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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關系研究的歷史學轉向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8年08月10日 11:01:58

      如同國際關系實踐無法回避歷史因素的影響一樣,國際關系研究不能忽視歷史學傳統的影響。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關系研究日趨多元化發展,迫切需要國際關系學者打破狹隘的學科界限,為當下備受爭議的國際關系學(1)帶來新氣象。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國際關系研究應推進“歷史學轉向”,獲得歷史學相關理論、方法、手段的支持,從而不斷提高自身的學科競爭力。


      一國際關系學者緣何重視歷史研究


      歷史有什么用?年鑒學派史學大師馬克·布洛赫(MarcBloch)十分寵愛的幼子曾如是詰問他,令其啞口無言。實際上,這個問題是指歷史學有什么功能或者歷史研究有什么價值。若干年以后,布洛赫完成了《為歷史學辯護》一書,竭盡所能地對歷史學的作用進行最深刻的思考。(2)歷史學對國際關系研究有何作用?這同樣是國際關系學者需要認真回答的問題。肯尼思·湯普森(KennethThompson)指出,“如同國務活動家一樣,國際關系學者必須為匯聚了連續性和變革的潮流導航。歷史提供了一張沿途設有路標和警告標志的國際關系路線圖。”(3)羅伯特·杰克遜(RobertJackson)和喬格·索倫森(GeorgSorensen)指出,“歷史不但是研究國際關系的起點,也是國際關系理論必不可少的指南和矯正。”(4)肯德爾·麥耶斯(KendallMyers)指出,“國際關系理論要有用,就必須與歷史和政治現實緊密結合起來。我最喜歡的兩個成功運用了歷史和國際政治的例子就是保羅·肯尼迪(PaulKennedy)與亨利·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5)時殷弘認為:“幾乎所有真正高明的國際關系理論思想家都非常重視從歷史教益、歷史經驗汲取營養,否則他大概不過是搞‘學問技術’的人。”(1)上述精彩論述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歷史學傳統對于國際關系學發展的重要意義。筆者認為,歷史學對國際關系研究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史料研究是國際關系理論的主要依據。史料是史學的基礎,論從史出。同樣,國際關系史料分析也是建構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手段。國際關系史本身不會自動生成國際關系理論,但是作為經驗性資料的主要來源,國際關系史是理論工作所用的基本原料的一部分。(2)許多國際關系學者有意識地以外交史為素材來構建自己的理論和分析模式,取得了非凡的學術成就。例如,漢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基辛格以及喬治·凱南(GeorgeFrostKennan)都是注重從外交史中汲取理論影響的現實主義大師。再如,赫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Butterfield)專門對18世紀外交史的教益做出總結,(3)以此幫助人們理解并處理現時代的國際事務。理論家只有運用動態而精確的方法分析歷史資料,才能實現理論的構建。從這個意義上說,離開了史料,有些國際關系理論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國際關系理論要努力保證“與歷史同行”。


      國際關系的歷史進程同樣也是國際關系理論的試驗場。布魯斯·比諾·德·梅斯奎塔(BruceBuenodeMesquita)認為,“對于社會科學家而言,歷史事件是一個實驗室,在這個實驗室中,他們檢驗自己關于各個變量如何彼此聯系的主張;檢驗自己關于因果關系的理論命題。”(4)在喬治·霍蘭·薩拜因(GeorgeH.Sabine)看來,歷史因素的多與寡是判斷政治理論高低的重要標準;政治理論是由三種基本因素——實際性的、因果性的、評價性的——構成的。(5)薩拜因關于政治理論包含歷史因素的這段說明,對于國際關系研究也具有一定啟示意義。歷史資料是否完備,能否經得起歷史檢驗,這是衡量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標準。發揮歷史實踐的檢驗作用,不僅能夠幫助國際關系學者更加重視理論建構和分析的科學性,而且也能夠使不同的國際關系理論流派更好地結合起來。即使科學主義的國際關系研究著述,也離不開歷史對國際關系理論的檢驗。


      其二,歷史方法是國際關系研究的基本方法。古人云:“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門學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是該學科擁有科學的研究方法。如果缺失方法論,國際關系學就不可能取得長足發展。關于歷史方法的基本含義,學術界對此尚未達成共識。(1)歷史研究有各種層次的方法,既有傳統歷史研究方法,也有“新史學”方法。而且,每一種層次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繼續進行劃分。(2)概括地說,歷史方法主要包括歷史理解和歷史比較。


