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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转向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8年08月10日 11:01:58

      如同国际关系实践无法回避历史因素的影响一样,国际关系研究不能忽视历史学传统的影响。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日趋多元化发展,迫切需要国际关系学者打破狭隘的学科界限,为当下备受争议的国际关系学(1)带来新气象。笔者认为,在这?#26234;?#20917;下,国际关系研究应推进“历史学转向?#20445;?#33719;得历史学相关理论、方法、手段的支持,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学科竞争力。


      一国际关系学者缘何重视历史研究


      历史有什么用?年鉴学派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MarcBloch)十分宠爱的幼子曾如是诘问他,令其哑口无言。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指历史学有什么功能或者历史研究有什么价值。若干年以后,布洛赫完成了《为历史学辩护》一书,竭尽所能地对历史学的作用进行最深刻的思考。(2)历史学对国际关系研究有何作用?这同样是国际关系学者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肯尼思·汤普森(KennethThompson)指出,“如同国务活动家一样,国际关系学者必须为汇聚了连续性和变革的潮流导航。历史提供了一张沿途设?#26032;?#26631;和警告标志的国际关系路线图。”(3)罗伯特·杰克逊(RobertJackson)和乔格·索伦森(GeorgSorensen)指出,“历史不但是研究国际关系的起点,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必不可少的指南和矫正。”(4)?#31995;?#23572;·麦耶斯(KendallMyers)指出,“国际关系理论要有用,就必须与历史和政治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我最?#19981;?#30340;两个成功运用了历史和国际政治的例子就是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与亨利·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5)时殷弘认为:“几乎所有真正高明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家都非常重视从历史教益、历史经验汲取营养,否则他大概不过是搞‘学问?#38469;酢?#30340;人。”(1)上述精彩论述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历史学传统对于国际关系学发展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历史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史料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依据。史料是史学的基础,论从史出。同样,国际关系史?#25103;治?#20063;是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史本身不会自动生成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作为经验性资?#31995;?#20027;要来源,国际关系史是理论工作所用的基本原?#31995;?#19968;部分。(2)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有意识地以外交史为素材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和?#27835;?#27169;式,取得了非凡的学术成就。例如,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基辛格以及乔治·凯南(GeorgeFrostKennan)?#38469;?#27880;重从外交史中汲取理论影响的现实主义大师。再如,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eld)专门对18世纪外交史的教益做出总结,(3)以此帮助人们理解并处理现时代的国际事务。理论家只有运用动态而精确的方法?#27835;?#21382;史资料,才能实现理论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了史料,?#34892;?#22269;际关系理论?#32479;?#20102;无源之水、无本之?#23613;?#22240;此,国际关系理论要努力保证“与历史同?#23567;薄?/p>


      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同样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试验场。布鲁斯·比诺·德·梅斯奎塔(BruceBuenodeMesquita)认为,“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历史事件是一个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他们检验自己关于各个变量如何彼此联系的主张;检验自己关于因果关系的理论命题。”(4)在乔治·霍兰·萨拜因(GeorgeH.Sabine)看来,历史因素的多与寡是判断政治理论高低的重要标准;政治理论是由三种基本因素——实际性的、因果性的、评价性的——构成的。(5)萨拜因关于政治理论包含历史因素的这段?#24471;鰨?#23545;于国际关系研究也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历史资料是否完备,能否经得起历史检验,这是衡量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标准。发挥历史实践的检验作用,不仅能够帮助国际关系学者更加重视理论建构和?#27835;?#30340;科学性,而且也能够使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更好地结合起来。即使科学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著述,也离不开历史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检验。


      其二,历史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方法。古人云:“欲?#30772;?#20107;,必先利其器”。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该学科拥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果?#31508;?#26041;法论,国际关系学就不可能取?#36152;?#36275;发展。关于历史方法的基?#31454;?#20041;,学术界对此尚未达成?#24425;丁?1)历史研究有各?#26893;?#27425;的方法,既有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也?#23567;?#26032;史学”方法。而且,每一?#26893;?#27425;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继续进行划分。(2)概括地说,历史方法主要包括历史理解和历史比较。


