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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的節奏:海內外關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及爭議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8年08月07日 10:22:17

      今天,當我們紀念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時,特別需要回顧與反思一個世紀以來學者們對中國近代史上這一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革命事件的研究和認識,因為它反映了一百年來中國社會以及人們思想意識的發展與變化。重新加深對辛亥革命的認識,不僅有助于我們進一步開拓和深入對辛亥革命的研究,而且更有助于我們對中國近現代歷史和中國當代問題的根源和本質有更準確和深刻的了解。


      有關辛亥革命的國內外論著,可謂浩如煙海、五花八門,但如果縱覽這一領域歷來的主要論著,我們就可以發現,辛亥革命研究在中國的歷史發展是分期鮮明、重點突出,而中國歷史學家們最關注的問題,就是辛亥革命的性質、歷史影響以及成敗之論。中國史學界之所以對辛亥革命的性質及歷史地位有著如此濃厚的興趣、重大的分歧以及熱烈的爭論,主要是因為在近現代中國史上,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總是滯后于社會先鋒思潮。具有引領作用的社會先鋒思潮常常能對整個社會起到震撼和翻天覆地的作用,但在歷史的長河中,這種劇烈的震蕩作用往往是短暫的,會迅速被更加沉重的、深受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條件為限制的歷史長擺所取代,重新回歸到歷史本來的運行規律中。所以,歷史的發展常常有其不以人類社會所能理解的自律與節奏,而人類社會對自身歷史發展的認識也有其并未充分意識到的自律與節奏。當歷史學家們的眼光或者被一時狂風驟雨的社會劇變所迷惑、或者被頑強有力的歷史慣力所震懾時,他們對歷史的判斷就出現了分歧,而這種對某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認識分歧,其產生與消失也有自身的動律,與社會整體和人類思想的發展緊密相關。然而,盡管認識歷史發展的節奏是如此之難,但歷史學家的職責和使命就是要幫助人們充分認識到種種歷史現象之后所隱藏的歷史發展節奏,從而引導人類社會較自覺地順應歷史規律而動。因此,本文擬從歷史發展的節奏這一角度,來對歷年來海內外關于辛亥革命研究的階段性特點以及研究熱點作一概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對辛亥革命成因和性質的新看法,以供商榷。


      一、辛亥革命研究的分期與階段性特點


      章開沅先生將辛亥革命研究的發展劃分為三大階段:1912-1949年為第一階段,1949-1976年為第二階段,1976-2001年為第三階段[1]。筆者以為這三個階段可以進一步歸納為1912-1970/80年和1970/80-2011年的兩大階段,因為雖然1949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分期,但從辛亥革命研究的發展和現象來說,1949年以前和1949-1976年間的特點基本相同,即當時對辛亥革命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國共兩黨政治和思想意識的影響,政治色彩濃重,感情成份明顯,學術研究的嚴謹性較差,有時甚至不乏對史事的歪曲。


      國內有關辛亥革命的撰述,早在1912年商務印書館就出版過郭孝成的《中國革命紀事本末》。但在1927年之前,國內對辛亥革命的撰述大都還稱不上是研究。它們差不多都限于羅列數據和人物事件,比較淺顯粗疏。在1949年之前,辛亥革命史也基本被納入國民黨黨史之范疇。所以,這一時期有關辛亥革命的論著,只有1940年代出版的如《中國國民黨史稿》(鄒魯著)和《革命逸史》(馮自由著)等少量著作尚有一定的學術價值與史料價值,大部分論著都以孫中山的思想活動以及同盟會為中心,情感色彩明顯,政治傾向嚴重,溢美之詞居多,甚至有文過飾非之弊。甚至,“左舜生、郭真等人把辛亥革命史納入黨史的編纂和研究,頗多刪改史實之處”[2]。無獨有偶,胡繩所著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分析了辛亥革命的成敗得失和辛亥革命時期幾種政治勢力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其政治色彩亦十分鮮明[3]。


