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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關系研究的話語權之爭——兼論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學術自覺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8年08月10日 11:06:41

      摘要:二戰以后,美國一直掌握著國際關系研究的話語霸權,塑造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基本范式并從學理層面論證其霸權合法性。冷戰結束以后,出于理論發展的需要與國際政治現實的挑戰,國際關系研究逐漸呈現出多元化態勢,歐洲國際關系研究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議題、理論流派等方面與美國展開了積極的話語權競爭,成就了“歐洲視角”,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美國的話語霸權。近年來,隨著國際政治格局的調整與地緣政治重心的東移,國際關系研究的亞洲意識也逐漸覺醒,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自主性建設已初見成效,學術自覺與學術自信有所提升。但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在話語權建設上存在諸多不足,應進一步強化學科內涵建設,推動理論創新;尋找西方學術話語體系的突破口,挖掘新的研究支點;拓展話語平臺,為外交話語體系提供學術支撐。只有制定正確的話語權戰略并付諸實施,才能從根本上提升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競爭力。


      關鍵詞:國際關系研究;話語權;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學術自覺;


      作者簡介:陳小鼎,蘭州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


      早在1977年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就把國際關系學界定為一門美國的社會科學,深刻剖析了美國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話語主導權。(1)那么,時至今日國際關系研究是否仍然還是一門美國的社會科學?大體而言,美國依然掌握著國際關系研究的話語霸權,服務于美國的總體戰略安排,但其影響力正處于縮減之中,國際關系研究已經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區域與國別特色。當下,隨著國際學術分工的逐漸完善、國際關系研究的普及與發展、重大現實問題的不斷涌現以及新興大國的集體崛起,國際關系研究的話語權之爭已經開始浮出水面,影響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學術生態與發展趨勢。


      出于理論發展的需要與國際政治現實的挑戰,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質疑美國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話語霸權,提出了諸多深刻批評,并試圖結合本國或區域特色走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打破美國的壟斷地位。其中,國際關系研究的歐洲視角已經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可,推動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多元化進程。現如今,中國、日本、俄羅斯和印度等國的國際關系研究特色日益鮮明,國別特征日趨明顯,學術自主性得以彰顯,學術話語權競爭也開始浮出水面。國際關系研究的話語權之爭不僅停留于學術層面,也涉及現實利益的考量。作為崛起中國家,中國不僅受到美國的戰略遏制,同時也受到了美國話語霸權的壓制,崛起合法性遭到了削弱。國際關系研究話語權對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具有獨到而又十分重要的意義。沒有經過學術論證的國際話語,缺乏說服力,無法獲得有效認同,也就談不上話語權。國際關系研究中的話語權直接關系到中國在國際話語權競爭中的地位。


      基于完善國際關系研究的理論譜系,提升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話語權,本文將具體闡釋以下三個問題:(1)國際關系研究話語權之爭的表現、基本特征與趨勢;(2)美國的話語霸權如何得以構建,具有哪些基本啟示;(3)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話語權的不足與發展路徑。


      一國際關系研究中的話語權之爭


      “話語權”概念的提出深受法國后現代主義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Foucault)的影響。福柯指出,話語絕不僅僅是一種中性的表達工具,其背后體現的是一種權力關系,是權力決定了“由誰說”、“說什么”和“怎樣說”。圍繞話語權的爭奪已經成為當今國際政治的重要特征。諸如人權標準、恐怖主義界定、人道主義干預以及核武器擴散等方面幾乎無不首先表現為話語權之爭。與時代的深刻變化相比,與中國不斷上升的國際地位和豐富的實踐資源相比,中國國際話語權相對較弱,其中也包括國際關系研究。而國際關系研究話語權對一國的國際話語權具有重要影響,沒有經過學術論證的話語很難得到廣泛認可。在西方塑造的話語體系中,“文明沖突論”、“民主和平論”、“人道主義干涉論”等國際話語都具備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學理支撐,很難單純從政策層面予以有效批評。美國的話語霸權則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其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主導地位。


      國際話語權一旦確立,就能夠強化國家軟實力,增強在國際社會中的合法性,促進國家利益的實現。一國尤其是大國如果喪失了國際話語權或者國際話語權不足,將陷入極為被動的局面,要么失語,要么被扭曲,將嚴重影響國際形象的塑造,妨礙國家利益的實現。國際政治日益成為話語權政治。近年來,國際話語權成為國際關系中新的爭奪領域。與此同時,國際關系研究的話語權競爭也日趨激烈。國際關系研究的話語權之爭強調的是各類知識體系圍繞影響力展開的爭奪。具體到國際關系研究中,研究范式(誰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的確立及其影響構成了話語權競爭的基本內容。而學術話語權的構建絕非一蹴而就。任何成熟、有競爭力的社會科學都必須依托于豐富的歷史資源、深刻的哲學支撐與完善的學科化進程,國際關系研究也不例外。


