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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告別的革命:關于辛亥革命的幾個問題辨析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8年08月07日 10:24:57

      摘要:


      辛亥革命的爆發既有現實的原因,也有深厚的經濟社會根源。清政府沒有也不可能通過改良把中國引上富強的道路,革命是歷史的必然的選擇。辛亥革命不僅沒有延誤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相反卻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關鍵詞:


      歷史虛無主義;辛亥革命;革命;改良;


      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夢理論與實踐研究”(項目批準號:13&ZD005)的階段性成果。;


      近年來,中國近現代史學界出現了一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否定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歷史。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這一傾向表現得非常明顯。一些學者雖然肯定辛亥革命的道德正義性,但否認辛亥革命是當時必然的、正確的選擇,從而徹底否定了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與之相應的是,他們對晚清的改良和立憲運動寄予了深厚的同情,認為晚清的改良派與立憲派代表了中國前進的正確方向。這些觀點,涉及對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主流與本質的認識,有必要認真加以辨析。


      一、辛亥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嗎?


      一種觀點認為,辛亥革命是完全可以避免而且應該避免的。其理由是:辛亥革命的爆發和成功都是非常偶然的,當時的中國完全可以選擇另一條道路,即改良的道路。這一看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事實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任何革命都不是憑空產生的,都有深厚的社會經濟根源。馬克思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1](P2-3)辛亥革命就是中國近代以來經濟關系和階級關系變動的必然產物。


      中國的社會經濟關系自1840年鴉片戰爭后開始發生根本性改變。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相繼入侵,中國被卷入了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傳統的經濟結構漸趨解體。19世紀60年代以后,清廷發起“自強”運動,洋務派興辦了一批軍用工業,這是中國人最早經營的近代工業,但這批軍用工業帶有強烈的官辦色彩,屬于官僚資本的最初形態。真正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近代企業產生于19世紀70年代。那時,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開始投資于新式工業。首先出現的是船舶修造業、繅絲業,繼有火柴、造紙、印刷等業的興起,之后又有采礦交通、紡織、冶煉等業出現。這些企業雖然規模小、資金少,但都采用雇傭勞動,產品主要用于交換,以盈利為目的,因而已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企業。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中國資產階級的成長壯大。由于中國資本主義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具有很強的依賴性,中國的資產階級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盡管如此,資產階級畢竟是一種新型的社會力量。隨著它的力量的逐漸壯大,它必然會提出其政治上的要求,這就為辛亥革命的爆發準備了階級基礎。


      其次,辛亥革命絕非某種偶然因素的結果,也不是某個或某些歷史人物主觀選擇的結果。任何地方發生革命動蕩,其背后必然有某種社會要求。如果不具備客觀的歷史需要,沒有深刻的社會背景,任何人都無法憑自己的主觀意志把它制造出來。從世界范圍看,從歷史看,當政治敗壞到難以維持正常統治的時候,當民眾無法照常生活下去的時候,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辛亥革命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所面臨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的產物。


      中國的民族危機在鴉片戰爭后即已顯現,之后日甚一日,至甲午戰爭已是國將不國。孫中山先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走上革命道路的。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組建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由孫中山起草的興中會章程對該會的緣起作了如下的說明:“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茍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剪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于鄰邦,文物冠裳被輕于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為雄,無敵于天下。乃以庸奴誤國,涂[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于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用特集會眾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抒此時艱,奠我中夏。”[2](P19)顯然,興中會的成立是受了甲午戰爭及由此引發的民族危機的刺激。章程中所講的“辱國喪師”、“剪藩壓境”、“不齒于鄰邦”、“被輕于異族”皆是就當時中日戰爭的情形而發。甲午戰爭失敗后,列強在中國強占租借地,劃分勢力范圍,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機。隨著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深,華興會、光復會、中國同盟會等革命團體相繼建立。