      1949年以后,大陸關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一度少有人問津。但是,195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時,毛澤東發表了《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高度評價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從而一度帶動了有關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論著與文獻資料的出版。然而不久,“反右”斗爭又促使辛亥革命研究迅速冷落了下去。1961年,全國隆重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活動重新促進了對辛亥革命的研究。100多位參加武昌學術會議的學者們就新軍、會黨、反清、張謇的階級屬性以及辛亥革命前夕的社會主要矛盾等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會后出版了50萬字的《辛亥革命50周年紀念論文集》,以及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的6卷本《辛亥革命回憶錄》和《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輯》。總的說來,這一段時期大陸學術界深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主要是用階級斗爭理論和教條的馬列主義觀念來分析辛亥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以及辛亥革命成就的局限性和后果,把辛亥革命看作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陳旭麓所著《辛亥革命》和胡繩武《論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形成》等論著把辛亥革命納入革命史觀的總體框架、定位為近代三大民主革命高潮之一,這個評價模式成為大陸史學界延續至今的正統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上太軟弱,與封建統治者和外國帝國主義強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和依賴,所以他們不能徹底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種觀點明顯帶有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烙印,但并不妨礙大陸學者在有些研究領域和課題方面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如辛亥革命中新軍在湖北以外省份的作用、紳士階層中重要成員的思想變遷、各省份的自主運動等[4]。


      然而,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又打亂了大陸研究辛亥革命的良好勢頭。“文革”期間,以階級斗爭為綱和工農階級為主體的“文革史學”主宰了大陸史學領域。先前被定性為“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的辛亥革命遭到了猛烈批判。在極“左”派看來,作為一場資產階級革命,辛亥革命具有嚴重的妥協性。于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甚至包括革命派被一個個丑化、矮化,就連孫中山也難以幸免。對辛亥革命或者革命黨人的積極作用作出的任何肯定,都有可能被扣上“‘宣揚資產階級高明(中心)論’或者‘美化資產階級、為剝削階級辯護’的帽子而大批特批。辛亥革命就此淪為史學研究者不敢輕易涉足的‘險學’”[5]。


      改革開放以后,大陸的辛亥革命研究不僅迅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而且由于吸納了海外辛亥革命研究的成果與方法,出現了交流活躍、觀念新穎、交鋒激烈、題材廣泛、研究深入、碩果豐盈和名家競出的良好局面。


      首先,國內外頻繁舉行紀念辛亥革命的各類活動并相繼召開了有關的學術會議,為辛亥革命研究和學術交流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例如,為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和孫中山誕辰120周年,兩個大型國際研討會“辛亥革命與資產階級”和“孫中山及其時代”在1981年和1986年分別召開。1982年,海峽兩岸還各自派出了強大的學者隊伍并分別由胡繩和秦孝儀率領,出席了在美國芝加哥召開的辛亥革命國際研討會。此后,以逢五、逢十的周年紀念活動來促進辛亥革命學術研究的方式形成了一種慣例。僅在1990-1999年之間,大陸各地舉辦的辛亥革命學術研討會就接近20次[6]。這樣的學術活動不僅向海內外展現了改革開放后大陸辛亥革命研究如雨后春筍般的迅猛發展和科研成果,同時還進一步鼓勵和刺激了國內對辛亥革命的研究。據不完全統計,在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內,大陸總共發表了有關辛亥革命的論文達5000多篇,相當于1949年至1978年期間的10倍[7]。在1990-1999年期間,僅在《辛亥革命研究動態》上發表的論文,就達4400篇[8]。


      其次,“辛亥革命研究改變了從前單兵作戰的狀況,涌現出一批以辛亥革命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機構和研究群體”。大陸學者們采取了兵團協同作戰的方法,創辦了受到國內外關注的、產生廣泛影響的刊物如《辛亥革命史叢刊》及《辛亥革命研究動態》(辛亥革命史研究會)、《孫中山研究論叢》(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等[9],以及體現出集體學術力量與智慧的各種論文集如《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論集》、《辛亥前后史事論叢》及續編、《資產階級與辛亥革命》、《孫中山和辛亥革命》、《世紀之交的晚清社會》、《孫中山:愈挫愈奮的偉大先行者》、《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辛亥革命新論》、《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等。