      歷史理解旨在探索歷史事件和行為背后的動機和信仰。不少反對客觀主義史學的學者認為,指導歷史運用的原則應該是理解。歷史證據并不必然具有“不折不扣”的客觀性,因為歷史是歷史學家進行理論創新和事件分析的產物。正如威廉·德雷(WilliamH.Dray)所言,“歷史學家的任務不僅僅是確立事實,而且要理解事實”。(3)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歷史詮釋學的方法不僅一直受到英國國際關系學者的青睞,而且促進了建構主義的異軍突起。歷史詮釋學是一種發現、理解、闡明和解釋歷史意義的技術,以便把另一個時空系統發生的歷史事件的意義轉換到我們的世界之中。也就是說,歷史分析必然具有詮釋學的性質,因為不進行意義的轉換就不可能存在對歷史的理解。(4)鑒于歷史理解對于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性,國際關系學者通常十分重視歷史解釋本身所蘊涵的學科意義。


      歷史比較主要用于探尋國際關系的本質。如果忽視歷史比較的作用,人們對國際關系的研究就會從脫離實際的抽象這一極端走向缺乏概念、注意個別歷史事件的另一極端。正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評價的那樣:“對任何政治學科來說,最適宜的技巧要數穆勒所說的歷史(比較)方法,或羅伯特·麥凱弗所說的想象豐富的重新組合法,這些方法以對歷史總體進行比較為基礎。”(5)在霍夫曼看來,傳統國際關系理論的一個弱點就是忽視了不同歷史時期的比較,而將國際體系某一時期的特征默認為永久性特征。1988年9月,莫頓·卡普蘭(MortonKaplan)為他自己30多年前出版的《國際政治的系統和過程》一書撰寫中文版序言時,以一句耐人尋味的話結尾——“我認為,這一學科(國際關系學)將來最有前途的領域是比較歷史研究。”(1)作為當時科學運動的領軍人物,卡普蘭多年以后能夠對比較歷史研究給予如此青睞,值得人們深刻思考。


      歷史方法對國際關系學的推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許多國際關系理論的推陳出新,與歷史方法的嫻熟運用密不可分。例如,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George)和理查德·斯莫克(RichardSmoke)通過對冷戰時期十多個國際危機案例的綜合比較,描述了威懾在美國對外政策中的各種應用方式,分析了運用政策的技巧與環境相結合導致成功或失敗的不同情況。正是在歷史比較分析的過程中,兩位學者建構出一種行之有效的威懾理論。(2)除了堅持已有傳統外,歷史方法也積極吸納一些新元素,不斷發生自我變革。例如,一些國際關系史學家受到科學方法的啟示,在注重歷史資料的積累和闡釋的同時,也自覺引入數理統計、模型構建等定量手段,豐富了提出問題和構建理論的方式。歷史方法發生的積極變革將有利于歷史學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堅持歷史與理論的有機結合


      國際關系學者若要充分發揮歷史學傳統的重要作用,那么就必須要厘清國際關系的歷史與理論之間的關系。歷史研究與理論研究在目的、功能上最明顯的區別是,前者旨在探究事物的個性、獨特性,而后者旨在揭示共性。對于國際關系研究中歷史與理論的關系,不同理論傾向的學者看法各有不同。


      一種觀點認為,就國際關系研究而言,除了可能在“檢驗”階段重合以外,歷史與理論基本上沒有太多聯系。例如,克里斯托弗·索恩(ChristopherThorne)指出,國際關系的高度抽象是一種“超理性活動”,與歷史證據提供的復合體相分離。(3)科學主義國際關系學者對“簡約理論”的追求將歷史與理論的分離推向了極致。在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Waltz)的“科學研究綱領”內,理論發展與歷史解釋是截然分開的:理論就是歷史證據的過濾器,支持性的歷史證據是隨著理論而出現的。