      在民族危機日趨嚴重的同時,社會危機也日漸加深。清政府為了支付巨額賠款,加緊了對人民的搜刮,人民的生活變得極度困難,已經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1906年,御史葉芾棠在給朝廷的奏折中寫道:“士為四民之首,近已絕無生路,農、工終歲勤動,難謀一飽,商賈資本缺乏,揭借者多,獲利維艱,倒閉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無業游民居其大半,弱者轉于溝壑,強者流為盜賊,土匪蠢動,此滅彼興,民不聊生,何堪搜括。加以各省水旱蝗蝻,哀鴻遍野,徐、海饑民數百萬,遮蔽江、淮,困苦流離,生無所賴。”[3](P448)在清末的最后10年間,抗捐抗稅、饑民暴動、罷工與罷市、秘密會社起事等各類民變風起云涌,幾乎隨處都有,隨時都有,成為晚清社會非常突出的社會現象。據統計,從1902年到1911年,各地此起彼伏的民變多達1300余起,平均每兩天半發生一次。[4]這些民變席卷全國各地,觸及城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無論在范圍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參與民變的社會范圍大大擴大,除了貧苦的農民、破產的手工業者,無家可歸的游民外,還有中小商人、工人、士兵,一些地方士紳,乃至政府官員也都參與了民變。這表明20世紀初年中國的社會危機非常嚴重,革命的形勢已經形成,清王朝的滅亡的趨勢已是無可挽回了。正如孫中山所形容的,“一座即將倒塌的房屋,整個結構已從根本上徹底地腐朽了,難道有人只要用幾根小柱子斜撐住外墻就能夠使那座房屋免于傾倒嗎?”[2](P254)


      總之,辛亥革命的爆發既有現實的原因,也有深厚的經濟社會根源,是歷史的必然。固然,點燃革命之火的事件或人物可能具有偶然性,但革命本身則具有必然性。馬克思主義并不否定歷史的偶然性,也不否認個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強調,歷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只是在于發現這些規律。”[5](P302)歷史的必然性通常會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辛亥革命中固然充滿了許多偶然性,但在這些偶然性的背后,有中國社會經濟和階級關系的變動,有深刻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因此,以歷史的偶然性來否定辛亥革命的必然性,是對歷史的誤讀。


      二、清末改良的道路是行得通的嗎?


      關于辛亥革命的另一種觀點是: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因為清政府已經在進行改革,這種改革完全可以把中國引上現代化的道路。清廷真的可以通過改良的道路把中國引上富強的道路嗎?讓我們追溯一下清廷為應對變局所做的“變革”。


      清廷真正的變革是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的打擊之后出現的。自19世紀60年代起,清廷統治集團內部的洋務派在“自強求富”的旗號下,積極推動清廷在外交、軍事、教育各領域的變革。在之后的30多年間,洋務派創辦了新式企業,開始了新式外交,開辦了新式教育。凡此種種,較之以前進步是非常明顯的。然而此種進步與當時西方世界日新月異的變化相比較,則仍然相形見絀。19世紀60至90年代,正是世界性改革的時代。英國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俄國完成了農奴制改革;美國通過南北戰爭完成了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德國、意大利等實現了國家統一;日本完成了維新變法。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的變化仍然是小的。就像田徑場上賽跑一樣,中國雖然已經起步,但速度明顯不如他人。中國與列強各國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進一步拉大。中國仍然落于人后,仍然不足以應付外力之侵凌。甲午一役,中國大敗,徹底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它表明,舊的制度已經腐敗,中國要實現富強復興,就必須打破舊的體制,建立起一種新的社會制度。


