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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與近代女性社會角色的建構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8年08月07日 10:25:54

      摘要: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中國女性迎來了女性意識覺醒的時代。社會局勢對女性角色定位有了新的需求,女性政治意識覺醒、女性社會價值重估、女性家庭角色重塑和女性主體意識增強等,都是近代女性在實現自身角色訴求過程中帶有的鮮明的時代特征。近代女性社會角色意識覺醒主要是由于社會觀念的變化、西方“天賦人權”說的傳入、女性刊物的創辦、婦女社團的興起和女子教育的發展等推動。


      關鍵詞:社會角色;婦女參政;主體意識;辛亥革命;


      作者簡介:沈蓓緋(1972-),女,江蘇常州人,河海大學地方文化研究所副所長,河海大學人文社科部副教授,碩士。


      一、辛亥革命時期女性社會角色意識之特征


      在中國近代史上,顯示女性社會身份的語匯很多,如賢妻良母、“女國民”、新婦女、新女性、女同志、女戰士等。女性這種多元化身份,反映了不同時期和不同范疇社會對女性角色、地位、身份的認定。辛亥革命時期,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女性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把國家的前途命運與自身的義務、權利聯系在一起,努力追求“國民”這一角色定位,希望成為理想中的國民。社會局勢對女性角色定位有了新的需求,女性自身又有了新的角色訴求。


      (一)以婦女參政為目標的女性政治意識的覺醒。


      近代中國知識女性的政治覺醒并非歷史的偶然,它是先進女性面對災難深重的歷史變局而產生的救亡圖存的時代召喚與迅猛而來的近代西方文化在特定的時空點交叉碰撞的產物。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國婦女在封建禮教的沉重壓迫下失去了獨立的人格,成了繁衍后代的單純工具,女子參政被視為國家的不祥之兆。歷史上一些有謀略的女性被當成了敗國喪邦的禍亂之源。直至步入近代,在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影響下,資產階級維新派才為之鳴不平,提出了女子參政的主張。尤其是辛亥革命時期,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為婦女爭取自身解放提供了客觀可能性和廣闊前景,備受摧殘的中國婦女在民主共和的熱浪中舉起了婦女解放的大旗。廣大婦女在愛國救亡熱潮的激勵下,捐資募款踴躍參加革命,婦女們或是走上戰場,和男子一起與清軍浴血奮戰;或是在紅十字會里不畏勞苦救護傷員;或是在后方辛勤奔走,為軍需后勤募集經費,涌現了許多像吳淑卿、林宗素一樣杰出的婦女活動家。因此,辛亥革命勝利后,中國先進女性的政治意識與時俱增,明確表達了要求實現男女平權的迫切愿望,向參議院提出婦女參政的要求,進而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婦女參政運動,第一次掀起了由婦女自己領導的爭取女子參政的高潮。這一時期,中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婦女已基本完成了對自我社會角色的認識。她們認識到了婦女參政是“天賦之權利”。她們要沖破男權社會強加給她們的精神枷鎖,紛紛把原有的軍事、救護團體改為要求參政的政治團體。例如,1911年11月社會黨女黨員林宗素在上海發起成立“女子參政同志會”,這是民國初年出現的第一個女子參政團體,該會以“普及女子之政治學識、養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待國民完全參政權”為宗旨,并為改善和提高婦女的參政素質采取了許多措施,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唐群英等人在南京成立的“女子參政同盟會”,以“男女平等,實行參政”為宗旨,成為當時女子參政運動的領導核心。她們謁見總統,要求女子參政權;苦心請愿,爭取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地位;聯袂北上,要求確定女子選舉權。但是,守舊勢力對婦女起來打破男子統治的狀況驚恐萬分,極力設置障礙,阻止婦女的參政活動,他們公開發難,并問罪于孫中山:“女子參政之說,果合社會習慣否,雖未敢知,取舍之宜,必應待于眾論。”[1]在守舊勢力的極力詆毀和阻撓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眾議院議員選舉法》和國民黨政綱公布時仍未有婦女參政及男女平權之規定,在革命過程中產生的聲勢浩大的婦女爭取參政的運動最終被徹底扼殺了。盡管辛亥革命女子參政活動均以失敗而告終,一些參加革命的女子結局也比較凄慘,但是爭取女子參政權的運動,喚醒了女性的政治覺悟,使男女平等、女子參政的觀念得到了張揚。