      也有觀點認為,推進歷史與理論的結合,這是國際關系學者加強跨學科研究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歷史學家十分重視歷史經驗總結中的思想性和理論性。例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vonRanke)都是深刻的哲學史學家,對于他們而言,理論“好比骨架,雖然肉眼看不見,但是卻賦予軀體以形式和功能”。(1)另一方面,國際關系學者不乏肯定歷史研究的聲音。赫德利·布爾(HedleyBull)指出,“歷史研究是理論研究自身的主要伴侶。”(2)目前,越來越多的國際關系學者看重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相互融合的潛力。1982年,戈登·克雷格(GordonA.Craig)以“歷史學家與國際關系研究”(3)為題在美國歷史協會發表主席“告別演說”,呼吁把外交史和國際關系學有機地結合起來。


      國際關系學界不乏注重歷史與理論結合的成功做法。冷戰史研究日益豐富,(4)為跨越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的鴻溝做出了有益嘗試。卡羅琳·肯尼迪-派普(CarolineKennedy-Pipe)認為,(5)從冷戰史的角度看,國際關系史與國際關系理論并非毫不相干,而是相互滲透的。張曙光指出,冷戰國際史的研究應該與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的探索相鏈接。(6)注重歷史與理論的結合,使得冷戰史研究人員往往具有較高的學術地位,無論在國際關系學界還是在歷史學界中都是如此。英國的國際關系學者基于歷史研究構建理論,也是他們獨樹一幟的研究風格的重要體現。袁明指出,“英國學者研究問題的獨到與深刻,常見于他們執著的歷史感,即堅持認為不僅要了解一般歷史事實,還應了解特定國家和特定民族的自身獨特的歷史經歷。”(7)英國學者對歷史學傳統超乎尋常的固守,使其成為美國以外國際關系學界中最有影響力的代表。


      實現歷史研究與理論建構之間的有機結合實屬不易。恩格斯指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因此,關于思維的科學,和其他任何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關于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1)恩格斯這段充滿睿智思想的重要論述,為國際關系學者推動理論與歷史的融合指明了努力方向,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汲取歷史研究的理論元素。例如,均勢理論是通過總結世界歷史的正反經驗,并且發展成為一種經典國際政治理論的。第二,重視歷史對理論的檢驗,這正如雷蒙·阿隆(RaymondAron)指出的,“理論的邏輯離不開歷史的邏輯,理論的真實性和有效性必須接受歷史的檢驗。”(2)第三,發揮理論對歷史的指導。基歐漢強調,“不借助理論,或者不借助用來替代理論的哪怕是最蹩腳的隱含性假定和命題,任何人都無法應對錯綜復雜的世界政治。”(3)當然,國際關系學者強調歷史研究的理論指導,要避免走向兩種極端:要么使用過于復雜的理論,刻意追求“大而全”的歷史教益;要么迷信演繹方法,堅持絕對主義的科學標準,否認歷史歸納。


      三厘清歷史研究的不變因素和可變因素


      國際關系學者需要處理歷史事件的相似性與獨特性之間的關系。法國思想家米歇爾·德·蒙田(MicheldeMontaigne)有一句座右銘:“正像沒有一件事、一個形狀同另一件事、另一形狀完全相似一樣,也沒有一種東西與另一種東西完全不同”,(4)這有助于說明人們理解歷史資料的困難。一方面,有些歷史事件的發生具有獨特性,此前或者以后都不可復制;另一方面,這些歷史事件的發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既然社會力量是人類行動本質的產物,那么只要條件相同,歷史事件將會以相似的方式再次呈現出來。這樣一來,國際關系學者發揚歷史學傳統就會遇到一個難題:歷史資料的模棱兩可性。既然歷史事件是相似性與特殊性的統一,那么國際關系學者對歷史規律的探索就不能脫離客觀環境,甚至必須就事論事。即使是科學主義學者,也要避免對國際關系歷史強加一些歪曲解釋。


      國際關系學者應注重因果邏輯在歷史研究中的多樣性。因果關系主要包括完全的因果關系、部分的因果關系、必要的因果關系、或然的因果關系。有時,國際關系中的某種結構決定著一國的對外行為,甚至預先規定了事態發展的方向。例如,一國在兩極結構和多極結構中所選擇的外交戰略有所不同,它要受制于各種客觀存在的情景結構。有時,客觀的國際結構并不總是導致同樣的歷史行為,并不必然決定某種歷史事件的發生。例如,雖然經典的國際關系學者將無政府狀態視為一種客觀事實,將安全困境視為普遍現象,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國家之間必將陷入無休止的戰爭。在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看來,國際關系并不存在一種單一的無政府文化,而是存在三種無政府文化:霍布斯式文化、洛克式文化和康德式文化。至于哪一種文化占據主流地位,這完全取決于國家之間的互動關系。