      历史理解旨在探索历史事件和行为背后的动机和信仰。不少反对客观主义史学的学者认为,指导历史运用的原则应该是理解。历史证据并不必然具?#23567;?#19981;折不扣”的客观性,因为历史是历史学?#21307;?#34892;理论创新和事件?#27835;?#30340;产物。正如威廉·德雷(WilliamH.Dray)所言,“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是确立事实,而且要理解事实”。(3)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历史诠释学的方法不仅一直受?#25509;?#22269;国际关系学者的青睐,而且促进了建构主义的异军突起。历史诠释学是一种发现、理解、阐明和解释历史意义的?#38469;酰?#20197;便把另一个时空系统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意义转换到我们的世界之?#23567;?#20063;就是说,历史?#27835;?#24517;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因为不进行意义的转换就不可能存在对历史的理解。(4)鉴于历史理解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国际关系学者通常十分重视历史解释本身所蕴涵的学科意义。


      历史比?#29616;?#35201;用于探寻国际关系的本质。如果忽视历史比?#31995;?#20316;用,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就会?#27833;?#31163;实际的抽象这一极端走向缺乏概念、注意个别历史事件的另一极端。正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评价的那样:“对任何政治学科来说,最?#23460;?#30340;技巧要数穆勒所说的历史(比较)方法,或罗伯特·麦凯弗所说的想象丰富的重?#20262;?#21512;法,这些方法以对历史总体进行比较为基础。”(5)在霍夫曼看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弱点就是忽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而将国际体系某一时期的特征默认为永久性特征。1988年9月,莫顿·卡普兰(MortonKaplan)为他自己30多年前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一书撰写中文版序言?#20445;?#20197;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结尾——“我认为,这一学科(国际关系学)将来最有前途的领域是比较历史研究。”(1)作为当时科学运动的领军人物,卡普兰多年以后能?#27426;?#27604;较历史研究给予如此青睐,值得人们深刻思考。


      历史方法对国际关系学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推陈出新,与历史方法的娴熟运用密不可分。例如,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George)和理查德·斯莫克(RichardSmoke)通过对冷战时期十多个国际危机案例的综合比较,描述了威慑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各种应用方式,?#27835;?#20102;运用政策的技巧与环?#35802;?#32467;?#31995;?#33268;成功或失败的不同情况。正是在历史比?#25103;治?#30340;过程中,两位学者建构出一?#20013;?#20043;?#34892;?#30340;威慑理论。(2)除了坚持已有传统外,历史方法?#19981;?#26497;吸纳一些新元素,不断发生自我变革。例如,一些国际关系史学家受到科学方法的启示,在注重历史资?#31995;?#31215;累和阐释的同?#20445;?#20063;自觉引入数理统计、模型构建等定量手段,丰富了提出问题和构建理论的方式。历史方法发生的积极变革将有利于历史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坚持历史与理论的有机结合


      国际关系学者若要充分发挥历史学传统的重要作用,那么就必须要厘清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在目的、功能上最明显的区别是,前者旨在探究事物的个性、独特性,而后者旨在揭示共性。对于国际关系研究中历史与理论的关系,不同理论倾向的学者看法各有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就国际关系研究而言,除了可能在“检验”阶段重合以外,历史与理论基本上?#25381;刑?#22810;联系。例如,克里斯托弗·索恩(ChristopherThorne)指出,国际关系的高度抽象是一种“超理性活动?#20445;?#19982;历史证据提供的复合体相分离。(3)科学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对“简约理论”的?#38750;?#23558;历史与理论的分离推向了极致。在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Waltz)的“科学研究纲领”内,理论发展与历史解释是截然分开的:理论就是历史证据的过滤器,支?#20013;?#30340;历史证据是随着理论而出现的。