      (二)以“女國民”意識高漲為特點的女性社會價值的重估。


      20世紀初,隨著國家意識以及人權與女權意識的覺醒,在“國民之母”概念的基礎上延伸出“女國民”觀念。最早提出“國民之母”稱謂的是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金天翮,他在1903年出版的《女界鐘》一書中提出:“國于天地必有與立,與立者國民之謂也。而女子者,國民之母也。”[2]“女性被定位于‘國民之母’,是艱難的社會時局促成人們達成的一種共識,是人們對培養出具有健全體魄和理想完美人格的國民來挽救時局,以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狀況的一種期待。人們把這種期望寄托在承載著生養教育使命的女性身上,是對女性社會角色定位的肯定與贊譽,更是對女性提出的承擔社會角色的要求。”[3]但是,在辛亥革命時期,一些先進知識女性認為“國民之母”還不足以表述男女平權,不足以體現女性的權利與義務,于是在“國民之母”的基礎上提出了“女國民”的角色定位。1905年《女子世界》刊載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不特養成今日有數之女國民,且以養成將來無數之男國民”。首次提出了“女國民”這一稱謂。1907年的《女子世界》第六期上刊有“女國民歌”,號召女性成為20世紀“女國民”,追求自由,具有獨立的精神意識。一時間,“女國民”成為先進女性向往、心儀的社會角色。“女國民強調男女平等的權利,認為女性只有取得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各種權利,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才能盡女國民之職責。……在女國民的呼喚聲中,涌現了一大批以天下為己任,追求平等、自由、權利,具有獨立人格意識,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女革命家,如秋瑾、何香凝、唐群英等。”[4]在“女國民”意識的鼓舞感召下,辛亥知識女性棄脂粉,事鐵血,投身反帝反清斗爭,她們不僅積極策劃、組織起義,而且主持秘密機關,擔任掩護、聯絡等任務,籌措經費,制造彈藥,運送武器,為推翻封建帝制作出了積極貢獻。同時,在全國各地還先后成立了以女學生為骨干的“女子北伐隊”、“女國民軍”、“女子敢死隊”、“女子經武練習隊”以及“赤十字會”等組織,奔赴前線服務戰地。在后方,一些女子組織了“女子后援會”、“女界協贊會”、“勸募手工御寒品會”、“女子募餉團”等團體,籌捐募餉以利后援。


