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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的邏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知識轉向”的意義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8年08月10日 10:58:55

      摘要: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重點之一是國際行為體行動的邏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近年來出現了一個新的發展趨勢,即從原來討論行動的實在性原因轉向探究行動的知識性原因,主要表現是實踐理論的興起。國際關系主流理論一直試圖發現國家行動的實在性因變量,比如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分別將國際體系結構、國際制度、國際規范作為國家行動的重要原因。實踐理論轉而探索知識對行動的作用,將知識分為表象性知識和背景性知識兩類,前者導向理性行動,后者導向自發行動。由于行動在大部分時候和大部分情境中受到背景性知識引導,背景性知識才是行動的主要驅動和基本邏輯。因此,促成行動的基本要素不是理性,而是行動者的歷史、經歷、文化和實踐。這種新的趨勢可以稱為“知識轉向”。知識轉向的意義不僅在于提出了新的行動邏輯,挑戰了西方主流理論的理性主義假定,更重要的是為“他文化”語境中的社會理論創新開拓了合法性空間。


      關鍵詞:國際關系理論;行動邏輯;知識轉向;實踐理論;他文化;


      作者簡介:秦亞青,政治學博士,外交學院教授(北京100037)。


      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是國際行為體行動的邏輯。過去50多年里,西方國際關系主流理論討論的是實在性原因因素。以美國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三大流派為主導的國際關系理論都試圖發現一個單一的、最重要的因變量,用以解釋國家行動的原因,比如權力結構、國際制度和國際規范。主流理論之間的論爭往往集中在哪一個單一原因因素更具解釋力,實證研究也多是驗證這些變量中哪一個更符合客觀事實。但是,如果從這些具體變量上升到知識概念,就會提出不同的研究問題:實在性因素背后的知識結構是什么?知識和行動之間是否有著重要的關聯?什么樣的知識對行動者的行動具有重要的影響?


      上述問題指向一個不同于主流理論整體思路的研究議程。而這一研究議程表明: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在經歷了幾十年對實在性行動原因的討論之后,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轉折,即轉向對知識和行動關系的關注。雖然這一轉折還沒有廣泛應用于對具體國際事務和政策的研究,西方學者還沒有意識到知識和行動的關系涉及一個更為根本的所謂“他文化”以及“他文化”理論創新問題,但理論層面的討論已經顯示出重要的意義和廣闊的空間。從表象性知識(representationalknowledge)走向背景性知識(backgroundknowledge)、從理性主導走向實踐本體已經成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一個新走向,也是最近十年來國際關系理論最重要的一個轉向,筆者將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出現的這種以知識為核心、討論知識與行動關系的研究議程和辯論焦點稱之為“知識轉向”。這一轉向的實質是探討何種知識是行動的主要驅動力,而這將直接導向理論的文化建構問題。


      一、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三種行動邏輯


      行動邏輯指的是行動的原因機制。國際關系研究對于行動邏輯的論述受到美國三大主流理論的影響。三大主流理論之所以成為不同的理論流派,主要是因為每一流派都提出了一個主要的、單一的行動原因:新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體系結構、新自由制度主義強調國際制度,而建構主義則強調國際規范。近年來,實踐理論在國際關系領域興起,提出了不同的行動邏輯,使得國際關系研究從實在性要素轉向知識性要素,從一種知識的一統天下走向對多元知識的重視。這種趨勢就隱含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幾種主要邏輯,即理性主義的結果性邏輯(logicofconsequences)、建構主義的適當性邏輯(logicofappropriateness)①和實踐理論的實踐性邏輯(logicofpracticality)的發展進程之中。


      (一)理性主義理論與結果性邏輯:利益決定行動


      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主要包括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尤其以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影響最大,兩種理論遵循的均是結果性邏輯。結果性邏輯的基本內涵是:行動者采取行動的基本動因是利益權衡。行為體是理性人,在面臨決策情景時,能夠通過成本效益分析,將手段和目的密切聯系在一起,從而理性地選取那些可以最大限度實現目的的手段,即成本效益比最好的方式,并采取行動。但兩種理論在什么因素決定行為體利益權衡問題上提出了不同的核心變量。