      也有观点认为,推进历史与理论的结合,这是国际关系学者加强跨学科研究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历史学家十分重视历史经验总结中的思想性和理论性。例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vonRanke)?#38469;?#28145;刻的哲学史学家,对于他们而言,理论“好比骨架,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却赋予躯体以?#38382;?#21644;功能”。(1)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学者不乏肯定历史研究的声音。赫德利·布尔(HedleyBull)指出,“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自身的主要伴侣。”(2)目前,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看重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相互融?#31995;那?#21147;。1982年,戈登·克雷格(GordonA.Craig)以“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研究”(3)为题在美国历史协会发表主席“告别演说?#20445;?#21628;吁把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国际关系学界不乏注重历史与理论结?#31995;?#25104;功做法。冷战史研究日益丰富,(4)为跨越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鸿沟做出了有益尝试。卡罗琳·肯尼迪-派普(CarolineKennedy-Pipe)认为,(5)从冷战史的角度看,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并非毫不相干,而是相互渗透的。张曙光指出,冷战国际史的研究应该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相链接。(6)注重历史与理论的结合,使得冷战史研究人员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无论在国际关系学界还是在历史学界中?#38469;?#22914;此。英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基于历史研究构建理论,也是他们独树一帜的研究风格的重要体现。袁明指出,“英国学者研究问题的独?#25509;?#28145;刻,常见于他们执著的历史感,即坚持认为不仅要了解一般历史事实,还应了解特定国家和特定民族的自身独特的历史经历。”(7)英国学者对历史学传统超乎寻常的固守,使其成为美国以外国际关系学界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


      实现历史研究与理论建构之间的有机结合实属不易。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38469;?#19968;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38382;劍?#21516;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25512;?#20182;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1)恩格斯这段充满睿智思想的重要论述,为国际关系学者推动理论与历史的融合指明了努力方向,主要表?#27835;?#20197;下几个方面:第一,汲取历史研究的理论元素。例如,均势理论是通过总结世界历史的正反经验,并且发展成为一种经典国际政治理论的。第二,重视历史对理论的检验,这正如雷蒙·阿隆(RaymondAron)指出的,“理论的逻辑离不开历史的逻辑,理论的真实性和?#34892;?#24615;必须接受历史的检验。”(2)第三,发挥理论对历史的指导。基欧汉强调,“不借助理论,或者不借助用来替代理论的哪怕是最蹩脚的隐含性假定和命题,任何人都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3)当然,国际关系学者强调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要避免走向两种极端:要么使用过于复杂的理论,刻意?#38750;蟆?#22823;而全”的历史教益;要么迷信演绎方法,坚持绝对主义的科学标准,否认历史归纳。


      三厘清历史研究的不变因素和可变因素


      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处理历史事件的相似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关系。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德·?#21830;?MicheldeMontaigne)有一句座右铭:“正像没有一件事、一个形状同另一件事、另一形状完全相似一样,也没有一种东西与另一种东西完全不同?#20445;?4)这有助于?#24471;?#20154;们理解历史资?#31995;?#22256;难。一方面,?#34892;?#21382;史事件的发生具有独特性,此前或者以后都不可复制;另一方面,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既然社会力量是人类行动本质的产物,那么只要条件相同,历史事件将会以相似的方式再次呈现出来。这样一来,国际关系学者发扬历史学传统就会遇到一个难题:历史资?#31995;?#27169;棱两可性。既然历史事件是相似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那么国际关系学者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就不能脱离客观环境,甚至必须就事论事。即使是科学主义学者,也要避免对国际关系历史?#32771;?#19968;些歪曲解释。