      西方在國際關系研究的歷史資源方面可謂得天獨厚。現有以民族國家為基本構成單位的國際體系源起于1648年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奠定了民族國家的組織與互動模式。自此,民族國家間的互動成為歐洲歷史舞臺上最重要的內容。正是基于對民族國家及國家間關系的深刻思考,歐洲開創了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與康德等政治哲學傳統,成為了國際關系研究的思想源泉。這些政治哲學傳統深深扎根于歐洲的歷史進程,孕育出了無政府狀態、主權、永久和平等基礎概念,開辟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革命主義等理論陣營,推動了國際關系研究的持續發展。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與深厚的哲學底蘊又進一步推動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學科化進程。對兩次世界大戰的深刻反思推動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學科化進程。1919年威爾士大學設立了第一個國際關系教席,標志著國際關系學科的誕生。二戰之后,國際關系學科得到了深入發展。基于解釋國際政治的現實需要,國際關系學者構建了學科的基本概念與理論體系,奠定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學理基礎。同時,國際關系研究的學科建制也日趨完善,各類專業學會、研究機構、學術刊物與時事報刊不斷涌現。這些意味著國際關系學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簡言之,歐美主導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學科化進程,國際關系學深深打上了西方烙印。而作為歐洲文明的繼承發展者,美國更是推動了國際關系研究的進一步發展。二戰之后,美國崛起為超級大國,全面介入全球政治,基于國際戰略與國家利益的需要,國際關系研究蔚然成風,成效顯著。時至今日,美國依然主導著國際關系研究,在理論創新、方法導向與研究議題的設置上更是起著支配性作用。


      隨著國際政治的變遷,當前呈現出研究問題與研究話語權嚴重不對稱的局面。隨著地緣政治重心的東移與新興國家的崛起,派生了諸多西方理論難以有效解釋的重要問題,很可能成為理論創新的重要生長點,如中國的和平崛起。而由于西方尤其是美國學術話語的長期壟斷,這些問題很難得到西方主流學界的認可甚至往往被曲解;同時由于話語權的喪失,本土學界也無法自主地對本土問題做出有效的理論回應并形成本土知識體系。當下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研究無法對重大現實問題進行有效解釋。只有打破美國的話語霸權,才能推動理論競爭與創新,完善國際政治研究的知識譜系,對重大現實問題做出合理解釋。現如今,能夠對美國話語霸權構成挑戰的當屬歐洲國際關系研究。(1)與此同時,國際關系研究的亞洲意識尤其是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也開始萌發,并具有可觀的發展潛力,將成為話語權競爭的重要參與者。(2)


      國際關系研究源自歐洲,發展于歐洲,但隨著國際權力中心的遷移,二戰之后美國取代歐洲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的中心。但無論如何,作為國際關系研究的發源地與實驗室,隨著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深入,歐洲國際關系研究不斷迸發出新的活力,自成一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美國的話語霸權,具體表現如下:


      第一,研究取向的背離。研究取向指涉的是價值取舍問題。在具體研究中,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是判斷該研究是否科學的重要依據。而在研究的頂層設計中,包括經濟學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都涉及價值判斷,這往往體現為學科的基本假定,例如經濟學的理性人假定。研究取向能夠對研究視角、研究進程與研究結論產生重要影響。國際關系研究也概莫能外。其中,對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的不同解讀反映了歐美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不同取向。歐洲學者立足對歐洲民族國家歷史的深刻反思以及歐洲一體化進程,大都認為國際關系中雖然不存在中央權威,但無政府并不意味著無序,社會性因素在維護國際秩序穩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美國學者則多數認為,無政府狀態造就了國際沖突,權力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手段。于是,基于歐洲一體化的深入發展,歐洲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國際體系是動態演進的,已經逐漸開始從權力政治轉向制度合作,倡導全球治理;(1)而立足于霸權護持的戰略考慮,美國學界的大部分學者則傾向于認為國際政治的實質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權力政治依舊是國際政治的基本事實。(2)正是由于對國際關系所處階段的不同認識導致了歐美在研究取向上的背離,進而導致了研究議題的分化與理論流派的競爭。


      第二,研究方法的差異。在美國國際關系研究中,實證主義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尤其注重量化分析。美國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話語霸權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對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倡導與推廣。非實證研究很難獲得美國主流學界的認可,影響力有限。而歐洲國際關系學界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反抗社會科學中的行為主義思潮,對國際關系研究的科學化持保留甚至反對的態度。(3)歐洲學者并不認同強調主客分離、探求規律的實證解釋型研究,他們認為國際關系研究的實質是一門人文學科,無法加以科學量化。因此,在方法的選擇上歐洲國際關系學界主張通過規范方法與歷史方法來闡釋國際關系的內在進程。歐洲的人文研究及其豐碩的研究成果為國際關系研究開辟了新的方法之路,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美國實證主義研究一家獨大的態勢。