      新現實主義強調“結構選擇”,認為國際體系的物質性權力結構或曰實力分布是決定利益權衡的主要動因,亦即結構決定行動。美國學者華爾茲借鑒現代物理學和微觀經濟學的理論構建方式,在20世紀70年代系統提出了簡約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被廣泛應用于分析國際政治的現實,比如,華爾茲本人就認為兩極更加趨于穩定,多極則更加趨于動蕩,因為兩極的確定性成分高,便于國家進行準確的理性權衡。①這種將體系內實力分布的狀態與國家行動聯系起來的做法,是理性因果論的典型代表,實力這種顯見要素決定了行動者的利益權衡,因此也就決定了行動者采取什么行動。比如新現實主義框架內的權力轉移理論的基本觀點就是,當國際體系中頂端權力結構發生變化,亦即當挑戰國實力接近霸權國實力的時候,處于權力頂端的國家最容易采取戰爭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守成霸權國擔心的是最強有力的崛起國的挑戰,而崛起的挑戰國也會認為自己應該在國際體系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位置,甚至是霸主或準霸主地位。實力越是接近,權衡越是容易出現誤差。雙方根據各自的力量以及力量對比,認為或是誤認為可以戰勝對方,所以,發生戰爭的幾率相當高。而當霸權國與挑戰國實力有著明顯差距的時候,國家采取戰爭行動的可能性就會很小。因為霸權國和挑戰國都是理性行為體,都知道存在明顯的權力差距,霸權國沒有必要使用戰爭這種代價最高的工具,而挑戰國明知若戰必敗,也自然不會使用戰爭來達到自己的目的。②


      新自由制度主義強調“制度選擇”,認為國際制度決定利益權衡,亦即制度決定行動。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一個基本假定是,國家需要獲得利益,獲得利益需要進行國際合作。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是新現實主義的前提假定。新自由制度主義的領軍學者基歐漢一方面接受現實主義這一前提假定,另一方面則提出了以制度為核心的行動邏輯觀,指出國際制度可以克服無政府性、促成國家采取合作行動這一論斷。③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決定了國家之間的合作是無法保障的:由于國際體系中沒有一個超越國家的權威裁判機構,國家為了獲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很容易采取欺騙行為,誘使對方采取合作行動,而自己采取不合作行動。各方均以此種理性進行權衡,結果只能是陷入囚徒困境的博弈之中,雙方都無法獲得最大的共同利益。新自由制度主義明確提出了國際制度這一變量,認為國際制度是解決這種困境的最好辦法,因為國際制度為利益權衡提供了確定性很高的依據。交往雙方依據國際制度行動,就會加大信息透明,減少交易成本,使合作成為可能。國家的理性權衡也很明顯,如果依照國際制度辦事,就會在交往中通過合作獲得絕對收益;如果不依照國際制度辦事,則會受到懲罰。即便不是即時的懲罰也可能會獲得某種即時的收益,在其他領域和未來的交往中也會像信譽不佳的公司一樣,給自己蒙上不可逃避的“未來陰影”,難以實現重大和長遠利益。作為一個理性人,國家會以整體、長遠思考進行權衡,為獲得自我最大利益而遵守國際制度并且需要國際制度來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加大獲取利益的確定性。①


      到目前為止,理性主義的結果性邏輯是國際關系理論中頗具影響力的行為邏輯,行動者采取什么行動主要來自利益權衡,決定利益權衡的或是體系結構或是國際制度。這是西方國際關系主流理論闡釋的基本邏輯,也深刻影響到國際關系的政策領域。


      (二)建構主義理論與適當性邏輯:規范塑造行動


      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在20世紀最后十年興起,并迅速發展成為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之一。建構主義的基本觀點是“文化選擇”,國際體系文化范疇內的重要變量“國際規范”成為建構主義的重要研究議程。對于建構主義而言,行動邏輯是適當性邏輯。所謂適當性邏輯,就是行動者采取行動的基本動因是對行動是否合乎社會規范的思考,亦即規范決定行動。雖然西方主流建構主義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論概念,包括身份、認同、規范、文化等等,但到目前為止,最成熟的研究議程是國際規范研究。建構主義認為,在一個規范的社會環境中,行為體會認同現有的規范結構和規則體系,采取與自我身份相符合的行動。長此以往,行動者會內化這些規范,從盲目服從,到學習內化,再到自覺服從。②溫特討論了國際體系的三種文化。在霍布斯文化中,國家的身份是敵人,行動者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極端暴力的手段達到目的,因為霍布斯叢林的規范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洛克文化中,競爭合作成為基本規范。國家是競爭對手,競爭包含了沖突與合作,但消滅對方已經不是目的,生存也允許別人生存是洛克文化的基本規范,所以,國家的適當行為是通過競爭與合作尋求發展。而在康德文化中,國家的身份是朋友,非暴力成為基本規范,一切暴力手段都不應當存在也不會存在,因為暴力不是朋友身份應該采取的行動。①當然,即便是內化,也是一個理性學習的過程,是一個從不知其然到知其然再到不問其然的過程。②


      建構主義的規范傳播研究具體地反映了這種思路。③西方主流理論對規范傳播的研究多是基于“好規范”假定,或者說是“好規范偏見”,即假定國際體系中的主導規范是“好”的,是可以促進國際生活向更加文明、更加先進的方向發展的。另外,這類研究還有一個隱含假定,即國際體系中落后的國家需要學習和內化這些“好規范”,以便使自己也進入文明社會的先進國家行列。④換言之,這類“好規范”提供了適當性行為的基本標準。一旦國際組織教會了后起國家或是后起國家學會了這類規范,他們的行為就具有合規范性;一旦這些國家內化了規范,他們在采取行動的時候也就有了基本的依據:符合規范的就做,不符合規范的不做。行動是否符合規范成為是否采取行動的主要動因。