      国际关系学者应注重因果逻辑在历史研究中的多样性。因果关系主要包括完全的因果关系、部分的因果关系、必要的因果关系、或然的因果关系。有?#20445;?#22269;际关系中的某种结构决定着一国的对外行为,甚至预先规定了事态发展的方向。例如,一国在两极结构和多极结构中所选择的外交战略有所不同,它要受制于各种客观存在的情景结构。有?#20445;?#23458;观的国际结构并不总是导致同样的历史行为,并不必然决定某种历史事件的发生。例如,虽然经典的国际关系学者将无政府状态视为一种客观事实,将安全困境视为普遍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必将陷入无休止的战争。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看来,国际关系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无政府文化,而是存在三?#27835;?#25919;府文化:霍布斯式文化、洛克式文化和康德式文化。至于哪一?#27835;?#21270;占据主流地位,这完全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国际关系学者探索历史规律,必须谨慎对待历史类?#21462;?#22312;英国国际关系学界,有的学者用历史类比方法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并?#36152;?#33258;己的结论,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20998;?#20891;备竞赛引起的,或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的翻版。?#27426;?#19990;界大战的发生实际上是一些事态长期积累的结果,远非历史事件的简单类?#20154;?#33021;理解的。人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历史教训。首先,我们不要仅仅关注(静态意义?#31995;?均势结构或者权力分布,还要密切关注(动态意义?#31995;?均势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其次,我们还要避免产生迷恋?#25512;?#30340;乐观情绪,深刻地认识到预防战争的艰巨性。(1)庸俗历史类比的主要缺陷在于,忽视历史变量与常量之间的区别。北美国际关系学界曾经流行一种冷战观点——美苏之间的冷战对抗类似于?#35834;?#19982;斯巴达之间的对抗。路易斯·哈里(LouisHalle)在1945年进行这样的历史类比:德国与?#35834;?#30340;国家性格相似,斯巴达与英国相似(?#38469;?#33258;由的保护者),美国与波斯相似(两国远离冲突的中心,都拥有取之不尽的资源)。(2)从而把历史当做一系列可以分离的事件来处理,灵活地从一个事件转到另一个事件上,这种简单处理方法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人们在运用理论和实例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厘清哪些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哪些因素没有发生改变,同时也要重视历史事件的具体实践性。只有避免庸俗历史类比,坚持高标准的历史比较法则,人们才能准确理解国际关系的发展逻辑。


      四发挥历史经验的理论建构功能


      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国际关系理论推陈出新的主要来?#30784;?#20247;所周知,挖掘?#20998;?#22806;交经验一?#31508;?#35199;方国际关系学者进行理论创造的重要途径。以基辛格为例,从其1957年出版博士论文《一个重建中的世界》到1994年推出?#20262;鰲?#22823;外交》,他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基本?#29421;?#36275;于?#20998;?#30340;外交传统,其现实主义理论也主要来自?#20998;?#22806;交经验的总结。(1)历史经验?#27835;?#30452;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不同应用。有?#20445;?#22269;际关系理论受益于对重要国际关系事件的直接总结,而在多数情况下,国际关系学者更?#30001;贸?#20511;用间接历史经验来铺就理论创新之路。


      汲取历史经验要坚持宏观思考。时殷弘认为,“宏观思?#38469;?#36798;到历史研究基本目的之终极甚或主要的手段。”(2)严双伍也认为,“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应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从整体上把握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3)国际关系研究既需要以事件为中心的“主题”历史,也需要用文化的、社会的、规范的、经济的主题以及文化心理学和认同政治学的内容来加以丰富。许多历史经验是普适性的,没有国别、地区之分,远非简单的“西方中心论”或“东方主义”所能比拟的。在《1494-1514年拉丁和条顿的民族史》、《论大国》等著述中,兰克始终在尝试?#25945;肿?#20026;有机整体的历史发展过程。“除了这个世界之外,再也不存在其他任何世界。所以,他所谓的这个有机统一体的历史也就是世界史。”(4)巴里·布赞(Barry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Little)提出,“?#37038;?#30028;历史的角度对国际体系进行回顾,以此重新开启国际关系的研究”。(5)坚持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加强历史经验的国际比较,将有助于国际关系学者更好地挖掘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