      (三)以突破傳統婚姻觀為主題的女性家庭角色的重塑。


      家庭角色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身份及與之相應的行為模式。它是婚姻角色、親子角色和不斷變換的日常生活角色構成的角色系統。自19世紀末的維新運動開始,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就開始以新的目光來重新審視女性在社會家庭生活中的作用與地位,希望賦予女性合理的角色定位,以期發揮女性在國家民族事務中的作用。戊戌維新時期梁啟超倡導女性:“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婦道既昌,千室良善,豈不然哉!豈不然哉!”[5]這種“新賢妻良母”的角色定位觀在對女性相夫教子提出新要求的同時,還強調女性“強國保種”的功能與義務,要求女性成為獨立自養之人,接受一定的教育,具備一定的勞動技能。但“新賢妻良母”這一女性角色定位并沒有賦予女性權利,而只是強調了女性應盡的義務。到20世紀初辛亥革命前后的10余年間,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進一步催化下,女性獨立自主意識日益彰顯,積極爭取自由、平等、權利,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謀求女性的自由與解放,女性家庭角色定位也由此發生了變化。辛亥革命時期女性首先從批判和沖破傳統婚姻觀出發來使女性的精神和形體得到解放。傳統婚姻制度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產物,突出的特點是家長包辦,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性在婚姻中處于依附的地位。因此,20世紀初婦女解放思潮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對婚姻家庭問題認識的深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批判舊婚姻家庭制度的同時,較系統地提出了新的資產階級婚姻家庭觀。金天翮在《女界鐘》里疾呼,女子應該爭取交友、出入自由與婚姻自由的權利。辛亥革命時期新婚姻觀的一大表現就是實行“法制婚姻”:男女可以自由擇偶,自由離婚,婦女可以改嫁,一夫一妻,男女同受教育,共同參加社交活動。在思想界先進人士的感召下,社會上出現了女性對傳統家庭角色的沖擊,新女性家庭形象已在部分青年知識女性以及個別家庭女性身上展示出來。帶有“離婚”特征的已婚女子離家出走現象也時有出現,如秋瑾離家赴日本留學就是其中典型一例。寡婦再嫁在辛亥革命時期已不足為怪。1912年10月,陸紹芬、劉清揚等女性于北京發起成立中華民國家庭改良會。其宗旨為“本人道主義,改良家庭習慣,實行男女平等,以謀社會之發達”。以上表明,“辛亥革命時期女性家庭角色出現了現代化的初變。雖然這種變遷只以城市知識女性為主,農村女性尚鮮有介入。但變遷的趨勢一經形成,便會成為不可遏制的滔滔東流水,常奔不息”[6]。


      (四)以經濟獨立意識萌芽為標志的女性經濟角色的變遷。


      辛亥革命時期先進的中國女性認識到,女子地位卑微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能自營生計,因此她們熱切關注并身體力行地改造中國傳統女性經濟角色,發出了恢復女性“營業之權利”的呼吁,從而使中國女性中出現了向社會求職乃至創業的新型經濟角色,開創了中國女性經濟角色變遷的先聲,為女性社會價值的重估奠定了經濟基礎。當時的婦女刊物以西方女性獨立經濟角色為參照系,積極宣揚對中國女性進行職業教育,以此作為構建新女性經濟角色的基石。這一時期,對女性經濟獨立角色的期待已包含了女性如何謀職和如何興辦實業兩個方面。在一片呼吁女性實現經濟社會人的聲浪中,中國女性步履維艱地開始了經濟角色建設的實踐活動。1894年前,全國女工約3.5萬人,占當時產業工人總數的35%左右。到1914年前,女工人數已達23萬人,占全國產業工人(不含礦山)的37%。她們主要分布于幾個大中城市的百余個大廠中,在紡織工業、繅絲工業、煙草、火柴、造紙等輕工業部門做工,其中尤以棉紡織業為最[7]。民國創立以后,女界又掀起了女子實業運動,向工藝、農業、商業、金融等方面進軍。例如,1911年6月,北京女學界人士孔勞湘、劉世宜、張綺等創辦了女子工藝研究所,1912年4月,張錫麟創辦蠶桑講習所,招集女子研究養蠶方法,培養蠶業人才,1912年12月,俞植權在上海創辦女子興業公司。這些女子實業團體的相繼出現,為造就女性經濟角色提供了場所,它折射出城市中上層知識女性對自我經濟角色的深深追逐,它包容著覺悟的職業女性實業救國的愛國情懷,展示著職業女性開創女性就業先河的氣魄和才智。然而,由于女性教育的滯后性等多重原因,辛亥革命時期就業婦女的素質整體偏低,擁有社會就業角色的婦女只占全國婦女的很少一部分,而且婦女就業環境得不到根本改善,婦女就業處于不穩定狀態。可見,這一時期的婦女就業只是處于起步階段,顯示出女性追求經濟角色和社會價值之初的不足和偏差。但“盡管如此,部分女性尤其是都市女性對獨立經濟角色的領悟和實踐,使得女性經濟角色從家庭的依附性走向社會的獨立性,從社會的勞力領域向勞腦領域拓展,成為女性整體角色轉換的強大推動力,昭示出了女性經濟角色變遷的現代化方向”[8]。