      建構主義經過20多年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國際規范研究以及適當性邏輯已經成為國際關系的重點研究議題。雖然也有學者批判“好規范偏見”,但規范研究不僅成為國際關系的主流議程,而且在國際關系的政策領域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比如國際組織對規范傳播力度的加大,跨國行為體對規范生產、傳播和普及的高度重視等等。


      (三)實踐理論與實踐性邏輯:實踐引導行動


      實踐理論在社會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進入20世紀之后不僅受到國際關系學界的關注,而且已經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界最具活力的理論取向。①實踐理論取向在國際關系領域最初顯現于世紀之交對安全共同體的研究中,包括伊曼紐爾·阿德勒的一系列文章以及他和巴奈特主編的《安全共同體》。但當時的研究仍是在建構主義框架中進行的,研究議程也主要圍繞建構主義提出的核心概念展開。2002年,國際關系理論期刊《千禧年》(Millennium)出版專輯,討論了杜威對社會理論的影響與國際關系領域的“實用主義轉向”,為實踐理論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具有獨立地位奠定了基礎,也使其開始脫離對建構主義的依附,導向了以實踐為理論硬核的研究路徑。②2011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伊曼紐爾·阿德勒和麥吉爾大學的文森特·波略特主編的文集《國際實踐》對實踐理論做出了系統論述,成為這一理論系統化的標志性著作。③


      實踐理論突出的是“實踐選擇”,亦即實踐引導行動。建立在實踐理性基礎上的實踐性邏輯認為,實踐活動本身是行動實施的主要驅動力量。實踐理論學者對實踐做出了這樣的定義:“實踐是適當行動的實施。更加具體地說,實踐是具有社會意義的有規律行動,這類行動具有不同程度的適當性,同時包含并展現背景性知識和話語,并可能物化這樣的知識和話語。這類行動在物質世界中發生,也會對物質世界產生影響。”④在國際領域的實踐活動也就被定義為“與世界政治相關的、有組織的社會性行動”。⑤行動者的行動不是單純的利益權衡使然,也不是單純的規范思考使然,而是他們每時每日的實踐活動使然。這種實踐,就是與行動者資質相符合的日常行動。換言之,物質因素和理念因素都會發生作用,但兩種因素的作用是在實踐活動中結合產生并發揮出來的,物質和理念因素通過實踐促成了行動。實踐是物質和理念之間的橋梁,沒有實踐,物質不能產生意義,理念也無法成為行動。①


      國際關系中的實踐理論最重要的貢獻是將知識要素突顯出來,使物質和理念因素與實踐活動、實踐活動與知識類型密切聯系在一起。行動者的知識是通過長期實踐而積累起來的經驗知識,亦即實踐定義中的背景性知識,正是這一要素推動行動者采取某一種行動而非另外一種行動。比如安全共同體,這種非暴力的國際社會群體形態,不像制度主義所說的那樣,是國際制度將這些國家聯系在一個合作的約束性制度框架之中;也不像建構主義所說的那樣,是好規范的產生、傳播、內化使共同體成員完全放棄使用武力。實踐性邏輯認為,安全共同體的形成是共同體成員經過長期的實踐,逐漸形成了一種共有知識和相互默契,使他們不會將使用武力作為一種行動選項加以考慮,也不會認為其他成員會使用武力解決爭端。換言之,他們在處理彼此關系的實踐活動中,自然而然地訴諸于外交手段。②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日常實踐互動中形成了這樣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或者說這就是他們的日常實踐活動。行動者也會進行理性的思考,但理性思考不會也不可能超出他們日常實踐的范疇。


      在實踐中直接驅動行動的是實踐意識。實踐意識是行動者對自己如何進行某種博弈的直覺把握,當行動者遭遇一個社會境域的時候,過去的經驗就會被激活,呈現于現在,并自動地告訴行動者應該怎樣去做。也就是說,行動者往往不是經過縝密的理性思考和理性設計之后才采取行動,而是更多地依靠過去的經驗,瞬間將這些經驗集中到當下的決策情景上面,做出判斷并采取行動。實踐意識既不是單純的結構性因素,也不是單純的個體性概念,實踐意識的形成是外部性內化和內部性外化的辯證過程,也就是說,社會境域這一外部因素被攝入行動者個體的習性之中,同時,行動者個體習性這一內部因素被投射到社會境域中。在這種交集中產生了認識、判斷、決定和行動。