      汲取历史经验要有长远眼光。传统历史学家?#36152;と范?#20107;件的发生时间,提出一?#20013;?#36848;性的“事件史?#20445;?#32780;在这种意义上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往往经不起国际关系实践的检验。“风物长宜放眼量?#20445;?#26032;史学家留下的启示是,国际关系研究者要考?#28508;取?#20197;事件为中心”的更长远的国际历史构想。如果仅仅通过“外交的”、“军事的”或者“政治的”?#22919;?#26469;看待外交事务,国际关系学者就会对复?#37038;?#20214;?#32479;?#26399;趋势做出歪曲?#24471;鰲?#26377;学者指出,“如果以包括古代国际关系在内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为研究基础与视角的话,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静态理论范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生存基础,一个系统的、能够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并体现国际社会进步的国际关系进化理论将成为可能。”(1)国际关系学者应该避免原有的“分割式”历史研究方法,加强对长时段的社会变革的系统考察。例如,为了超越19世纪的时间概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呼吁人们把注意力从历史学家的“事件时间(episodictime)”和社会科学家的“永恒时间”中摆脱出来,建立“历史社会科学家”的“结构时间和周期时间”。(2)对于不断?#32943;?#20986;来的历史经验,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学会?#36152;?#36828;的眼光去观察和思考。唯有汲取大历史视野下的基本经验,才能为人们洞悉国际社会的奥秘提供更多的真知灼见。


      就历史经验的使用而言,国际关系学者应警惕两种错误:“以偏概全”和“简单位移”。“以偏概全?#31508;?#25351;研究人员习惯割断历史,断章取义,将某一时期、某些区域的历史经验升华为普遍真理。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以自我为中心“摘樱桃(cherrypicking)”的例子俯拾皆是。例如,有学者认为1648年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具有普遍意义,这种看法有失公允。因为?#37038;?#38388;的角度看,人类文明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近代以来的大国兴衰史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篇章;从空间的角度看,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以“西方为中心”?#36152;?#30340;历史经验并不完全?#35270;?#20110;非西方世界。再如,布鲁斯·拉西特(BruceRusset)通过大跨度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来论证“民主?#25512;?#35770;”。乍看起来,拉西特的研究很有说服力,但实际上难以让人信服。(3)“简单位移?#31508;?#25351;研究人员将历史经验视为对已有国际关系进行科学总结的结果,不会发生?#26102;洹?#21326;尔兹指出,“国际政治的本质和特征惊人地?#26377;?#20102;下来。在中国的战国时期或者印度的考提拉亚时期,各种类型的政治实体自由竞争,而其本质和行为方式的特征并没有多大变化。”(4)一些学者(如理查德·阿什利)对华尔兹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激烈批评。国际关系是复杂多变的,既有一定的规律性,也有独特性。有的国际事件只是一次性的,不可能重复或者进行试验。同?#20445;?#22269;际关系是不断发展的,历史经验的积累难以做到一蹴而就。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关系学者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一定不能重蹈“经验主义”的覆辙,否则国际关系理论就容易失去普遍的指?#25216;?#20540;。从这个意义来讲,国际关系学者不能完全依靠已有的历史经验来?#24471;?#29616;实、预测未来,避免理论建构出现生搬硬套。对国际关系研究而言,运用历史经验需要采取科学态度,既要尊重它对发展规律的把握,又不盲从它对特定时空的诠释。


      五提升历史研究的思想高度


      思想史本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同样,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悠久的思想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史是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不能脱离思想性。因此,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关注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史。有的历史学家所主张的背景叙述存在一定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36152;?#36890;过一些在理论上保持中立的数据来框定问题和检验理论,而忽视历史经验所蕴涵的思想性。如果历史教益只是依靠过去经验所做出的推断而毫无思想性,那么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只存在历史事件的沿革,而不存在系统的历史知识。历史是国际政治理论?#21307;刑?#32034;的“经验”性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可以无限多样而没有思想主线。既然多样性的历史解释能够支持多种国际政治理论,甚至也能支持?#20999;?#25130;然相反的理论,那么历史学家就应该注重挖掘历史解释背后的动机、信仰等观念性因素。