      再者,尤其重要的是,辛亥革命的史料整理出版工作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進展和大豐收。許多有關辛亥革命的重要史料書和工具書如《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清末檔案資料叢編》、《清末海軍史料》、《湖北咨議局文獻資料匯編》、《黑血·金鼓——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報刊史事長編》、《南社史長編》、《文裴致參議院劉彥君書》、《萊陽亂事征實錄》、《辛亥革命詞典》、《孫中山辭典》、《孫中山年譜長編》、辛亥革命歷史辭典〉、《辛亥革命》、《國內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總攬》、《辛亥革命研究備要》等,都是在這一階段逐步問世的。史學研究離不開原始資料。關于辛亥革命文獻資料的相繼出版,極大地推動了辛亥革命研究的繁榮發展。


      所以,這一時期辛亥革命研究的特點就從過去小規模地編寫小冊子進入到大規模地撰寫大部頭學術專著的時代,其研究主題也從狹窄單一的狀況進入到多樣化、多層面的趨勢。這一時期,不僅不少內容全面、史料豐富、論述詳盡的力著如章開沅和林增平主編的3卷本《辛亥革命史》、李新主編的《中華民國史》、胡繩武和金沖及撰寫的《辛亥革命史》等先后出版,而且經過一段時期的積累和努力后,各種具有新穎視角和開創性的個人專著也紛紛呈現,如《辛亥革命時期新時尚人社團研究》、《孫中山在民國初期的決策研究》、《辛亥革命與民族問題》、《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晚清民族主義思潮》、《中華民國開國法制史》、《黃興的軍事理論與實踐》、《官紳之間:社會巨變中的近代紳商》、《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透視》、《商會與早期現代化》、《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與清末民初的廣東》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物研究以及人物文集在這一時期相繼面世,包括《孫中山全集》、《孫中山年譜長編》、《黃興集》、《戴季陶集》《章太炎集》、《寧調元集》、《居正集》、《經元善集》、《劉揆一集》、《辛亥人物碑傳集》、《民國人物碑傳集》等,成為這一時期辛亥革命研究的一大特色[10]。


      可見,大陸的辛亥革命研究,無論是從其作者群體、交流范圍、發展規模和活躍程度,還是從其學術性、多樣性、觀念開放性和思想深度,改革開放前后儼然有一個界限明晰的分界線。1912-1949年與1949-1976年雖然在政治上是一個明確的分界線,但按辛亥革命研究的學術性質和特點來看,它們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所以,從更長的歷史時期來看,大陸辛亥革命研究在這兩段時期的發展可以歸入同一性質的發展階段。


      二、中外辛亥革命研究的熱點


      自20世紀60年代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外對辛亥革命的研究熱潮不斷涌現,其研究成果達到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地步,但其中還是具有一些共同特點,我們可以用歸納的方法對其進行分析總結。概括起來,大陸關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大體集中在以下幾個熱點。


      1.關于辛亥革命的勝利或失敗成因、性質以及歷史地位。


      這是有關辛亥革命研究的一個最基本的、最重要但也最有爭議的問題。本文將在下一節中對此重點評述。


      2.關于辛亥革命的指導思想及三民主義的影響。


      辛亥革命的指導思想主要就是三民主義,它是孫中山和革命陣營的核心思想意識形態,也是鼓舞和引導革命志士投入辛亥革命的有力思想武器。因此,三民主義與辛亥革命的關系自然成了學者們熱烈探討的主題。首先,他們深入探討了辛亥革命中表現出來的各種民族主義問題如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起源和發展、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與特色、辛亥革命時期的排滿思潮、“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之口號的意義及局限性、民族問題的論戰、孫中山與國外列強特別是美日的關系和斡旋等等。其次,學者們對民主主義在辛亥革命期間的發展狀況如清末啟蒙運動以及民主主義宣傳所反映出來的辛亥革命的早熟性、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關系、孫中山的國家政治觀念與民主實踐、革命陣營為保衛民主的斗爭以及內部的民主操作與分裂、國民政治觀念的轉變、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以及民主共和觀念對中國影響的程度等問題進行了探究。最后,學者們著重對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與實踐以及國民性改造問題進行了追蹤分析。他們研究調查了孫中山民生主義在辛亥革命期間的影響與實踐、孫中山的土地政策和鐵路規劃、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與辛亥革命的關系、辛亥革命前后的“認同危機”和國民主體意識的覺醒以及改造國民性的社會思潮等問題。


