy"></s></li>
    <li id="8zeqy"><s id="8zeqy"></s></li><sup id="8zeqy"><menu id="8zeqy"><small id="8zeqy"></small></menu></sup>
  • <menuitem id="8zeqy"><object id="8zeqy"><wbr id="8zeqy"></wbr></object></menuitem>
    <li id="8zeqy"><ins id="8zeqy"></ins></li>
    <li id="8zeqy"><ins id="8zeqy"></ins></li>
    <li id="8zeqy"><s id="8zeqy"></s></li>
    <li id="8zeqy"><s id="8zeqy"></s></li><sup id="8zeqy"><menu id="8zeqy"><small id="8zeqy"></small></menu></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