      国际关系学者需要挖掘历史研究的思想内涵。国际关系研究除了考察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还要探究国际关系发展过程背后的思想动因,挖掘支配人类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的各?#20013;?#29702;、观念等深层因素。越来越多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重视自身精神?#20197;?#30340;最终皈依。亚当·罗伯茨(AdamRoberts)指出,英国学派不仅仅注重事件史,而且也注重思想史——包括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史。(1)袁明在为“国际关系学名著系?#23567;?中文版)撰写总序?#20445;?#23492;语中国读者关注西方国际关系的“精神的历史”——“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战?#36816;?#32771;,其实都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30784;?#35199;方的大学,包括美国大学的课堂,并不数典忘祖。我们要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们的精神?#20197;啊!?2)陈?#32622;?#20063;有一段强调国际关系观念的精?#21490;?#35328;,“了解世界,有如剥笋一样,需要一层一层地剥。先剥去所谓‘国际关系’这层眼前的表皮,再把‘社会’现象剥开,剥到最后,便露出了现象覆盖下的‘内核’,即黑格尔所谓的‘精神世界’。”(1)朱熹云:“?#26159;?#21738;?#20204;?#22914;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26085;?#29992;诗的语?#36816;?#34920;达的便是这个意境。探寻国际关系研究的“精神历史?#20445;?#25110;许就是推动国际关系学不断发展的“源头活水”。当然,国际思想史对于理论研究的实际价值还取决于人们的利用方式。对于思想史的不同理解、分类、选择和利用,直接影响?#25509;?#20851;理论的内容和风格。(2)透过一个时代的思想,国际关系学者能够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世界发展趋势。


      国际关系的思想史研究应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历史哲学(3)是指在探寻历史过程内部的复杂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试图发现?#20999;?#36229;越历史事件本身之外的重要意义。陈?#32622;?#32463;常提到一个观点:国际关系研究实际上就?#21069;?#21382;史、哲学、文化研究再加上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探索。历史哲学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赋予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以目的、意义和价值。如果缺乏历史视野与哲学思考,国际关系研究就难以超越“短视、实用、褊狭”的?#38480;尉置妗!案?#26434;多变的国际世事一旦被简?#32426;赋?#19988;具有历史?#33258;?#30340;语言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人们对国际关系的?#24202;?#20415;会走出粗俗和肤?#24120;?#24182;不由自主地具有了知识的美?#23567;!?4)例如,马丁·?#31243;?MartinWight)始终坚持国际关系理论的高标准,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哲学反思的高度,而不是一种历史性阐释或仅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再如,霍夫曼对历史在《?#25512;接?#25112;争?#20998;?#30340;重要性进行了独到的?#27835;觶骸?#22312;理论层次,从狭义上讲,历史是主要原?#29287;希?#29702;论所界定的概念和类型源自于具体数据的比较研究。在社会学层次,有关?#29287;?#21644;道德原因的假定通过历史的?#27835;?#34987;过滤,历史从而成为标准。在第三个层次,历史本身就是直接考察的对象”。(5)在阿隆看来,离开历史哲学的指导,国际关系理论难以有更大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关于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哲学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遍价值,能够指导人们准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六结论


      “向历史学习?#20445;切?#26102;期国际关系学者加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推进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转向”必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也存在其他探索途径,例如,加强历史?#27835;?#19982;结构?#27835;?#20043;间的融合;在坚持历史本体的基础上,增加对历史认识的反思力度;加强对全球化时代中的“共时性”现象的研究。这?#26234;?#20917;与历史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充满变动性的现实基本吻合,更与不同类型的历史认识方法密切相关。


      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需要正确处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建构性之间的关系。历史研究在求真与理解之间虽有区别,但是整体上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这就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学会适度看待历史学家的主体地位。对于历史学?#20197;?#21382;史事实的选择和解释方面的作用,国际关系学者既不要忽视,也不要夸大。正如于沛所认为的,“在确立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的选择和解释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选择和解释又不是随意的。”(1)而且,历史学家的选择和解释以及历史认识不是一?#25991;?#22815;完成的,它将随着历史场景的变化而发展。国际关系学者要避免使历史认识受?#25945;?#23450;目的或者道德的控制,变成某些带有先验论色彩的理论。简言之,能否坚持辩证思维将直接影响到国际关系学者推动“历史学转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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