      (五)以自我解放為內涵的女性主體意識的增強。


      女性主體意識是女性作為主體對自己在客觀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價值的自覺意識,具體地說,就是女性能夠自覺地意識并履行自己的歷史使命、社會責任、人生義務,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點,并以獨特的方式參與社會生活的改造,肯定和實現自己的需要和價值。辛亥革命前后,中國知識女性在危機面前的主體意識才真正覺醒起來,一批接受過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洗禮的時代女性,在對男性思想家關于婦女解放的號召積極回應的同時,她們的自我解放意識日漸增強。她們不僅痛快淋漓地對壓制婦女的男權勢力進行揭露和批判,而且開始思考如何通過女子自己的力量去謀求自身的解放;她們不僅表達了“女界革命”、“女子家庭革命”的強烈愿望,而且從女性自身的實際出發,開始努力探尋“革命”的方法和途徑,使婦女在文化、教育、經濟、政治、家庭諸領域獲得與男子同等的權利,乃至人格的自由與獨立。先進知識女性認為要實現男女平權,首先,必須擺脫對男子的依賴。不僅從思想上擺脫對男子的依賴,而且應在經濟上為女子獨立奠定基礎。其次,必須盡國民之義務。她們認為,國家興亡,女子不能辭其責。如果不能與男子盡同等之義務,就不得與男子享平等之權利。再次,必須具備平權的學問和能力。在她們看來,平等的教育是男女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諸方面平權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實行平等的教育,才能獲取平權的資本。可見,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在解放自身的過程中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達到了相當自覺的程度。


      二、辛亥革命時期女性社會角色意識覺醒之歸因


      (一)社會觀念的變化為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創造了條件。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發,在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的意識形態,使得當時的人們在思想觀念上產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政治經濟生活的急劇變動,帶動了社會移風易俗。臨時政府建立后,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如改用公歷,以中華民國紀元;限期剪去辮子;禁止婦女纏足;嚴禁吸食鴉片,禁止賭博;廢止跪拜,等等。辛亥革命帶來了人們在社會觀念、思想意識、倫理道德、價值取向、審美情趣、氣質、精神風貌等方面的一系列變化。新的、合乎人性的、合乎科學的社會習俗和思想觀念開始取代落后的、腐朽的、講究等級的封建習俗,使辛亥革命后的整個社會風氣為之一新。民初婦女生活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社會轉型期: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體的建立,確立了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基本原則;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婦女的經濟地位得以改變,從而為婦女婚姻法律地位的提高打下了基礎;新思想、新文化的傳播,促進了民初婦女主體意識的覺醒,使更多的婦女自覺地投身到為爭取自身解放而進行的斗爭中去,從而導致民初婦女的婚姻法律地位有了明顯的提高。在就業、求學、社交方面,婦女們也有了初步的自由,生活范圍之廣遠非昔日婦女所能比。


      (二)西方“天賦人權”說為婦女參政運動的興起提供了思想武器。


      辛亥革命的爆發為這一時期的婦女參政運動提供了契機,而西方“婦女解放”思想和“天賦人權”學說的傳入,為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參政運動的開展提供了思想武器,并推動著這場運動不斷前進。20世紀初,西方女權運動尤其是英國婦女的斗爭進一步高漲,國際婦女的參政要求在中國一部分知識女性中引起了共鳴,觸發了中國的婦女參政運動。西方的“天賦人權”思想也成了這一時期婦女參政運動的指導思想。辛亥革命時期婦女爭自由、復女權的斗爭,實際上是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和“天賦人權”學說與中國的封建禮教的論戰。中國先進婦女抨擊封建禮教,要求恢復女權,貫穿其間的中心思想或理論依據,就是“男女之權”均為“天賦人權”,剝奪女權就是剝奪“天賦”女子之權。