      1898年的戊戌變法可以說是建立新的社會制度的一次嘗試。變法期間,一項項改革措施接連出臺。政治方面,刪改則例,裁汰冗員,澄清吏治,廣開言路;經濟方面,設立農工商總局,礦務鐵路總局,開辦實業,改革財政,獎勵發明;文教方面,廢八股,改試策論,開辦京師大學堂,派人出國留學,設立譯書局,準許自由創辦報刊、組織學會;軍事方面,設軍工廠,編練新軍等。然而變法只持續了103天就被迫中止。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勢力發動政變,康有為、梁啟超亡命日本,“六君子”被殺,慈禧太后出來“訓政”,她一方面廢除變法期間所施行的新政,一方面恢復被康、梁廢除或已改變的舊政,結果除了礦務鐵路總局及大學堂得以幸免外,其他一切又都恢復了舊觀。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后,由慈禧太后主導的“新政”又開始了。1901年1月29日,當時還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就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布“變法”上諭。上諭嚴厲批評了此前學習西法僅注意語言文字、制造器械的傾向,明確提出要學習西方的本源,即制度。在這之后的幾年間,清政府頒布了一系列實施“新政”的上諭,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教育、軍事各個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變革,就是宣布“預備立憲”。1906年8月,清廷發布預備仿行憲政上諭,內稱:“我朝自開國以來,列圣相承,謨烈昭垂,無不因時損益,著為憲典。現在各國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勢,而我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阽險,憂患迫切,非廣求智識,更訂法制,上無以承祖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派大臣分赴各國考察政治,現載澤等回國陳奏,皆以國勢不振,實由于上下相睽,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于實行憲法,取決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通,博采眾長,明定權限,以及籌備財用,經畫政務,無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3](P43-44)之后,立憲運動逐步展開。1908年7月,清廷頒布資政院章程,同年8月底,清廷公布9年預備立憲大綱,決定到1917年頒布憲法,實行立憲。然而,在離清廷預定的頒憲法的時間還有6年的時候,革命爆發了。清王朝沒有等到頒布憲法的那一天,就退出了歷史舞臺。


      清廷推行“新政”的本意,原是振衰起弱,從此“富強”,外則討好洋人,內則消弭革命,然而推行的結果,非但沒能鞏固其自身的統治,相反卻加速了革命的到來。這是因為,一方面,清廷此次新政,畢竟是一次遲到的改革。清廷在改革之前,其腐敗無能的面目已暴露無遺,其沒落衰敗的趨勢已無可挽回,改革已經于事無補。人們所希望的,是一種激烈的、要清廷“命”的“變革”。另一方面,清廷盡管自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不斷進行改革,但這種改革始終是被動的、滯后的、消極的,并且是缺乏誠意的。比如說,當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后,立憲派一而再再而三地請愿,要求速開國會,均遭拒絕。立憲是假,集權是真,立憲派領袖人物梁啟超對此有深刻的觀察。他說:“號稱預備立憲改革官制,一若發憤以刷新前此之腐敗。夷考其實,無一如其所言,而徒為權位之爭奪,勢力之傾軋,藉權限之說以為擠排異已之具,借新缺之立以為位置私人之途,賄賂公行,朋黨各樹,而庶政不舉,對外之不競,視前此且更甚焉。”[6](P48)結果,人們所期待的變革并沒有到來,而清廷在改革問題上卻不進反退。1911年5月8日,攝政王載灃頒發上諭,宣布成立內閣。內閣大臣共計13人,其中漢族4人,滿族9人,滿族9人中,皇族又占7人,所以實際上是“皇族內閣”。這一“皇族內閣”的成立,使清政府大失信用,原來寄望于通過立憲改良政治挽救危亡的人們也認識到,清政府所謂的“立憲”,不過是在借“立憲”之名,行集權之實,靠他們來挽救國家危亡,已經完全不可能,要救亡,必須另辟新徑。就這樣,原本主張改良的立憲派轉而同情革命。可見,正是因為清廷拒絕實質性的變革,他們才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革命實際上是清政府自己“制造”出來的。正如梁啟超所說:“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制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革命黨何以生?生于政治腐敗。政治腐敗者,實制造革命黨原料之主品也。政治不從人民之所欲惡,不能為人民捍患而開利,則人民于權利上得起而革之,且于義務上不可不起而革之。”[6](P45-46)