      國際關系學者探索歷史規律,必須謹慎對待歷史類比。在英國國際關系學界,有的學者用歷史類比方法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并得出自己的結論,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由歐洲軍備競賽引起的,或者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1908年波斯尼亞危機的翻版。然而,世界大戰的發生實際上是一些事態長期積累的結果,遠非歷史事件的簡單類比所能理解的。人們從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歷史教訓。首先,我們不要僅僅關注(靜態意義上的)均勢結構或者權力分布,還要密切關注(動態意義上的)均勢結構發生變化的過程。其次,我們還要避免產生迷戀和平的樂觀情緒,深刻地認識到預防戰爭的艱巨性。(1)庸俗歷史類比的主要缺陷在于,忽視歷史變量與常量之間的區別。北美國際關系學界曾經流行一種冷戰觀點——美蘇之間的冷戰對抗類似于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對抗。路易斯·哈里(LouisHalle)在1945年進行這樣的歷史類比:德國與雅典的國家性格相似,斯巴達與英國相似(都是自由的保護者),美國與波斯相似(兩國遠離沖突的中心,都擁有取之不盡的資源)。(2)從而把歷史當做一系列可以分離的事件來處理,靈活地從一個事件轉到另一個事件上,這種簡單處理方法具有一定的誤導性。


      人們在運用理論和實例進行國際關系研究的時候,一定要厘清哪些因素已經發生了變化,哪些因素沒有發生改變,同時也要重視歷史事件的具體實踐性。只有避免庸俗歷史類比,堅持高標準的歷史比較法則,人們才能準確理解國際關系的發展邏輯。


      四發揮歷史經驗的理論建構功能


      歷史經驗的總結是國際關系理論推陳出新的主要來源。眾所周知,挖掘歐洲外交經驗一直是西方國際關系學者進行理論創造的重要途徑。以基辛格為例,從其1957年出版博士論文《一個重建中的世界》到1994年推出新作《大外交》,他對國際關系的研究基本上立足于歐洲的外交傳統,其現實主義理論也主要來自歐洲外交經驗的總結。(1)歷史經驗分為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有不同應用。有時,國際關系理論受益于對重要國際關系事件的直接總結,而在多數情況下,國際關系學者更加擅長借用間接歷史經驗來鋪就理論創新之路。


      汲取歷史經驗要堅持宏觀思考。時殷弘認為,“宏觀思考是達到歷史研究基本目的之終極甚或主要的手段。”(2)嚴雙伍也認為,“在國際關系的研究中,應以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為指導,從整體上把握國際關系的重大問題。”(3)國際關系研究既需要以事件為中心的“主題”歷史,也需要用文化的、社會的、規范的、經濟的主題以及文化心理學和認同政治學的內容來加以豐富。許多歷史經驗是普適性的,沒有國別、地區之分,遠非簡單的“西方中心論”或“東方主義”所能比擬的。在《1494-1514年拉丁和條頓的民族史》、《論大國》等著述中,蘭克始終在嘗試探討作為有機整體的歷史發展過程。“除了這個世界之外,再也不存在其他任何世界。所以,他所謂的這個有機統一體的歷史也就是世界史。”(4)巴里·布贊(BarryBuzan)和理查德·利特爾(RichardLittle)提出,“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對國際體系進行回顧,以此重新開啟國際關系的研究”。(5)堅持歷史研究的整體性,加強歷史經驗的國際比較,將有助于國際關系學者更好地挖掘人類社會的共同精神財富。