      (三)女性刊物的創辦為婦女獨立意識的增強提供了平臺。


      振筆墨、灑墨淚、創辦刊物、喚醒女性主體意識,為婦女解放吶喊助威是辛亥革命時期知識女性政治覺醒的又一重要方面。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早期的中國婦女報刊呈現某些共同的特點。“報刊的主編、主筆大多是中國婦女的最早覺悟者。從創辦早期婦女報刊的人員結構看,以知識女性擔任主編、主撰者居多。她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接受過資產階級教育的女性”[9]。她們把婦女報刊看做是傳播民主革命思想、批判封建主義、宣傳男女平等、啟發婦女覺悟、激發愛國熱情、指導婦女解放運動的“神燈”。因而,她們不遺余力地從事女子報刊創辦工作,利用報刊向廣大婦女宣傳革命思想,在女學運動、女權運動、拒俄運動、反美愛國運動中,在報刊上刊載了一系列宣傳文章、評論以及報道等,為當時的社會革命搖旗吶喊,發揮了重要的輿論宣傳作用。當時頗具影響的有陳擷芬創辦的《女報》、丁初我創辦的《女子世界》、秋瑾創辦的《中國女報》、燕斌創辦的《中國新女界雜志》、張漢昭等人創辦的《神州女報》等。這些婦女報刊成為先進女性宣傳女權、倡導民主革命思想的主要陣地。此外,在這些報刊中,由女留學生創辦的婦女刊物達到30多種。獨立的留學生活,培養了女留學生獨立的意識,她們所辦的婦女報刊,不僅在女性解放認識上思想激進,而且還主張婦女自身的解放必須和爭取民族的解放緊密結合,才能最終實現女性的真正解放。1907年,留日回國的秋瑾在上海創辦《中國女報》,雖僅出版兩期,第三期因秋瑾的被捕而未出,但這份刊物集中代表了辛亥革命時期婦女思想的精華。


      (四)婦女社團的興起為女性知識分子的政治活動奠定了組織基礎。


      結團體、爭權利、啟動近代參政生活,是辛亥革命時期知識女性政治覺醒的重要方面。女性社團與女性意識的發展是考量近代中國婦女階層如何變化的兩個角度。婦女社團的活動提升了女性自我性別意識和自我參與意識,它的蓬勃發展推動了婦女階層在社會發展中的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辛亥革命期間婦女社團在追求女性解放的道路上完成了從對男性團體的附屬性、依賴性,到與男性團體分庭抗爭的不妥協性,最后到與男性團體并肩戰斗的平等性的三步走。求得自身發展和為國盡義務這兩項時代所賦予的歷史使命,在婦女社團的宗旨和活動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北京的“中國國民婦女禁煙會”、天津的“中國女子禁煙會”以及上海的“女子青年會”等女子社團,以“社會改良、倡導教育”為主旨,希望通過改良社會風俗、提高婦女教育水平以及提高婦女生活技能來實現女性發展;伍廷芳夫人發起的“上海女界協贊會”等社團也以“蓋欲提倡女界公益,以實行自立立人、慈善博愛之美德也”為己任,通過創立各種勸捐會和慈善會來支持國民革命。辛亥知識女性在革命前共組織了40余個婦女團體,這些團體許多是應革命的需要而產生的,政治色彩很濃。諸如共愛會、赤十字會、對俄同志女會、國恥會、愛國社、女子國民會、四川女子保路同志會等女子社團,大都是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清斗爭的烽火中誕生的,與政治運動密切相關,帶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性質,更強調女子的國民意識,顯示出這些社團的政治意義。中華民國成立后,一些先進的婦女團體又組建了各種參政團體。這一時期,在中國大地上先后形成了“女子參政同志會”、“女子后援會”、“女子尚武會”、“女子同盟會”、“女國民會”五大團體。各種婦女團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據統計,1911年10月10日到1913年底全國共組織了58個婦女團體。按照其活動的主要內容分:參軍12個,參政9個,募捐9個,慈善3個,改良風俗7個,教育7個,實業6個……這些婦女團體有三部分人發起:一是留日歸來的女學生,如唐群英、林宗素、吳木蘭、張漢英等;一是國內女校畢業的學生,如薛素貞、尹維峻、吳淑卿等;一是貴夫人,如伍廷芳夫人、程德全夫人。”[10]從民國初年婦女團體活動中可以看出,婦女們自始至終把自身的解放融合在反帝反封建中,婦女們為推翻封建專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盡了自己的力量,為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創造了良好的開端,也為“五四”時期婦女解放運動奠定了組織基礎。