      實踐性邏輯與結果性邏輯或適當性邏輯有著根本的不同。結果性邏輯的基本假定是行動者會采取收益最大的行動;適當性邏輯的基本假定是行動者會采取符合主導社會規范的行動;而實踐性邏輯則是行動者會依照實踐的經驗采取某種行動。所以,結果性邏輯表述的是對目的手段反思后的行動,適當性邏輯表述的是對身份規范反思后的行動,而實踐性邏輯則是未經反思的、由實踐“自然而然”促成的行動,是從實踐經驗中自然流淌出來的。①即便行動者似乎是經過認真思考和理性權衡之后采取行動,這種思考和權衡也無法超越行動者實踐活動的范疇。比如對待同樣的事件,東方人和西方人所做的“理性”決定可能截然不同。簡言之,現在所遇情景,激活內在習性,促成未來行動,整個過程是弱意識的自然反映,這就是實踐性邏輯。


      二、西方國際關系的知識轉向:從表象性知識到背景性知識


      上述有關“行動邏輯”的三種理論模式,就其本身而言,仍然是在討論什么要素構成了行動的原因。但是,如果超越這些具體原因機制的范疇,就會發現西方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經歷了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之后,出現了實踐理論。這個過程使得理論構建一步一步地從理性思維轉向人們的日常實踐,從超然理論轉向行動者作為社會人活動和習性的理論,即從表象性知識轉向背景性知識。而這種知識轉向才是新近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深層意義所在。


      (一)表象性知識與背景性知識


      知識可以被分為表象性和背景性兩類,②而對上述兩類知識的理解和認識直接影響了人們對行動邏輯的解讀,也構成了知識轉向的主要內容。表象性知識是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的主導型知識論觀點,是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礎。表象性知識是人通過大腦的反思產生的知識,是思維和分析的結果,是強意識的、抽象的、可以言明的系統知識。③所謂表象,就是以抽象的形式再現客觀世界的規律。所以,表象性知識被視為人通過理性思考之后對真實世界的真實寫照,是普適性知識,是通則和規律。表象性知識不是來自具體的情景、不以具體地域和文化的經歷為基礎,而是來自理性人對世界的客觀觀察、抽象思維和真實再現。從定義上講,表象性知識就具有普遍意義,不以地域環境文化等具體地方性要素為轉移。現代西方社會科學尋求普適性通則的做法,就是受表象性知識影響的集中體現。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表象性知識的主導地位主要來自笛卡爾的二元主義以及因之產生的理性主義傳統。①二元主義本體論的核心是二元分離,認為世界是由兩種存在形態構成的,一種是“物體(things)”,一種是“思想(thoughts)”。前者指觀察者所觀察的對象,后者是觀察者對所觀察對象的理性抽象,所生產的知識也就是對客觀世界、尤其是客觀世界規律的重現。根據這種觀點,世界分為現實的世界和知識的世界。知識的世界是由表象性知識所構成的。②正是人的靈魂與肉體的二元分離、思想與物體的二元分離,以及人的靈魂或心智被賦予的超然能力,使得知識的性質被賦予重要的特征:知識只有通過人的抽象思維才能被生產出來,客觀世界只有通過人的反思才能再現出來。這種思想在知識生產中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只有人以其超然能力進行抽象分析和思維,才能夠生產出普適性的知識,這樣的知識也必然是反思性和充滿能動作用的。


      與表象性知識不同,背景性知識是指無意識的、非表象的、無以言明的知識。背景性知識主要是來自行動者的經驗知識,是行動者通過長期的自身經歷獲得的知識,是長期實踐過程的自然沉淀積累。背景性知識具有與表象性知識不同的特點。③首先,背景性知識是地方性的、具體的、自下而上的。由于行動者的行動只能在具體場景中發生,背景性知識必然是地方性的,是在具體經歷和實踐中自下而上產生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由人腦通過抽象思維產生的高度普適性知識。其次,背景性知識是弱意識的、高自發性的。也就是說,行動者在獲取這類知識的時候,并不是有意識地去思考,而是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自然習得而來。第三,這種知識是彈性的,變化的。表象性知識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尋求確定性,是發現通則性的恒定規律,確立探討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背景性知識則是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知識。由于它的獲取是在具體的、地方的場景之中,所以,它也隨著具體情況的變化而發生變化,隨著情勢的發展而不斷調整。①


      在國際關系領域,背景性知識的重要意義是由實踐理論學者明確提出來的。實踐理論借鑒哲學、語言學和社會學理論,在國際關系領域區分了表象性和背景性兩類知識。實踐理論從一開始就在研究中突出了背景性知識。2008年波略特在《國際組織》雜志上發表的學理性論文《實踐性邏輯:一種安全共同體的實踐理論》,不但區分了兩類知識,而且對西方主流國際關系學界表象性知識的話語霸權地位提出了深刻的批判。波略特指出,國際關系主流理論注重反思性和有意識的知識(reflexiveandconsciousknowledge),忽視背景性和無以言明的知識(backgroundandinarticulateknow-how),這就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根深蒂固的“表象偏見(representationalbias)”。在批判表象偏見的基礎上,他提出了實踐知識(practicalknowledge)這一概念。②其后,阿德勒和波略特在《國際實踐》中明確使用了“背景性知識(backgroundknowledge)”的概念,用以指代與表象性知識不同的知識類別。③以實踐理論為基礎的研究將知識的重心從表象性轉移到背景性知識,并以背景性知識為行動邏輯的根本機制。