      第三,研究議題的分化。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及方法選擇的差異導致了研究議題的分化。美國是現有國際體系最大的受益者,霸權護持是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其國際關系研究的焦點。美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基點仍然是“威斯特伐利亞主權體系”,堅持國家中心主義。其中,權力政治是美國研究的核心議題,包括霸權穩定論、權力轉移論、民主和平論、人道主義干涉論等。而歐洲基于對自身民族國家歷史的深刻反思,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逐漸開始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彰顯了國際關系的進化,為國際關系研究注入了全新的理念。歐盟現象已經開始對現有美國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主權觀、權力觀、體系觀等提出了挑戰,體現了國際關系的制度化趨勢。當下,歐洲國際關系研究的核心議題是國際制度(國際規范),包括制度合作、區域一體化、安全共同體、民主聯盟、國際組織等。歐美在研究議題上形成了鮮明對比:前者體現了國際關系的變遷性;后者反映了國際關系的延續性。研究議題的分化體現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多元性,打破了美國在研究議題設置上的主導權。


      第四,理論流派的競爭。歐美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與研究議題上的分歧,最終都整合為理論流派之間的競爭。英國學派、法國的國際關系社會學派與哥本哈根學派是歐洲國際關系研究最重要的理論流派。這三大學派各有側重,但都集中體現了歐洲國際關系研究的基本特色,重視歷史、政治哲學、文化理念以及社會性因素的作用,抵制實證主義方法的濫觴。其中,英國學派以“國際社會”為研究基點,核心問題明確、理論體系健全,特色鮮明,成為美國國際關系研究之外最成熟的理論流派。而由雷蒙·阿隆開創的國際關系社會學派則根植于歷史哲學與政治哲學,以價值觀為依據,區分同質體系與異質體系,闡釋國家對外行為的基本準則與行為模式。(1)近年來,北歐的和平研究與安全研究異軍突起,成效顯著,得到了國際學界的認可。其中,哥本哈根學派在綜合借鑒各類理論的基礎上,開創了國際安全研究的新視角,提出了安全復合體理論與非安全化理論,在理論上闡明了地區安全的動因,關注歐洲安全結構的變遷,對歐洲一體化的未來充滿信心。(2)歐洲這三大理論流派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等美國學派展開了學術話語權之爭。


      簡言之,歐洲視角的興起健全了國際關系研究的知識譜系,推動了理論創新,創造了富有競爭力與發展潛力的理論流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美國國際關系研究的話語霸權。而隨著亞洲國家的集體崛起,國際政治地緣政治重心的東移,國際關系研究的亞洲意識開始覺醒,深刻認識到當前基于西方歷史進程的國際關系研究不足以解釋亞洲的國際關系,必須樹立高度自覺的主體意識,將亞洲理念融入國際關系研究當中。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取得了長足發展,學術自覺意識顯著提升,研究活力得以初步彰顯。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際關系研究要在與美歐等西方國際關系研究的競爭中獲取話語權仍然存在諸多困難。


      學術話語權的獲取需要苦心經營。實力的增長并不必然帶來話語權的提升。瑞士、挪威都不是大國,但它們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話語權卻遠勝于一般的大國。美國國際關系研究的話語主導地位也并不是天然賦予,更非一蹴而就,而是深刻把握了話語權的構建機制并予以充分落實。因此,要打破美國的話語霸權,首先要做的就是剖析它的構建歷程并總結其經驗、啟示。


      二美國話語霸權的構建及其啟示


      作為一門與現實聯系緊密的社會科學,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美國的話語主導權與其在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存在必然聯系。美國戰后超強的實力地位使得美國有意愿也有能力推動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主導國際關系的學術進程。美國關注的問題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的核心議題,國際關系理論的構建則服務于美國的戰略需求,美國霸權為美國國際關系學術話語權提供了根本支撐。也正是基于這一觀點,本文認為國際政治地緣重心的東移和新興大國的崛起將削弱美國國際關系話語權,推動國際關系研究的多元化。


      然而,國家的實力地位并不是決定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話語權的惟一因素。英國也曾長期掌握世界霸權,卻并未形成系統的國際關系理論。美國的實力固然是其話語主導權的重要基礎,但話語即權力,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話語權的獲取也需要系統規劃、統籌兼顧。大體而言,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話語權的構建機制可以概括為:話語主體→話語內容→話語平臺→話語認可度→話語權。高度自覺的話語主體、高質量的話語內容和高效的話語平臺是美國國際關系學術話語權的核心要素。更為重要的是,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的實力地位都是中國所難以企及的,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話語權的構建必須依靠高度的學術自覺加以規劃和經營。因此,從話語主體、話語內容和話語平臺三個方面深刻剖析美國話語霸權的構建路徑,對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話語權的提升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高度自覺的話語主體


      美國形成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學術共同體,同行間實現了密集、高效的學術交流,相互砥礪,圍繞美國的核心戰略需求,推動理論創新。他們對理論研究有著高度自覺的主體意識,知道該做什么,怎么做。具體而言,美國國際關系學界具有如下的鮮明特征:


      其一,實證主義精神。霍夫曼認為,美國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首先得益于美國學者對實證研究的堅定信念。他們深信,所有的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解決之道便是科學方法的應用。而所謂科學方法,即價值中立的,并將假設的提出及其檢驗與經驗調查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這一信念的驅動下,美國學者致力于將國際關系建設成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他們界定了國際關系學科的研究領域,明確了學科的核心概念和基本邏輯,建立了國際關系學科的基本研究范式。以經濟學為榜樣,他們注重構建簡約而有力的理論,對國際關系領域中的規律性現象做出科學解釋,努力推動國際關系學科向“硬科學”發展。可以說,正是由于美國學者的努力,國際關系學科才有了學科自覺,研究者才能夠在一套相對統一的話語體系下開展工作并進行交流,國際關系學術共同體才得以形成,美國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話語霸權也由此奠基。


      其二,學界與政界聯系緊密。美國國際關系學界與政界的互動由來已久,威爾遜總統便是早期的代表人物。二戰結束后,美國實力地位空前提升,隨之而來的則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如何使用自己的權力應對種種世界性問題,如何應對蘇聯的威脅,如何處理核時代的危機……這一系列難題使得美國政界不得不求教于學界。與之相對應,美國學者在追求國際關系理論的“真理性”和“普適性”的同時也并不否認“經世致用”的意義,積極為美國對外關系實踐建言獻策,并樂于在現實中證明自己理論的有效性。這樣一來,知識的交換逐漸轉變為一種職業的方式。(1)學者和政府官員之間的身份轉換自然且常見,并形成所謂的“基辛格癥候”(theKissingerSyndrome):一個國際政治學者的權力背景(或者說與權力的聯系渠道)越明顯越有力,其思想和學說的影響越大,在學術界和政界的地位也越高。(2)在學界與政界的互動過程中,美國涌現了一批具有豐富對外實踐經驗的國際關系學者,如喬治·凱南(GeorgeFrostKennan)、亨利·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ZbigniewKazimierzBrzezinski)和約瑟夫·奈(JosephS.Nye,Jr.)等,他們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以美國的戰略需求為導向,推動了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正因如此,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不可避免地帶有了強烈的“美國中心”色彩,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話語主導權。


      其三,人才聚集。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國際關系學界聚集了一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學者。除了著名的德裔學者漢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外,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阿諾德·沃爾弗斯(ArnoldWolfers)、喬治·李斯卡(GeorgeLiska)、約翰·赫茲(JohnHerz)、卡爾·多伊奇(KarlDeutsch)等諸多國際關系理論大家都非美國本土學者。由于哲學思維和個人經歷的不同,移民學者不僅帶來了新的知識,更為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觀念和視角,大大促進了國際關系學科的進步。例如,二戰期間,摩根索等許多歐陸學者受法西斯迫害移民美國,他們對現實政治殘酷性有著深刻的理解。在他們的推動下,二戰后,以“權力政治”為核心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在美國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主導地位得以確立,塑造了國際關系學科的基本面貌。各國國際關系領域的精英學者在美國的集聚,是美國國際關系研究領域話語霸權的又一重要基礎。


      (二)高質量的話語內容


      高度自覺的話語主體為美國話語霸權的建立提供了堅實基礎,但“根深”還需“葉茂”,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話語霸權的確立,關鍵在于其高質量的話語內容。圍繞著國家間沖突與合作(或者說戰爭與和平)這一核心問題,以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理想主義與古典現實主義對國際關系“應然”和“實然”的經典論述為起點,從結構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權力與制度之爭”再到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制度與文化之爭”,(1)美國學者建立了一個嚴密且豐富的理論體系,各學派紛紛提出自己的假設與解釋路徑,并在互相爭鳴和融合中刺激理論的進步和創新,理論解釋力不斷提升,深刻地揭示了國際關系的本質與發展規律。


      在推動理論發展的同時,美國學者還實現了國際關系研究方法的科學化與規范化。自20世紀60年代行為主義在與傳統主義的爭論中勝出后,美國主流國際關系學者便致力于通過構建一套完整、系統的科學方法來改變國際關系研究庸俗化和泛化的狀況,使國際關系成為一門嚴謹、規范的社會科學。這一努力在1979年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N.Waltz)的《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達到了頂峰。華爾茲對理論的評價標準、理論的構建方法以及理論的檢驗程序進行了完整論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結構現實主義這一簡約有力的國際政治體系理論,成功設置了一種新的、得到廣泛認可的理論標準,提升了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整體水平。總之,多元的視角、強大的解釋力和科學的方法成就了美國國際關系研究的主導性地位。美國國際關系學界的四次爭論成為國際關系學科史的標準講述方式,結構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三足鼎立”幾乎等同于國際關系理論的全貌,實證主義研究方法居于主導地位,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都打上了美國的烙印。