      3.關于辛亥革命前后的社會思潮與文化變遷。


      應該說,三民主義的誕生以及以孫中山和同盟會為首的革命派之出現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是與辛亥革命前后中國的整個社會思想和文化潮流的發展密切相關、相輔相成的。所以,辛亥革命前后中國社會的思想文化動態與辛亥革命的關系也就成了學術界饒有興趣的課題之一。從追溯戊戌的思想啟蒙和梁啟超的共和思想對辛亥革命的影響開始,學者們對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啟蒙與解放、改造國民性思想、傳統文化的影響、對封建文化的批判、儒家文化命運、中華文化復興思潮、新舊道德碰撞、師夷制度、歐化思潮、理性批判發展、議會思潮、輸入文明思潮、進化論、歷史教育、廢除科舉、社會學術文化變革、社會觀念改變、經世致用思想、新文化活動、思想政治話語的變遷、愛國主義精神、科學救國思潮、文化建構等方面的課題紛紛進行了研究。


      4.辛亥革命中的人物。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是一場把各種各樣的人物都卷入進去的巨大風暴,所以人物研究自然成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大亮點。首先,孫中山研究當仁不讓地成了所有人物研究的中心。對孫中山的研究包括了對其人文價值觀、民權理念、國民性改造思想、“五族共和”論、領袖作用、黨制理念及實踐、與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的關系、對清廷和袁世凱的妥協、外交活動、與海外華僑關系、世界影響等。其次,對辛亥革命人物的研究也包括受到辛亥革命影響或對辛亥革命表示一定的態度和立場的各類重要政治人物和社會學者名流以及參與、支持或反對辛亥革命的國內外人物。


      5.辛亥革命與政黨、會黨及各社會階層和團體的關系。


      政黨及社會團體組織與辛亥革命的關系是辛亥革命研究中一個內涵豐富的課題。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同盟會、日知會、革命黨、保皇派、立憲派、精英群體、知識分子、士紳階層、商人階層、地主階級、反滿派、中國國民會、工人階級、市民、婦女團體、少數民族、游民、聯合戰線、報業、新聞界、金融界、基督教人士、清朝皇室、八旗制度、近代軍閥、北洋集團、軍隊以及會黨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觀念、活動、策略、角色、特征、作用、演變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等都進行了探索。學者們也對辛亥革命對國民黨、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形成發展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所造成的影響進行了探究。


      6.辛亥革命與中國現代化的關系。


      “中國早期現代化一般認為興起于洋務運動時期。”但也有學者認為:“辛亥革命才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正式開端。”[11]為了驗證辛亥革命與中國現代化的關系,學者們不僅將辛亥革命放到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來考察驗證辛亥革命同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關系,而且還對辛亥革命的革命綱領、制度創新、法制的變革與近代化、民主共和制失敗的原因、政治現代化與轉型、政治心態及成因、社會進步與轉型、外交機構近代化、工業化、科技教育近代化、思想文化現代化、社會心理、倫理思想、社會風尚以及婚姻家庭觀念的變遷、人的現代化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7.辛亥革命與地方的關系。


      辛亥革命是先從武昌爆發,然后遍及南方及其他各省份。對辛亥革命,各地方的反應各不相同,辛亥革命在各地方的進展也不一樣。所以,追溯辛亥革命在各個地方的發展、分析武昌起義是如何擴展成為一場全國規模的革命,就成了研究辛亥革命整體性質和成功原因的一個必要途徑和方法。學者們不僅把辛亥革命中一些關鍵的省份和城市如湖北和武昌、廣東和廣州、湖南和長沙以及上海等作為他們研究的重點個案,而且還把視野擴展到了全國各省市甚至包括一些鄉村地區,所涉及的研究主題也包括了地方自治運動、立憲派、咨議局、商人自治會、自治學社、地方政府、地方資產階級、地方知識分子和精英、地方留學生、地方的經濟、金融、教育、社會機構和現代化進程、省份觀念、地方主義以及辛亥革命中的地方戰役等。