      (二)知識與行動:行動邏輯的核心問題


      根據上述知識的分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關于行動邏輯的論爭便轉換為:行動的主要驅動力是表象性知識還是背景性知識?這是知識轉向背景下國際關系理論視野中行動邏輯的核心問題。


      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潛在假定是表象性知識引發并促成行動。依據納什均衡,理性驅動了行動,博弈雙方都希望實現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最終只能達成一種次優結果。奧爾森也認為:當行動者是“理性人”的時候,都會有意識地選取搭便車的行動,以小的代價換取大的收益。④現實主義將權力和利益結合起來,認為權力的大小可以決定在多大程度上獲取利益,權力計算直接涉及利益的權衡。新自由制度主義則試圖通過國際制度來解決奧爾森提出的搭便車行為以便利合作,這被視為該理論最重要的一個貢獻。⑤新興的實踐理論轉而強調背景性知識,明確指出背景性知識是促成行動的主要原因。關于背景性知識促成行動的重要意義,可以追溯到韋伯、懷特海、維特根斯坦和圖爾明及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布迪厄關于習性(habitus)的理論在國際關系領域更是產生了深遠影響。習性是“持久的、可傳輸的性情體系,它每時每刻將過去的經歷和行動結合起來,使之成為認知、判斷、行動的坐標,使人們得以應對千差萬別的情景。”①根據布迪厄的場域概念,當習性和場域互動時會產生一種引導行動的意識或者說是一種通過潛移默化所把握的明示或是潛在的游戲規則。實踐理論繼承了這一傳統,強調行動者從自身在社會的經歷中獲得了一種不同于表象性知識的知識,這種知識在大部分情況下,使得行動者能夠自動地、不假思索地應對自己面臨的情景、做出自己的決定。這是一種對事物前反思性的、潛意識的把握,是行動者通過長期浸沁于社會世界而從中獲取的、無以言明的知識。


      在國際關系理論發展過程中,表象性知識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因此,行動邏輯一直是圍繞表象性知識范疇內的實在性因素設置研究議程。在長期的理論論爭和發展過程中,知識作為重要的因素卻一直沒有受到研究人員和國際關系學界的關注。由于理論界的思考被限定在表象性知識范疇之內,致使研究人員內化了表象性知識,自然而然地就范于理性思維定勢,總是在表象性知識劃定的邊界之內尋找具體的原因因素,而對知識本身的性質及其對行動產生的作用不做任何質疑。從20世紀70—80年代興起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到20世紀90年代發展起來的社會建構主義,再到新近發展起來的實踐理論,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開始表現出一個新的發展軌跡:對社會性、實踐性、地方性的理論探索已經沖擊了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知識邊界,也突破了國際關系學界的理性思維定勢。國際關系研究中有關“行動邏輯”的研究正在從關注利益、制度、規范等可言明、可界定、甚至可量化的表象性知識范疇中的概念轉向關注在很大程度上無以言明的背景性知識。當對行動邏輯基本機制的認識發生了深層的變化,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思路的變遷隨即悄然發生。


      三、知識轉向與“他文化”背景下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


      國際關系理論的知識轉向已經發生,從目前的研究議程和理論形態上來看,實踐理論學者經過十幾年的努力,開始在主要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也引起了國際關系學界的關注,但還沒有形成像主流理論那樣成熟的研究議程。而且,表象性知識和背景性知識在許多情況下同時存在,在學理上可以嚴格區別,在實際運作中卻往往難以分離開來。況且背景性知識本身也充滿內在的矛盾和張力,只注重背景性知識和適當行動的實施難以解釋重大的體系轉型和國際社會變化,也難以解釋所謂的非適當行動所包含的政治和社會意義。①


      因此,以背景知識為行動基本驅動的實踐理論做出的最重要貢獻不在于發現了另外一個原因因素,而在于這種理論發展取向開拓了非主流、非西方理論創新的合法性空間。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發展歷程中,20世紀70年代開始占據主導地位的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等理性主義理論所表現的是行動邏輯的單一性、理論的一統性和知識的一元性。建構主義的出現部分地挑戰了這種話語主導,開始強調社會性和主體間性,并提出了國際社會多元無政府文化的觀點。實踐理論的興起表現出來的趨勢是加大了對背景知識的強調力度,弱化了國際關系主流理論中理性和不確定性等核心假定。知識轉向從對知識的不同認知思考行動邏輯,雖然西方學者論辯的焦點仍然是哪種要素構成了行動邏輯的核心機制,但非西方學者看到的則是多元理論發展的廣闊空間。在表象性知識的一統天地中,無論文化背景如何、實踐經驗如何、思維方式如何,所有理論構建必須在表象性知識規定的邊界之內進行,對國際關系理論的評價也是以表象性知識為普適性標準的。背景知識強調行動者的實踐經驗,實踐經驗的多元本質決定了文化的多樣性,文化的多樣性又指向了多元理論構建和形式的合理性。因此,知識轉向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重要意義在于對“自文化”中國際關系理論的話語霸權提出深刻挑戰,也因之釋放了“他文化”背景下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潛在能量。知識轉向的深層意義正在于此。