      然而,美國對國際關系研究話語內容的影響還不止于此。二戰后,國際關系學科在美國的勃興與其國際戰略和國家利益的需求是分不開的,無論三大體系理論還是各種中層理論的構建和演進,無不考慮到美國的戰略需要。二戰后,美國獲取了前所未有的霸權地位,但面臨蘇聯的威脅,以權力政治為核心的古典現實主義因而占據主導;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霸權面臨諸多挑戰,國際關系研究轉而關注霸權興衰,現實主義者提出霸權穩定論,認為霸權衰落必然導致霸權體系的瓦解,羅伯特·基歐漢(RobertO.Keohane)則強調國際制度在維護霸權體系中的作用,自由制度主義由此興起;冷戰結束后,文明沖突論、“軟權力”理論以及“中國威脅論”的出現則體現了美國學者對單極體系中美國霸權的護持以及美國的行為方式和戰略選擇的思索。簡言之,美國不僅支配著國際關系研究的理論創新方向和研究方法導向,還主導了研究議題的選擇。


      (三)高效的話語平臺


      話語平臺是話語的傳播渠道,是話語權的載體。美國幾乎在國際關系研究的所有主流話語平臺中都享有優勢甚至是壟斷性地位。憑借對話語平臺的掌控,美國一方面能夠使自己的話語內容得到高效傳播,一方面也得以限定研究路徑和議題選擇,塑造國際關系研究的基本范式。美國國際關系研究話語平臺的構建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美國擁有世界最大的國際關系學術團體。美國國際問題研究會(InternationalStudiesAssociation)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以建立一個全球性的國際關系學術團體為目標,并要求其他國家的國際問題學會向其提供年度報告。(1)實際上,從該學會的名稱也可以看出它與其他國別或地區性國際關系學術團體的定位差異。目前,美國國際問題研究會已經發展成一個代表世界80多個國家,擁有5800多名成員的頂尖國際關系學術團體。(2)此外,美國國際問題研究會還組織大量高水平學術會議,如美國國際問題研究會年會,每年都吸引來自50多個國家的研究者參會,且會議規模龐大,每屆討論小組可達800個以上,代表了國際關系研究頂尖水平,主導著學科的發展趨勢。


      其次,美國擁有世界一流的國際關系學術期刊。例如,《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Security)、《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國際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等一系列學界公認的權威性雜志是美國國際關系研究話語的核心平臺,為其話語霸權提供了關鍵支撐。眾所周知,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國際關系理論的兩次重大學理辯論(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論戰、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的論戰)都以《國際組織》為主要平臺。學術期刊對國際關系學科的整體面貌和發展方向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另一方面,通過對學術論文的甄選,學術期刊還成為國際關系主流研究路徑、議題選擇和研究方法的界定者,只有符合它們要求的研究才能進入主流視野,產生影響力。據統計,2007年《國際組織》和《國際研究季刊》上美國學者發表的論文分別占總數的83.2%和85.4%,歐洲學者則分別占6.4%和4%;在研究方法上,三種理性主義研究(形式化與非形式化的理性選擇研究以及定量研究)總共占《國際組織》的68.4%、《國際研究季刊》的73.2%。(1)這些數據充分展現了美國國際關系研究的話語主導權。


      最后,發達的教學研究機構。霍夫曼指出,與歐洲大陸不同,美國的高校較少受到傳統精英教育思維的束縛,靈活性和競爭性強,其多樣性保證了優良的專業研究水平。相對于歐洲國家,美國大學政治系設立較早,發展成熟。美國的大學始終是國際政治研究基地,美國的教學和研究過程實際上已融為一體;尤其在一流的美國大學,一個教授不僅要教書,而且必須要有相應的研究成果,否則很難在激烈的位置競爭中保留一席之地。(2)由于優秀學者的聚集,美國高校國際關系課程設置和教材建設十分完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充分接觸到國際關系各理論流派的思想觀點,在學術爭鳴中深化對國際關系研究的理解。因此,美國高校不但孕育了高質量的國際關系研究成果,更為美國和世界各國培養了大量的國際關系研究人才。當他們學成歸國后,自然就成為美國國際關系研究的擁護者和傳承者。他們的教學與研究活動同樣促進了美國國際關系研究范式在全世界的擴展和滲透。