      8.辛亥革命與海外的關系。


      辛亥革命不是中國的一個孤立事件,它深受外國歷史、外國政治、外國對華政策和世界局勢的影響,也與海外各種相關的社會政治勢力息息相關。因此,學者們首先從各方面深入探究了外國因素與辛亥革命的關系,如法國大革命、俄國二月革命、德國社會主義與中國辛亥革命的關系及比較;《獨立宣言》對中國辛亥革命的影響;辛亥革命期間美英德的對華政策;辛亥革命對中德關系和蘇俄東方戰略的影響;辛亥革命前后中國租界的態度與狀況;辛亥革命與越南民族解放運動等。其次,日本是學者們予以特別關注的地方,不僅對辛亥革命時期的中日關系進行了廣泛細致的研究,其范圍涉及辛亥革命時期日本的對華政策包括對辛亥革命和“南北議和”的態度以及對東三省的政策、日本財界與辛亥革命的關系、辛亥革命時期日本報業對中國新聞事業的影響、日本與革命黨人以及袁世凱的關系、辛亥革命與明治維新的成敗比較以及中國留日學生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角色、活動等。再者,華僑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貢獻也是學者們重點研究的課題之一。


      西方關于辛亥革命的研究,雖然早在1912年就出版了相關的著作[12],但在1949年之前,西方出版的關于辛亥革命的論著還較少,有的西方學者甚至不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革命”[13]。而且,西方學者大都從西方中心論的角度去看待“落后”的中國、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居高臨下地對孫的反帝目標、聯俄政策、民主實踐以及對知識分子和群眾的態度等方面進行了批評或分析[14]。但是從1950年代、特別是從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起,得益于西方學術界對近代中國研究的縱橫發展,西方史學家們對中國辛亥革命的研究興趣也大為增強,辛亥革命成了熱衷于追溯當代中國起源的西方史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西方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開拓的課題和發表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民族主義、反滿思潮和種族情緒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美蘇日等列強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海外華人與辛亥革命的關系;傳統紳士、新興商紳、秘密會社、新軍以及大眾文化與民眾運動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辛亥革命對各地方的影響以及地方主義和省份因素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袁世凱與辛亥革命成敗的關系;辛亥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等等。早期西方對辛亥革命研究的重點大都圍繞著孫中山和同盟會,即包括黃興、宋教仁、汪精衛、胡漢民、章炳麟等個人的革命派陣營,以他們的思想活動為研究核心。


      從1960-1970年代起,西方學者們逐步把研究中國辛亥革命的目光從處于中心的歷史人物和同盟會革命派陣營轉向了其他社會群體,并對推動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進行了直接或間接的深入探討。MaryBackusRankin首先提出,“革命運動”與“1911年革命”應該區分開來的概念,因為雖然最初是革命派積極宣傳鼓動了革命,但最終不是革命派而是立憲派、軍官和其他掌權者主導了這場革命,革命派的激進主義只是在東京激進知識分子的出版物中而并沒有最終在中國的政治現實中取得勝利,革命的勝利導致了革命派的失敗。Rankin還認為,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間并沒有一道涇渭分明的界線。政府官員們暗中保護了著名的革命者,有權勢的地方紳士資助了革命派的學校。此外,Rankin認為農民的保守、迷信和蒙昧使得把中國現代化作為革命目標的激進派無法動員領導他們。但是,EdwardFriedman則認為,農民的保守和迷信可以成為革命的源泉。不過,他也跟Rankin一樣,不認為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間有一道分明的界線,比如黃興就曾力圖把袁世凱的全部內閣成員都接納為國民黨黨員,并和孫中山、袁世凱、黎元洪在1912年9月簽署了“八大政綱”,要放棄政見,竭力調和黨見[15]。