      (五)男性革命家和思想家為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發揮了啟蒙作用。


      近代婦女解放運動中男性革命家和思想家發揮了重要的啟蒙作用。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為代表的戊戌維新派將斗爭的鋒芒直指封建的倫理綱常,直接指向夫權和宗法關系,親自興辦了禁纏足會和女學堂,從而推動了女性解放運動,但最終因變法失敗而告終。1903年被譽為“中國女界之盧梭”的著名思想家金天翮懷抱拯救婦女脫離苦海的愿望,著成《女界鐘》一書。該書一經出版,振聾發聵,為沉沉黑暗的中國女界指出一條光明之路,在中國女權主義思想史上樹起一道豐碑。該書從女子的道德、品性、能力、教育方法、權利、參與政治和婚姻進化論等方面展開論述,猛烈抨擊了封建中國奴役女性的舊思想、舊制度,宣傳男女平等觀點,敲響了女界革命的鐘聲。辛亥革命時期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婦女解放方面也作出了顯著的貢獻。孫中山先生不僅把“男女平權”作為他民權思想的組成部分來加以倡導,而且注意把婦女吸引到風起云涌的革命洪流之中,使婦女解放和反清革命合流,把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引上同民主革命相結合的道路。資產階級革命宣傳家鄒容在《革命軍》中,明確“全國無論男女皆為國民。凡為國人,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不得侵入自由,如言論、思想、出版等事”[11]。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號召婦女起來參加民主革命斗爭,與男子同心協力,推翻清朝,建立民國。因此1905年同盟會在制訂政綱時提出了禁蓄婢、廢纏足、男女均權的主張,以后又在政綱中明確提出“男女權利平等”。這股革命洪流培養、教育、鍛煉了一代女性,造就了一批婦女英才。“據不完全統計,參加同盟會的女知識分子約有200人,其中有姓名可查的計有105人,她們或公開、或秘密、或個人、或團體,以各種形式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運動。”[12]


      (六)女子教育的發展為婦女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興辦女子教育,讓女子和男子一樣有同等受教育的機會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反封建的重要課題,也是婦女解放運動爭取的目標之一。在辛亥革命前后,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意識的先進婦女界大張旗鼓地宣傳女子受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秋瑾在《白話》第一期中指出:“要尊貴女子的權,必須先興女子的學。”[13]《女子世界》寫文章指出:“女子既不學,則天性本馴者,日以順從為事,依賴之外一無所稱。”[14]1913年5月,吳木蘭發起組織男女聯合教育會,并呈文參議院,請求政府實行男女平等之教育。20世紀初女子教育的發展,是戊戌維新以來婦女解放運動的成果,標志著婦女被排斥于學校教育之外的歷史結束。“通過留日女學生對女學的宣傳和實踐,有利地促進了國內女學的發展和女子師范教育制度的創立。……女校的發展,使一批婦女走出閨閣,為婦女參加政治、經濟活動,提高社會地位開辟了道路,也為婦女進一步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創造了條件。”[15]辛亥革命爆發后幾年,由于法律上確認了女子受教育的權利和社會觀念的進步,也由于女性自身爭取教育平等權的強烈要求,女子教育有了較大的發展。女子受教育機會的擴充,使得女子的知識范圍擴大,其智力及人格都得到了發展,這為她們不再受舊禮法的嚴格限制、不再囿于家庭、爭取男女平等、爭取提高婚姻地位等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三、辛亥革命時期女性知識分子政治參與的歷史影響