      除高校外,美國還有眾多的社會研究機構,它們為美國國際關系研究的發展也做出了突出貢獻。基金會和智庫是其中最重要的兩類機構。美國的基金會數量龐大且資金雄厚,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獨特優勢開展公共外交,成為美國軟權力的組成部分,推廣美國價值理念;一方面通過課題和項目資助為國際關系研究提供支持。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及卡內基基金會等都設有對外交流和學術研究項目。尤其是在資助國外研究者時,基金會往往可以影響其研究的方向和內容,使國外研究者為美國的戰略目標服務,強化美國的話語主導權。智庫則是美國國際關系學界與政界互動的又一重要渠道。美國的主要智庫如布魯金斯學會(TheBrookingsInstitution)、蘭德公司(RANDCorporation)、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中,曾在政府任職的研究人員十分常見。布魯金斯學會的200多名研究員中有半數具有政府工作背景,該學會會長斯特羅布·塔爾博特(StrobeTalbott)曾任克林頓政府副國務卿;美國進步政策研究所進步中心總裁在為克林頓輔選成功后任白宮辦公廳主任。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與者,智庫實現了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與實踐的結合,許多重要理論都是通過智庫這一平臺來影響美國外交政策。(3)總之,基金會和智庫在美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國際化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國高度自覺的話語主體生產出了其他國家無法企及的高質量國際關系理論話語,從而使美國國際關系研究得到了學界高度認可;而高效的話語平臺則為美國的話語霸權提供了保障,美國高校的體制優勢保證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學術水平,基金會、智庫的支持為美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國際化提供渠道。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在世界一流的學術期刊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其他國家的研究人員只有接受美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基本范式才能在主流學術刊物和會議中發出自己的聲音,贏得學術聲譽。而他們所接受的理論以及研究議題也大多帶有濃重的“美國中心”色彩。毫不夸張地說,國際關系理論已經成為美國霸權的象征,成為美國為維護霸權地位而提供給世界的公共產品。美國的種種國際關系理論,無不體現美國霸權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合目的性訴求。(1)


      總而言之,利用話語霸權,美國決定并塑造了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基本范式。受其影響,國際關系研究成為美國實現國家利益和戰略目標的有力工具,以致理論研究視角愈發狹窄、研究問題愈發瑣碎,研究方法不斷集中于實證分析,嚴重妨礙了理論創新。(2)因此,打破美國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話語霸權,成為推動理論創新的重要前提。


      三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學術自覺


      現實需求是學術研究的最大推動力,國際關系研究尤其如此。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實踐和成功經驗,蘊涵著對人類文明的獨特貢獻,其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早已超出現有西方理論框架的解釋范圍。但由于西方話語的主導以及自身主體意識的薄弱,中國無法及時有效地將先進理念與實踐轉化為國際話語,往往削“中國之足”適“西方之履”。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大體也是如此,缺乏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原創理論,更多的是梳理與簡單套用西方理論,以致難以獲得國際主流學界的尊重和平等對話的地位。就終極意義而言,科學思維本質上是相通的,但不同的文化底蘊、歷史進程等往往會賦予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以不同特色,歐洲大陸哲學與英美分析哲學的分野就是例證。西方國際關系研究確實有可借鑒之處,但畢竟其問題與理論都來自異國,不接中國的“地氣”,也就無法合理解釋中國的理念與行為選擇。事實上,東亞地區秩序的歷史和現實問題對現有國際關系理論的一些重要假定和內容已經構成經驗上的反駁,很可能成為理論創新的增長點。(1)


      隨著學術自覺意識的強化,中國國際關系學界逐漸意識到推動民族文化傳統、外交實踐與國際關系研究對接的重要意義。近年來,如何提煉中國的核心問題,將中國理念融入國際關系研究,實現理論創新,提升學術話語權成為重要研究議題,尤其是關于“中國學派”的探討經久不衰。無論對“中國學派”持何種觀點,都意味著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主體性得以彰顯。話語主體的確立是實現話語權的第一步。這也意味著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已經進入了由理論評價到理論創造的過渡階段。那么,應當如何借鑒美國經驗,提升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學術話語權呢?


      話語資源本身無法等同于話語權,只有把國家實力、文化水平、價值理念與外交實踐等提煉、轉化為高質量的學術話語,才可能獲取學術話語權。立足美國話語霸權的構建進程,結合對外傳播學相關理論,話語權的構建機制可以概括為:話語主體→話語內容→話語平臺→話語認可度→話語權。話語主體強調的是學術研究的自主性。如果學術研究不具備自主性,也就沒有明確的問題意識與創造動力,只能拾人牙慧,亦步亦趨,更談不上參與話語權之爭。而話語主體只有創造出高質量的學術話語并通過適宜的話語平臺予以有效傳播、推廣,才可能獲得他者的認可,實現學術話語權。一旦學術話語權得以確立,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發揮指引導向、鑒定評判與行動支配等作用。(2)學術話語權能夠引導學術研究的方向,評判研究成果的優劣并對相關實踐產生影響。大體而言,學術話語權所發揮的作用基本接近于范式對學術研究的規范性影響。美國話語霸權得以確立的標志就是其研究成為了主流范式,對國際關系研究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學術自覺意識的提升必將推動中國學界參與國際學術話語權競爭的積極性。要在話語權競爭中贏得一席之地,就必須根據話語權構建機制,充分完善其中的具體環節,才能提升學術話語的競爭力與認可度。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可謂先天不足,要發揮后發優勢,就必須充分借鑒成功者的經驗。下面將根據話語權構建的具體環節評估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在話語權構建中的不足與存在的問題。