      西方學者們還對紳士在辛亥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討論。IchikoChūzō認為,在地方自治政府中任職的紳士既保守又對西方化不感興趣,他們只是想通過立憲改革來保存自己的利益。所以,辛亥革命只是一場更替朝代的革命,它沒有帶來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動。EdwardJ.M.Rhoads對辛亥革命前后廣東的研究也指出,清政府的改革犧牲了農民大眾的利益,卻增強了地方精英的權力。雖然辛亥革命前夕廣東出現了反紳士、抗租稅和其他的社會動亂和武裝斗爭,廣東紳士們設法壓制了反對力量并比從前更加強大,所以革命的繼承人是舊帝國的精英即官僚文人。DavidBuck,RobertKapp和PhilipKuhn的研究都直接或間接地支持了上述的觀點。可是MaryWright的觀點卻完全相反。她認為,紳士并沒有孤立于當時的社會潮流,他們是地方自治運動協會的領袖并主導了省咨議局,而各省咨議局的會議記錄表明,有關國家重大利益的問題如抵抗西方入侵、國內社會改革、立憲政府等主導了他們的議題。Wright的觀點得到了MarkElvin和RogerDesForges的支持。JosephW.Esherick覺得,Kuhn把紳士精英按區域區分開來的觀點非常重要,因為Chūzō觀察到的保守的地方紳士精英有可能只對保護和擴展地方利益感興趣,而Wright關注到的中央紳士精英就有可能對城市性的西方化和現代化更感興趣。對辛亥革命中紳士角色的辯論,也引入了對新興資產階級的討論。Marie-ClaireBergere認為,在20世紀末,中國出現了一個新興資產階級即紳商階級,他們是地方上有影響的地主,但也在現代商業投資中獲利。在辛亥革命之前,民族主義和立憲主義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變得流行起來,資產階級在抵制外貨和呼吁建立議會政府的運動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當革命最終真正來臨的時候,地方商紳階級卻顯得過于軟弱而無法扮演一個領導的角色,他們往往跟地方紳士沒有什么兩樣。Rhoads也指出,廢除科舉導致“新紳士”的出現,可是Esherick發現,Rhoads對廣東紳士的分析并沒有證明商紳階級已經在辛亥革命中成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勢力。至于辛亥革命的后果,一部分學者如MichaelGasster、RogerDesForges、MaryBackusRankin、MaryWright、EdwardFriedman和JohnLust都從思想意識的角度從辛亥革命中看到日后中國共產主義思想和力量的起源,但IchikoChūzō、FranzMichael、JohnFincher等卻都看到辛亥革命所導致的社會分裂和軍閥統治,這才成為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所以,Esherick下結論說,辛亥革命中表現出來的是以“省份主義”為形式的民族主義;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是進步的,在社會上卻是倒退的[16]。


      臺灣關于辛亥革命研究的興趣和熱點大體與大陸相同。除了上述談到的幾個方面之外,臺灣學者還對辛亥革命中的地方戰役如漢陽戰役、陽夏戰役、荊沙戰役等以及保路運動、海軍、辛亥革命對兩岸關系的影響、大陸對辛亥革命的研究等給予更多的關注。


      三、辛亥革命再議


      辛亥革命的性質及其歷史地位是西方學者最關注的問題,這也是中國學術界在辛亥革命問題上最有爭議的課題之一。對此,國內外史學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歸納起來,無非有以下兩種主要看法:第一,是認為辛亥革命勝利了,它結束了兩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體制,是一場有群眾廣泛參加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它成功完成了其歷史使命,為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開辟了道路。一場亙古未有的民主革命運動之后,必然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動蕩和反復,但社會的最后進步必然會伴隨著歷史的代價與步伐而逐步來臨;第二,辛亥革命失敗了,因為袁世凱篡奪了革命的勝利果實。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所追求的民主共和沒有實現,民主觀念沒有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的使命沒有完成,中國社會的性質和內涵沒有發生根本變化,革命引發的卻是長期的軍閥混戰,革命的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嚴重背離[17]。


      當進一步分析辛亥革命為什么成功抑或失敗,即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應該如何評價時,學術界也存在著兩種針鋒相對的看法:


      其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專制,開啟了中國社會意識現代化和思想解放運動,造成了國民觀念的深刻轉變。它不僅建立了亞洲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頒布了亞洲第一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憲法,為近代政黨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而且動搖了封建統治的政治經濟基礎,把中國民族工業納入了法制化和規范化的軌道,提高了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地位,激發了他們投資近代工業的熱情和實業救國的使命感,為資本主義因素的發育提供了環境與土壤,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現代經濟的發展,并造成了中國社會在移風易俗、婚姻變革和婦女解放乃至城市化、社交、娛樂、飲食等各個層面的深刻變化。辛亥革命還大大促進了民族的覺醒、革命的繼續以及世界各民族的解放斗爭。在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性質國家的意義上,辛亥革命完成了歷史賦予它的使命,所以它是勝利了。辛亥革命之后所面臨的改造舊社會、舊政體和建立新社會、新政體的艱巨任務,自非一日之功,不是由短時間、急風暴雨式的革命運動所能完成的。所以,不能以辛亥革命是否完成了需要經過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才能完成的巨大社會變革來判斷其成敗。