      汲取歷史經驗要有長遠眼光。傳統歷史學家擅長確定事件的發生時間,提出一種敘述性的“事件史”,而在這種意義上總結出來的歷史經驗往往經不起國際關系實踐的檢驗。“風物長宜放眼量”,新史學家留下的啟示是,國際關系研究者要考慮比“以事件為中心”的更長遠的國際歷史構想。如果僅僅通過“外交的”、“軍事的”或者“政治的”透鏡來看待外交事務,國際關系學者就會對復雜事件和長期趨勢做出歪曲說明。有學者指出,“如果以包括古代國際關系在內的不斷發展變化的歷史為研究基礎與視角的話,以現實主義為主導的靜態理論范式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生存基礎,一個系統的、能夠解釋國際關系變化并體現國際社會進步的國際關系進化理論將成為可能。”(1)國際關系學者應該避免原有的“分割式”歷史研究方法,加強對長時段的社會變革的系統考察。例如,為了超越19世紀的時間概念,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呼吁人們把注意力從歷史學家的“事件時間(episodictime)”和社會科學家的“永恒時間”中擺脫出來,建立“歷史社會科學家”的“結構時間和周期時間”。(2)對于不斷涌現出來的歷史經驗,國際關系學者應該學會用長遠的眼光去觀察和思考。唯有汲取大歷史視野下的基本經驗,才能為人們洞悉國際社會的奧秘提供更多的真知灼見。


      就歷史經驗的使用而言,國際關系學者應警惕兩種錯誤:“以偏概全”和“簡單位移”。“以偏概全”是指研究人員習慣割斷歷史,斷章取義,將某一時期、某些區域的歷史經驗升華為普遍真理。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以自我為中心“摘櫻桃(cherrypicking)”的例子俯拾皆是。例如,有學者認為1648年以來國際關系的發展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具有普遍意義,這種看法有失公允。因為從時間的角度看,人類文明有幾千年的發展歷史,近代以來的大國興衰史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篇章;從空間的角度看,人類文明是豐富多彩的,以“西方為中心”得出的歷史經驗并不完全適用于非西方世界。再如,布魯斯·拉西特(BruceRusset)通過大跨度的國際關系史研究來論證“民主和平論”。乍看起來,拉西特的研究很有說服力,但實際上難以讓人信服。(3)“簡單位移”是指研究人員將歷史經驗視為對已有國際關系進行科學總結的結果,不會發生質變。華爾茲指出,“國際政治的本質和特征驚人地延續了下來。在中國的戰國時期或者印度的考提拉亞時期,各種類型的政治實體自由競爭,而其本質和行為方式的特征并沒有多大變化。”(4)一些學者(如理查德·阿什利)對華爾茲的這種觀點提出了激烈批評。國際關系是復雜多變的,既有一定的規律性,也有獨特性。有的國際事件只是一次性的,不可能重復或者進行試驗。同時,國際關系是不斷發展的,歷史經驗的積累難以做到一蹴而就。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國際關系學者在理論建構過程中一定不能重蹈“經驗主義”的覆轍,否則國際關系理論就容易失去普遍的指導價值。從這個意義來講,國際關系學者不能完全依靠已有的歷史經驗來說明現實、預測未來,避免理論建構出現生搬硬套。對國際關系研究而言,運用歷史經驗需要采取科學態度,既要尊重它對發展規律的把握,又不盲從它對特定時空的詮釋。


      五提升歷史研究的思想高度


      思想史本身就是歷史的組成部分,甚至是最本質、最核心的部分。同樣,國際關系研究具有悠久的思想傳統,國際關系思想史是國際關系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關系學者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不能脫離思想性。因此,國際關系學者需要關注國際關系研究的思想史。有的歷史學家所主張的背景敘述存在一定的問題,這是因為他們擅長通過一些在理論上保持中立的數據來框定問題和檢驗理論,而忽視歷史經驗所蘊涵的思想性。如果歷史教益只是依靠過去經驗所做出的推斷而毫無思想性,那么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只存在歷史事件的沿革,而不存在系統的歷史知識。歷史是國際政治理論家進行探索的“經驗”性證據,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對歷史的理解可以無限多樣而沒有思想主線。既然多樣性的歷史解釋能夠支持多種國際政治理論,甚至也能支持那些截然相反的理論,那么歷史學家就應該注重挖掘歷史解釋背后的動機、信仰等觀念性因素。