      第一,話語主體構建初見成效,內聚力有待提升。話語主體強調的是誰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研究問題的范疇。一般而言,社會科學研究都是基于某一特定時空范圍內的實踐經驗,再經由文化表象系統的意義建構而升華為問題意識,最終構建出具有普適性的理論體系。概言之,實踐是理論創新的源泉,在經驗的特殊性中尋求理論的普適性。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由于歷史進程、文化傳統與現實需求的差異,研究起點自然不同,因此研究者必須深刻認識到研究的自主性。二戰之后,美國國際關系學界把核心問題界定為美國如何主導國際體系。在核心問題的理論化進程中,美國國際關系學界形成了緊密的學術共同體,并與決策層關系密切,理論與實踐得到了緊密結合,創造了得到高度認可的話語體系。


      目前,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規模與質量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主體意識日益明確,中國視角得以彰顯。中國國際關系學界認識到打破美國話語霸權,塑造國際關系研究中國特色的必要性與緊迫性。近年來,簡單梳理與套用西方理論的學術成果已經很難在主流專業刊物上刊發。國際關系類碩士、博士學位論文也開始走出“三大主義范式”的束縛,源自中國的問題意識日益突顯。正如秦亞青所指出的,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已初步具備了學科自覺、學派自覺與學術自覺。(1)但就總體而言,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學術共同體建設相當滯后,嚴重影響了學術分工、學術交流與學術評價,從而無法有效整合力量推動學科建設與理論創新。當前,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全國高校國際政治研究會與清華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術共同體會議是中國國際關系研究最重要的學術行會,在研究主體的確立上發揮了重要影響,但三者對國際關系研究的引導、規范、整合作用仍有待提升,并且三者之間的協調配合也應盡早提上議事日程。


      第二,話語創新意識明顯提升,相關探索正在進行,但原創性理論匱乏。國際關系研究話語權競爭的核心在于話語質量,而話語質量又取決于理論創新水平,尤其是原創性理論的構建。美國的三大主義范式已經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的基礎與理論教學的基本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其話語霸權。近年來,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理論創新意識有所提升,并進行了相關嘗試。其中,有兩類探索值得關注:其一,古為今用,借助中國古代的文化思想、歷史進程等,構建新的理論脈絡,打破西方的“一言堂”,代表人物主要有閻學通、葉自成、趙汀陽等學者;(2)其二,洋為中用,借鑒西方理論,挖掘中國資源,構建原創性理論,與西方理論展開競爭,代表人物主要有秦亞青、唐世平等學者。(3)這些努力已初見成效,引領著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前行,但距離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原創性理論還要經歷很長一段路程。


      現階段,中國原創性理論構建存在兩大難題:(1)核心問題缺失。問題是理論研究的起點,要構建原創性理論就必須對核心問題的確立達成基本共識。雖然秦亞青提出了關于中國學派的核心問題,即中國如何和平融入國際社會。但自提出來之后,這一核心問題并沒有得到系統論證,取得廣泛共識,相關理論研究也沒有得到有效推進。因此,核心問題的缺失仍然制約著原創性理論的構建。(2)理論意識薄弱。只有對理論的性質、功能、結構、演進模式與評估標準有十分清晰的認識,研究者才可能構建、發展理論。當前,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缺乏社會科學方法論訓練,理論意識薄弱,無法系統地將中國的歷史進程與理念予以充分理論化,推動原創性理論的構建。縱觀歐美學派,其原創性理論無不以研究綱領的結構出現,因為任何宏觀理論在演進過程中都將遭遇各類反常的挑戰,要保障理論的長期發展,就必須設置強有力的保護帶,推動后續理論的發展,共同組成研究綱領。因此,沒有理論意識的提升,也就無法真正構建原創性理論。


      第三,話語平臺建設開始起步,但亟待拓展深化。沒有話語平臺的深化,就無法實現學術話語的高效傳播。在學術話語平臺建設上,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可謂相當滯后,話語載體建設嚴重不足,傳播渠道較窄,國際化水平較低。智庫、基金會等是現代學術話語體系最重要的兩類載體,對國際關系研究而言尤其如此。現階段,智庫與基金會的建設遠遠不能為中國在國際話語權博弈中提供足夠支持。而就傳播渠道而言,高校、學術期刊與專業教材最具影響力。當前,設置國際關系專業的高校數量已不少,但在學術傳播、高層次國際學術交流、留學生培養上的作為還存在有效參與不足、影響力低下等諸多問題。學術期刊則是學術話語的主陣地。當下除了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國際政治科學》)(1)在國外出版發行具有一定國際學術傳播能力之外,其余刊物大都只能在國內發揮影響。專業教材對學術話語權的塑造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中國國際關系研究教學中多數采用的是歐美教材,中國國際關系研究本土教材國際化方面亟待加強。總之,話語平臺建設的滯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學術競爭力。