      總之,從洋務運動開始,中經戊戌變法,到清末的“新政”,一次次的改良,又一次次的失敗。一次次的希望,又一次次的失望。正是因為清廷在變革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遲疑和被動、在對外戰爭中表現出來的無能和懦弱、在內政方面表現出來的貪婪和殘暴,都無法使國人相信它能把中國引上一條富強之路。盡管人們渴望秩序與和平,盡管很少有人愿意通過急劇的、暴力的革命方式去實現國家的變革,但殘酷的現實迫使越來越多的人放棄和平改良的幻想,轉而同情或支持革命。這樣,隨著清廷改革的深入,人們變革的要求不是得到了滿足,而是變得更加強烈,于是越來越多的人走上了革命救國的道路,他們的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要在中國建立起一種西方式的共和制度,革命就這樣成為歷史的選擇。所以,那種認為清廷完全可以把中國引向憲政之路的觀點完全是一種脫離歷史的想象。


      三、辛亥革命延誤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嗎?


      歷史虛無主義者否定辛亥革命歷史意義的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認為辛亥革命引發了中國后來一系列的動蕩,延誤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之相似的另一種表述是: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政府的權威,革命后又沒有建立起新的權威,所以無法進行高度的社會動員,導致現代化進程中斷。這種看法,同樣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如果我們把現代化理解為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全面的進步,那么,辛亥革命不僅沒有延誤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相反卻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首先,辛亥革命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國人民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程度上開展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斗爭。太平天國、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從不同方面打擊了外國侵略者和國內封建勢力,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但這些斗爭都還沒有提出較為系統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政治綱領,只有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才在比較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孫中山先生第一次響亮地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并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集中反映了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崇高理想,特別是明確提出要推翻君主專制政體、建立民主共和國。這是以往從未有過的政治理念,從而把民主主義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7]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的政治現代化開創了一個新的階段。武昌起義成功后,中華民國建立了,清帝宣布退位,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從此退出了中國的歷史舞臺,中國實現了從“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轉變。用資產階級的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地主階級的君主專制制度,這是歷史的巨大進步。盡管后來的事實證明,民主共和在當時只具形式,但是民主共和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中國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已是不可逆轉。從此以后,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從世界范圍看,這是亞洲出現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從歷史看,這是中國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進程中邁出的重要一步,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正如列寧所說:“沒有真誠的民主主義的高漲,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擺脫歷來的奴隸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這種高漲才能激發勞動群眾,使他們創造奇跡。在孫中山的綱領的每一句話中都可以看出這種高漲。”[8](P292)


      第三,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開辟了道路。清政府也曾為發展資本主義做過種種努力,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都有專門發展資本主義的措施推出,但均未能成功,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舊的體制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辛亥革命徹底推翻了舊制度,從而掃除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大障礙,革命后政府頒布一系列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措施,整個社會也都認為“破壞已終,建設方始”,因此出現了歷時近十年的現代工業發展浪潮。據統計,1912—1919年,新建廠礦600多家,到1920年,新增資本總額1.6萬億元,這8年的投資,相當于1912年以前50年間投資額的總和。現代化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明顯提升,現代工業無論在數量、規模、范圍還是影響上都大大超過晚清幾十年的總和。學者把資本主義的這種發展稱之為“黃金時代”,而這個“黃金時代”的出現和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辛亥革命削弱了封建勢力,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了道路。[9]


      第四,辛亥革命開啟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革命往往意味著摧毀舊的權威,也意味著一種新的社會變革的開始。在民國成立后的第一年間,連續頒布了一系列改革舊習俗的法令法規。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限期剪辮,禁止纏足、吸鴉片、賭博等惡習,廢除“大人”、“老爺”等反映封建時代身份與地位的等級觀念稱呼,廢除跪拜禮,給予蛋戶、惰民、乞丐、家奴、優倡等所謂“賤民”一切公民權利,禁止刑訊,禁止買賣人口和販賣“豬仔”,保護華僑,等等。這些舉措看似瑣碎,卻處處滲透著民主共和與人權平等的精神,而這種精神又隨著法令的推行逐漸滲透到民間,使民主共和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整個社會也就呈現出一種新的氣象。