      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突破了戊戌變法時期改良派把對婦女的解放僅限在“賢妻良母”的范圍內,而是鼓勵與發動婦女走出家庭同男子一起革命,承擔保家衛國的責任。這場運動是中上層知識婦女群體覺醒的起點,它伴隨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進程而產生并得以發展,其反封建的進步作用和對婦女的震醒作用是應該充分肯定的。它對封建宗法制度下婦女所受壓迫的揭露和對封建倫理綱常的猛烈抨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風起云涌的資產階級革命洪流中,中國婦女第一次結成團體。她們開始認識到婦女解放必須通過推翻封建專制制度的革命來爭取,使婦女運動同革命運動合流,這是過去革命從未有過的姿態,開創了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的歷史篇章,是“中國婦女運動的第一聲”。以秋瑾、唐群英等為代表的婦女英杰為民主革命而奉獻的精神和建立的功勛將彪炳千古。以婦女為主體、有綱領、有組織、有一定規模的婦女政治參與行為所提出的婦女解放的各種主張和觀點沖破了封建主義的桎梏,傳播了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深化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反封建的內涵,為以后更大規模、更系統的婦女參政運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教訓,在中國婦女發展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然而,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慣性潛移默化地腐蝕著人們的頭腦,男尊女卑思想依舊根深蒂固,辛亥革命時期婦女解放運動仍然受到來自各方面的阻力。近代女性的政治覺醒難免打上時代的烙印,顯示出相當的狹隘性和不穩定性。客觀上,社會的普遍認知使婦女參政難以取得實質性的成效。在當時整個社會中,無論是廣大民眾,還是社會輿論,都對婦女參政表示漠視,甚至不支持,尤其是當時的南京臨時政府,其中的大多數官員都對此采取反對態度,這是導致這場婦女參政運動最終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宋教仁斥責婦女參政為“無理取鬧”。章太炎則稱許可女子參政一事,破壞了中國傳統的家庭制度。在種種阻滯和壓力下,對女子參政,孫中山除了口頭與精神上的支持,在實際行為中也無能為力。資產階級革命派由于自身的軟弱性、妥協性無力保住自己的政權,無法也不可能消除封建毒素,舊的封建倫理觀念未能打破,籠罩在婦女頭上的封建網絡依然存在,婦女的解放也只能是一場幻想。從主觀上說,中國婦女本身人格與素質上的缺陷也是導致這場運動具有極大局限性的根本原因。“長期的封建壓迫使得占女性絕大多數的勞動婦女更是還處于沉睡狀態中,在她們身上,自主意識還沒有覺醒,權利對她們來說還很陌生,所謂國民新思想、新觀念還遠沒有被廣大女性接受。女國民所蘊涵的女性在國家中的地位、權利和義務,以及享有這些地位、權利和義務應具備的素質,還不是廣大女性能理解和接受的。女國民還只是理論形態上的一種觀念,一種社會思潮,一種理想的人物范式,因而呈現出一種曲高和寡的狀態。”[16]當時女子參政運動僅局限在少數中上層婦女的小圈子中,核心人物不過數十人。作為女子參政的組織機構“女子參政同盟會”組織上十分渙散,遠不是一個統一強大鞏固的團體。因此,在盤根錯節的反動勢力和根深蒂固的習慣勢力面前,幾個激進婦女的行動是很難成功的。先進女性和女子參政同盟會自身的這些弱點和缺陷,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婦女的軟弱、妥協以及不成熟,也折射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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