      國際關系學者需要挖掘歷史研究的思想內涵。國際關系研究除了考察國際關系的歷史和現實,還要探究國際關系發展過程背后的思想動因,挖掘支配人類在國際政治實踐中的各種心理、觀念等深層因素。越來越多的西方國際關系學者重視自身精神家園的最終皈依。亞當·羅伯茨(AdamRoberts)指出,英國學派不僅僅注重事件史,而且也注重思想史——包括關于國際關系的思想史。(1)袁明在為“國際關系學名著系列”(中文版)撰寫總序時,寄語中國讀者關注西方國際關系的“精神的歷史”——“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國際關系的各種表象,西方大國的外交政策,戰略思考,其實都出于他們的‘精神歷史’的本源。西方的大學,包括美國大學的課堂,并不數典忘祖。我們要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們的精神家園。”(2)陳樂民也有一段強調國際關系觀念的精彩發言,“了解世界,有如剝筍一樣,需要一層一層地剝。先剝去所謂‘國際關系’這層眼前的表皮,再把‘社會’現象剝開,剝到最后,便露出了現象覆蓋下的‘內核’,即黑格爾所謂的‘精神世界’。”(1)朱熹云:“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中國先哲用詩的語言所表達的便是這個意境。探尋國際關系研究的“精神歷史”,或許就是推動國際關系學不斷發展的“源頭活水”。當然,國際思想史對于理論研究的實際價值還取決于人們的利用方式。對于思想史的不同理解、分類、選擇和利用,直接影響到有關理論的內容和風格。(2)透過一個時代的思想,國際關系學者能夠更好地理解那個時代的世界發展趨勢。


      國際關系的思想史研究應上升到歷史哲學的高度。歷史哲學(3)是指在探尋歷史過程內部的復雜因素及其相互關系的基礎上,試圖發現那些超越歷史事件本身之外的重要意義。陳樂民經常提到一個觀點:國際關系研究實際上就是把歷史、哲學、文化研究再加上現實問題結合起來探索。歷史哲學對于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意義在于,它可以賦予國際關系的歷史研究以目的、意義和價值。如果缺乏歷史視野與哲學思考,國際關系研究就難以超越“短視、實用、褊狹”的尷尬局面。“復雜多變的國際世事一旦被簡約透徹且具有歷史底蘊的語言提升到哲學的高度,人們對國際關系的洞察便會走出粗俗和膚淺,并不由自主地具有了知識的美感。”(4)例如,馬丁·懷特(MartinWight)始終堅持國際關系理論的高標準,認為國際關系理論必須具備哲學反思的高度,而不是一種歷史性闡釋或僅僅是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再如,霍夫曼對歷史在《和平與戰爭》中的重要性進行了獨到的分析:“在理論層次,從狹義上講,歷史是主要原材料,理論所界定的概念和類型源自于具體數據的比較研究。在社會學層次,有關材料和道德原因的假定通過歷史的分析被過濾,歷史從而成為標準。在第三個層次,歷史本身就是直接考察的對象”。(5)在阿隆看來,離開歷史哲學的指導,國際關系理論難以有更大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關于國際關系發展的歷史哲學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遍價值,能夠指導人們準確認識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


      六結論


      “向歷史學習”,是新時期國際關系學者加強跨學科研究的重要課題。推進國際關系研究的“歷史學轉向”必然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也存在其他探索途徑,例如,加強歷史分析與結構分析之間的融合;在堅持歷史本體的基礎上,增加對歷史認識的反思力度;加強對全球化時代中的“共時性”現象的研究。這種情況與歷史研究在國際關系領域涉及的范圍極其廣泛,充滿變動性的現實基本吻合,更與不同類型的歷史認識方法密切相關。


      尤其是,國際關系學者需要正確處理歷史認識的客觀性與建構性之間的關系。歷史研究在求真與理解之間雖有區別,但是整體上二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這就要求國際關系學者學會適度看待歷史學家的主體地位。對于歷史學家在歷史事實的選擇和解釋方面的作用,國際關系學者既不要忽視,也不要夸大。正如于沛所認為的,“在確立歷史事實的過程中,歷史學家的選擇和解釋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這種選擇和解釋又不是隨意的。”(1)而且,歷史學家的選擇和解釋以及歷史認識不是一次能夠完成的,它將隨著歷史場景的變化而發展。國際關系學者要避免使歷史認識受到特定目的或者道德的控制,變成某些帶有先驗論色彩的理論。簡言之,能否堅持辯證思維將直接影響到國際關系學者推動“歷史學轉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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