      第五,辛亥革命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中國自秦至清,盡管歷代風尚各有不同,制度多有損益,但總體上保持了一致性,實行的都是君主專制制度,“皇權”始終支配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皇帝都可以廢掉,還有什么不可以改變的呢?這就為新思想新學說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列寧在談及辛亥革命的影響時指出:“中國不是早就被公認為是長期完全停滯的國家的典型嗎?但是現在中國的政治生活沸騰起來了,社會運動和民主主義高潮正在洶涌澎湃地發展。”[8](P315)的確,辛亥革命后,新文化運動迅速興起,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這一切無疑都是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


      第六,辛亥革命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為中華民族的發展進步探索了道路。[10]辛亥革命雖然失敗,但它從反面證明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其不可避免的弱點,難以擔當完成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歷史性任務,不能解決中國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問題。另一方面,辛亥革命的目的是要在中國建立西方式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制度,但事實證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行不通,中國舊式的民主主義革命已經走到盡頭,中國必須尋找一條新路,去完成辛亥革命沒有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樣,辛亥革命的失敗,推動先進中國人去探索中國社會發展的新道路,去完成辛亥志士未竟的事業,所以說辛亥革命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不容否定。


      總之,辛亥革命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極大推動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開啟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為中華民族發展進步探索了道路,這一切都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當然,辛亥革命并沒有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它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失敗了。但是,如果我們把辛亥革命放到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來看,它就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主張“告別革命”的人,大多持有一種理論預設,即革命與現代化是對立的,似乎革命必然會破壞現代化。這實際上是對“革命”的誤解。“革命”是一個古老的中文詞匯,語出《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它是儒家學說中的重要政治話語,其含義基本上是指以暴力手段造成皇權的更迭。近代中國人所講的“革命”則是一個外來的概念,從英語revolution而來,日人譯之為“革命”,最初由流亡日本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接受并把它介紹到中國。英語revolution一詞原意指天體周而復始的時空運動,16世紀后才轉生出政治含義。18世紀末以來,“革命”的含義隨著政治和哲學潮流在不斷演變,最終脫離過去“周而復始”的含義,衍生出一種“奇特的唯新是求的情結”。在中國,排滿革命興起之后,在西方現代思想沖擊下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學習西方revolution內容并對傳統革命觀念進行重構。“革命”一詞的本來意義如易姓和王朝更替等傳統內涵消失或隱藏,取而代之的是實行共和、整體的徹底激烈變革、進步等新的意義。[11](P217)所以,近代意義上的“革命”與中國傳統意義上的“革命”不同,它被賦予了深厚的“現代性”。這就決定了“革命”與“現代化”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關聯。革命與現代化可能是不同歷史時期的歷史主題,但兩者絕不是對立的。革命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為了現代化,革命本身也是現代化事業的一部分,革命為現代化創造前提。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黨人,正是為了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而投身革命的。他們對于舊制度和舊秩序的破壞,正是要為大規模的建設掃除障礙。鄒容說:“欲大建設,必先破壞;欲大破壞,必先建設。此千古不易之定論。吾儕今日所行之革命,為建設而破壞之革命也。”[12](P665-666)孫中山也強調:“建設為革命之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設,即不必有破壞,更不必言革命。”[13](P1192)


      最后必須指出,把辛亥革命后出現的軍閥混戰,社會動蕩,歸因于辛亥革命,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是不公正的,因為這是以后來的出現問題來否定之前的歷史,是一種“反歷史”的方法。歷史研究,應該從特定歷史情境出發,對歷史加以“同情之理解”。以今天的觀點來評判過去或以今天的成就嘲笑過去,都不是歷史主義的態度。


      作者:歐陽軍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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