      (一)自文化、他文化與國際關系理論的構建


      在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中,“自文化”指西方主流文化,“他文化”則指非主流、非西方的文化。這兩個概念本身就是一種二元對立的結構,所以恰恰可以形象地反映國際關系主流學界的思維定勢。②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而言,自文化背景下的國際關系學的發展是以理性本體論為思維基礎、以西方實踐和經驗為基礎、以表象性知識為話語主導的理論構建。自文化中的核心內容規定了理論構建的基本途徑和理論評判的正統標準,因之成為束縛“他文化”理論創新和知識生產的桎梏。


      理性本體論是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堅實硬核。理性本體論以二元分離為本體論依據。知識世界與現實世界分離,知識超然于經驗和實踐之上,是對客觀世界的表象。知識生產者與客觀世界也是分離的,知識生產者可以獨立地、客觀地、理性地觀察和分析世界,所以這樣生產出來的知識也就是價值無涉的,是對客觀事實的真實反映。根據這樣的觀點,無論行動者來自何種背景、何種性別、何種民族,他們的行動邏輯是一樣的,比如理性被認定為共性,是任何行動的基本邏輯。并且,這樣的行動邏輯可以通過客觀數據加以驗證。正像自然科學的實驗無論在任何地方、無論重復多少次都只能得出一個結果一樣,其他任何因素都是沒有意義的。新現實主義遵循物質主義,堅持物質第一的本體論,強調物質是獨立的,本身就具有意義。建構主義遵循理念主義,堅持理念第一的本體論,強調一切意義來自主體間互動,物質性因素的意義被降低到最小程度。但這兩種理論實際上都是以二元主義為基本依據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都是理性范疇內的概念,只不過強調的方面不同而已。①


      根據理性本體論的話語體系,他文化的思想和知識都要統合到理性的邊界之內,也都要歸依到理性的話語權力框架之中。否則,就不能被視為理論和知識。西方歷史,或者說西方的實踐和經驗是國際關系主流理論的基本依據,并且,這種歷史、實踐和經驗以西方主流社會為主導。縱觀西方國際關系史研究,近現代國際關系往往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開始,但此前出現的其他國際體系或類國際體系的歷史則被排除在外,比如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或是東亞的朝貢體系。從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知識歷史來看,最早出現的現實主義理論著作、英國學者卡爾的《20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系研究導論》是以歐洲經驗為主要背景的,經典現實主義的奠基著作、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也是以歐洲歷史為主要依據。新現實主義代表作、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以理論為先導,例證部分主要則是參照了西方國際體系的多極和美蘇冷戰時期的兩極,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代表作、基歐漢的《霸權之后:世界政治中的合作與紛爭》主要使用了西方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互動為經驗事實。②


      由于表象性知識被不加質疑地視為唯一的知識類別,處于表象性知識邊界之內的國際關系主流理論以一種“不證自明”的方式成為普適性的理論并被如此地加以接受。其他地方性的歷史,他文化中的實踐,也就只能具有一種地位,即作為“客觀”證據,驗證這些國際關系主流理論與事實的吻合程度。由于當今社會科學主流普遍接受“演繹”的原則,以理論為出發點,自上而下地進行科學驗證,所以他文化中的實踐經驗首先就被框定在主流理論提出的假設范疇之內,無論如何,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加強這些國際關系主流理論的普適性和強勢話語地位,使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長期處于一種常規科學狀態,難以產生革命性的進步。


      (二)自文化內部他者的理論反叛


      國際關系的知識轉向為釋放他文化提供了系統的理論依據。由于實踐被賦予本體優先的地位,被視為行動最重要的原因,心物二分的理性本體論受到了根本性的質疑,表象性知識的霸權地位開始動搖。在以背景知識為基本依據的國際關系理論中,“經驗人”和“實踐者”代替了表象性知識中的“理性人”或是“超驗人”。換言之,人作為社會的、經驗的主體,其思維和行為是不能與其生活的世界以及在世界中的活動分離的。將背景性知識視為行動最重要的原因從更加根本的層面否定了表象性知識是唯一知識的壟斷話語,表明在不同歷史文化社會中的實踐者具有不同的行動邏輯和不同的理論取向。自文化和他文化的概念雖然主要是指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但即便在西方文化之中,非主流文化體也往往被視為他者。自文化內部的他者群體從理論上思考他們與自文化主流的差異,在理論上挑戰了主流理論的話語霸權。