      第四,受眾意識不強,話語認可度較低。學術話語權的落腳點是受眾的認可。因此,學術話語的構建、傳播都必須考慮到受眾能否、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要成就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特色,必須考慮國際關系研究的整體性與一般性,只有如此特色才能得到認可,產生學術話語權。現階段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存在一個誤區,即單方面地試圖將中國文化精華貢獻給全世界,而忽視了今天的世界、國家乃至人類的思想、概念、行為都已經過西方現代性的塑造。這就造成了中外、古今之間的斷裂,其他國家就很難認可國際關系研究的中國特色。以和諧世界為例,西方僅僅認可這一理念的目標,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并沒有對和諧世界的具體內涵、實施路徑與因果鏈條進行充分論證,也沒有考慮到這一理念與世界歷史進程的結合。西方國際關系研究之所以能夠獲取話語主導權,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西方主導了世界歷史的現代化進程,使得基于西方歷史經驗的國際關系理論在解釋非西方國際關系時也具有一定解釋力。納入中國資源是構建中國國際關系研究主體性的不二法門,但必須考慮到受眾的文化背景,合理轉化,從例外中尋找通則,才能提升學術話語的認可度。


      綜上所述,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話語權仍然相當薄弱,存在諸多不足,無法匹配文明古國、崛起大國的身份,也無法為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提升提供有力的學術支撐,影響到了中國國際合法性的建構。下面將結合上述話語權構建中存在的問題,對癥下藥,提出相應改進措施。


      其一,強化學科內涵建設,推動理論創新。現階段國際關系學科的內涵建設主要應包括三方面:(1)強化主體性,提煉核心問題,實現原創性理論突破。從中國自身的現實困惑出發,構建理論內核,逐步催生原創性理論,更好地向世界解釋中國,強化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學術競爭力。(2)立足方法論高度,推動理論創新。理論是被創造性地構建起來的,如果不能深刻理解理論的基本特征,沒有高度自覺的理論意識,研究者就無法找到構建理論的正確路徑。科學哲學因其對知識的高度濃縮以及內在的反思、批判精神而具有獨到的方法論優勢,有助于引導、啟迪、推動理論創新。(1)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應有鑒于此。(3)強化學科建制,培育共同體意識。學科建制包括學術隊伍、學位點、學術行會、學術評價機制以及人才培養方案等方面。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要長期健康發展,就必須完善學科建制,凝聚共識,樹立學術共同體的意識,才可能積聚力量,構建學術話語體系,形成研究特色。


      其二,尋找西方學術話語體系的突破口,挖掘新的研究支點。近期要替代西方話語體系并不現實,但在國際關系領域我們不能再借西方的話語體系向西方解釋、推廣中國。國際政治系統一直處于動態演化中,因循守舊無法從根本上理解系統的演變。(2)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到時空維度在理論創新中的重要作用。恰如恩格斯所言:“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國際關系研究也是如此,不同的國際關系理論來自并適用于國際關系的不同時期,而不同的國際關系時期實際上需要不同的國際關系理論,因而國際關系必須成為真正動態演化的科學。(1)國際關系目前正處于深刻的歷史轉型之中,各類新問題層出不窮,既突顯了現有理論有效供給的不足,同時也為理論創新提供了巨大空間。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應對西方主導的國際關系研究話語體系進行重新反思,根據中國在國際關系中新的時空定位,探索新的研究支點,解讀中國的世界觀、國際秩序與外交實踐,努力做到“中國立場、國際表達”。


      其三,拓展話語平臺,為外交話語體系提供學術支撐。國際關系研究的學術話語權直接關系到外交話語權的構建。以美國為例,霸權穩定論、民主和平論、權力轉移理論等理論命題無不為美國外交話語中的霸權護持、輸出民主、“中國威脅論”提供學術論證,從而提升其外交話語權。而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話語權的弱勢也造成了外交話語權的不足,無法合理回應國際社會的關切、質疑,影響了國家利益的實現。近年來,新型安全觀、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等外交話語已經開始發揮出積極作用,但在外部世界的接受度并不高,其概念內涵、適用范圍、實現路徑等都有待予以系統的學術論證。為外交話語提供學術支持既是中國國際關系研究服務國家重大現實需求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推動理論創新、提升學術話語權的重要切入點。學術話語權與外交話語權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國際關系學界應以構建中國外交話語體系為契機,拓展話語平臺,加強政府的引導、智庫的策劃、學界的論證與媒體的傳播,在推動外交話語創新的同時實現理論創新,為世界貢獻新的理念。


      總之,只有在理論上澄清對話語權的片面認識,明確學術話語權的內涵和本質,結合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驗,制定正確的話語權戰略并付諸實施,才能從根本上提升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話語權。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必須樹立高度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創造性地實現民族文化傳統、外交實踐與國際關系學科的對接,做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貢獻,打破美國的話語壟斷,完善國際關系理論的知識譜系,提升中國和平崛起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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