      產生于西方社會內部的女性國際關系理論就是一個典型的范例。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視西方為當然的、具有統一知識、規范和行為準則的社會,所以,從來不會將某一社會群體當作行動邏輯的主體。女性國際關系理論批判了這種以男性經驗和實踐為基礎的理論化方式,提出了基于女性經驗和實踐的國際關系理論。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一個基本問題是:身為女人,我的親身經歷是什么?女性主義理論學者扎爾維斯基在討論科索沃戰爭的時候說,在戰爭中女人和男人的經歷是不同的,因而對戰爭的解讀也就不同。①這是一種基于實踐進行思考的方式。從實踐理論的視角來看,女性國際關系理論是以背景性知識為行動的基本依據,是以女性作為被社會建構起來的身份這一特殊經歷入手的。女性的經驗實踐和男性具有很大的不同,女性處于社會邊緣和壓抑的基本狀態、女性作為社會人的集體經歷和記憶等背景性知識使得女性的行為不同于男性行為。②而女性的歷史經歷和實踐活動,受到表象性知識的壓抑和掩蓋,不可能被理性主導的表象性知識所“表象”或是“再現”。只有從女性的經驗和實踐入手思考行動的邏輯,才能構建符合事實的理論。對于西方主流國際關系學界而言,這無疑是一種理論反叛。但也正是這類理論堅持不懈的努力,為多元知識話語搭建了一個創新的平臺。


      一旦表象性知識的話語壟斷地位受到挑戰,一旦實踐成為促成行動的主要原因,人們就會從更多的方面思考行動的原因,從更多的角度審視行動者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表明,即便在所謂的自文化內部,不同的次文化體也會提出新的理論,詮釋行動的邏輯。


      (三)超越自文化的他文化理論創新


      知識轉向更為重要的意義是釋放了他文化的理論創造意義,為多元理論生產開拓了廣闊的空間。這一點只有在完全意義上的他文化中才能真正實現。他文化作為一種實踐和共同體形式,反映的是不同的歷史和實踐活動。不同文化和社會共同體成員的經歷和日常活動有著很大的不同,他們對世界的理解和認知就會具有很大的差異。同時,實踐的不同又會導致行動原因機制的不同,在更深的層面上,還會導致生產不同的知識和建構不同的理論。


      表象性知識范疇內的行動邏輯勢必導向所謂的普適性理論,即表象性理論在任何地域文化場景之中都可以用來解釋和預測行動者的行動。這為國際關系中有關“行動邏輯”的表象性知識解釋建立了神壇。所有基于地域文化情景的行動及其背后的動因都被排斥在主導話語之外。其結果是,自上而下的知識意識和理論建構為占據主導地位的知識體系和理論話語霸權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護:由于這些理論是表象性知識,是普適性通則,所以,只有在這種思維框架之中才能形成理論,才能進行知識的再生產,也才能發現推動行動者行動的主導原因,也就是說只有在現有的“普適性”理論框架內才能生產出新的國際關系理論、發現新的行動邏輯。


      實踐理論在深層意義上對表象性知識包含的文化話語霸權提出了挑戰,指出表象性知識只是一類知識,而國際關系主流理論關注的只有這一類知識,所以表現出非正常的“表象性知識偏見”。正因如此,無論是工具理性的結果性邏輯還是規范理性的適當性邏輯,都難以解釋非表象性的實踐活動。當然,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國際關系領域的表象性知識偏見只不過反映了現代知識界對理性和科學主義的崇拜。“現代科學的進步就是遠離實踐性知識,走向正式的、抽象的表象性知識”的過程。①如果這種崇拜作為一種權力形式出現,并且形成一種話語暴力,那么,無論行動者的文化背景如何,都會像化學元素一樣在相同條件下表現出相同的行動,進而,現代化的道路也只有一條,其他解釋和路徑也就因之成為沒有科學根據的臆想或是幻覺。①


      背景性知識以及背景性知識促成行動的邏輯是自下而上的理論。它首先考慮的是行動者自身所處的具體背景以及在這種背景中長期實踐的重要意義,勢必將地域文化視為極其重要的因素,因為實踐是行動中的文化。②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人們的社會實踐和互動方式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社會表象體系,形成不同的社會意義,因此就可以產生不同的知識體系,也就是理論。③所以,針對美國學者阿龍·弗萊伯格(AaronFreidberg)提出今日之東亞即昨日之歐洲的說法,韓裔學者康燦雄明確地指出,“我不明白,我們為什么要用歐洲的過去來探討亞洲的未來,而不用亞洲的過去來探討亞洲的未來呢?”他表示:“我越是研究亞洲國際關系的歷史,越是將亞洲的過去與亞洲的現在和未來聯系在一起,我就越感到饒有興趣。”④康燦雄所強調的正是基于非西方歷史的實踐經驗所蘊含的理論和知識資源。


      近年來,與實踐理論同時出現了一批試圖使用“他文化”實踐資源實現理論創新的研究成果,并引起廣泛注意。以現實主義的重要理論均勢理論為例。均勢理論認為,在一個國際體系中,一個國家的崛起會導致體系的不穩定,為了維護體系穩定,其他國家會采取結盟和制衡的戰略。但康燦雄發現,在東亞歷史上,均勢理論所表述的、歐洲歷史上不斷出現的那種結盟和制衡現象并沒有發生,東亞地區的其他國家并沒有聯合起來抗衡中國,形成均勢,而是出現與中國合作的現象。正因為如此,1300—1900年間亞洲的戰爭明顯少于歐洲。這不是均勢理論可以解釋的現象,而是在不斷的互動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一種偏好和行為方式。①也正是這樣一種思路,使得康燦雄通過使用亞洲的歷史和實踐活動,提出了一個與均勢理論不同的國際體系理論觀點,用以解釋“儒家長和平”現象。


      一位華裔學者許田波也有著相似的設計思路。她發現,均勢理論對歐洲是適用的,但是對于歷史上的中國卻是不適用的。她提出,制衡這個均勢理論的核心概念適用于歐洲卻不適用于中國。②中國先秦時代與歐洲的前威斯特伐利亞時代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卻產生了不相似的結果:歐洲最后產生了以個體主權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而中國則出現了大一統的國家;歐洲產生了各方制衡的格局,而中國則產生了統一的秦帝國。③顯然,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難以解釋中國的現實,而中國的現實需要中國當時行為體的實踐活動和戰略選擇才能得到更為準確的解釋。


      許田波和康燦雄的研究理論有著許多相似之處。他們的研究是從局部實踐活動開始的,因此都有一個含蓄的預設:理論從局部的經驗和實踐中產生,在歷史和文化中得以建構。不同文化中的行為體會有不同的實踐形態和生活方式,一種實踐場域中產生的理論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釋另外一種實踐場域中的行為。不同的實踐導向不同的行動。


      以實踐為行動基本動力的理論暗含著一個重要的道理:文化是國際關系理論建構和發展的重要因素。比如,世界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根據地域和其他自然原因出現了游牧、農耕和商業等幾條主要脈絡。彼得·卡贊斯坦的《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維的視角》一書也討論了美國、歐洲、中國、日本、印度、非洲等六種主要文明形態,強調了多元傳統與多元實踐對世界政治的重要意義。④如果從背景性知識的觀點加以審視,不同文明的實踐既有相似之處,也有明顯的差異。這些實踐活動對國家形成以及國家作為一種集體組織的行動邏輯是否有著重要的影響以及有著何種重要影響?這樣的問題對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具有重要的意義。文化本身就是文化共同體實踐活動的建構,是經驗的長期積淀和反復激活,是來自實踐者的身體力行。如果行動的原因不是理性主導的表象性知識,而是寓于日常實踐的背景性知識,那么,理論發展的根源也就在于地域文化的實在土壤之中,而不是超然理性的非凡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講,所有理論都是基于具體的、地方的經驗基礎之上的,脫離具體經驗和實踐的理論是不存在的。基于他文化的行動邏輯理論一方面會在挑戰理性話語霸權的過程中發展創新,另一方面也會促使理性話語迎接挑戰、對行動的理性要素進行更加深入的反思。


      四、結語


      國際關系理論發展中的知識轉向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以背景性知識為行動基本原因的思想對非西方、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界的思考和理論建設尤其具有啟發意義。可以看出,顛覆心物二分的本體論,挑戰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話語霸權,為各種文化提供創造性解釋行動邏輯的可能,這三者是相互聯系的。挑戰表象性知識的地位為背景性知識開拓了活動的空間,為非表象性知識爭取了應有的話語權。而這樣的顛覆和挑戰,將為更加多元的國際關系理論建設和更加關注實踐的行動邏輯提供發展的平臺,尤其是為所謂的他文化理論發展開拓合法性空間。


      回顧國際關系領域幾十年的論戰,不外乎存在兩種辯論。一種是具體內容和觀點的辯論,比如理想主義和自由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另一種是關于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論爭,比如美國強實證性的行為主義學派和歐洲弱實證主義的英國學派等等。但這些論辯,對于國際關系領域的理論發展而言,并沒有真正涉及所謂的他文化問題,都是在自文化中展現理論話語,加強自文化的話語地位。而知識轉向卻必然蘊含了一個道理:他文化作為不同的實踐和經驗共同體在國際關系理論領域里創新的可能和必然。這是知識轉向最具意義的一點,也是現在西方強調實踐的學者自身并沒有完全意識到的深層意義。


      因此,知識轉向不僅是一種自下而上地解釋行動的邏輯,也是一種釋放他者和他文化的邏輯。無論這個他者是女性、是異己、是非西方的行為體、是自文化邊界之外的行動者,他們的歷史、經歷、實踐、話語都是知識和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一點上看,知識轉向是具有開拓性意義的。一旦所謂的他文化經驗和實踐得以釋放,就會為理論創建,尤其是關于行動邏輯的概念化和理論化,提供多種多樣的營養成分,使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和人類知識生產的過程在多元的交流和沖撞中釋放出強有力的原創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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