      其二,辛亥革命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其時機不成熟,結果中斷了中國近代的改良進程。它只不過趕跑了一個皇帝,資產階級共和國有名無實,換湯不換藥,只剩下一塊招牌,是填補權威而非推翻權威,其結果導致軍閥混戰。革命的破壞性更大,因為它助長了激進主義,救亡壓倒了啟蒙,中斷了思想解放的正常進程。辛亥革命之后的新政策,沒有觸動封建主義的土地制度、滿足農民最迫切的“平均地權”的要求,所謂“黃金時代”的到來并非辛亥革命的成果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特殊情況所造成的。如果沒有辛亥革命打斷清末“新政”的進程,中國則有可能通過和平改良的方式演變成為一個君主立憲的現代化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不一定要推翻帝制,君主立憲比民主共和更符合中國國情[18]。


      在分析辛亥革命為什么失敗時,學術界提出了若干具體細致的研究結論。羅列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因為辛亥革命本身是一場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具有很多與身俱來的弱點,如革命派在理論、政治、經濟、軍事和組織上的準備不足,其目標不遠大、決心不堅定;革命派沒有發動農民革命、實現“平均地權”;孫中山不成熟的國家觀和五權分立說以及對國家政權的階級屬性和國家的政體形式、職能以及軍隊作用的認識不清或不足;孫中山及一些革命派人士對舊官僚和立憲派如袁世凱等的認識不清及妥協退讓;新興資產階級向西方學習的局限性和誤解、不能充分認識中西文化的沖突和矛盾、不能很好地解決這種矛盾反而受制于它;革命陣營崇洋、懼洋、靠洋的殖民地意識以及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妥協讓步:帝國主義列強的牽制與干涉;棘手的關稅問題和財政困難;革命派民主素質不高、內部分化;一些革命黨人經不起權力和地位的考驗,很快封建化;資產階級革命派本身的弱點使得會黨的弱點不能被有效地控制卻被帶進革命隊伍,結果導致革命陣營的分裂;反滿目標的局限性——革命派過于注重反滿宣傳,忽略了向大眾灌輸民主共和思想;革命之后,國民回歸傳統,崇拜權威,迷信皇權;武昌起義后包括清廷漢族官僚、立憲派、地主和買辦階級的代表人物紛紛加入革命陣營,但他們只是為了傾覆滿清政權而不是為了實行民主共和、發展資本主義,他們在推翻滿清政權的斗爭中起了一定作用并在中華民國各級政權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最后卻成為真正實現民主共和的阻礙,等等。


      關于辛亥革命的性質問題,學術界也有著許多不同的看法。諸如: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領導的共和革命、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場由處于上升時期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為拯救國家、掃除資本主義發展障礙而進行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場中下層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場以城市為主要基地、由城市革命黨人群體和新式學生群體倡導、以新軍士兵群體為革命主力軍、以一般市民大眾為群眾基礎、由革命黨群體和紳商群體出于偶然而暫時聯合領導的城市社會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場由新興的知識階層、華僑愛國人士、會黨團體、新軍和少數下層群眾參與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場反滿的國內民族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場由平民革命家孫中山領導的全民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場現代化過程中短暫的反現代化運動[19]。


      筆者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早產的資產階級革命。具體來說,它是一場由擁有資產階級民主精神和理想的革命派所發起的、由具有反對滿洲封建貴族專制統治之共同目標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改良派及其在政界、軍界、商界和知識界的精英代表所支持和主導的、有中下層社會團體參與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還不能稱之為一場正常的資產階級革命,因為作為預備和發動這場革命的主要角色即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只是一群深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影響、活力超凡但為數有限的先知先覺,他們的革命綱領不是建立在廣泛深厚的社會基礎之上的。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并沒有發展成熟。至1911年,全國民族資本企業總共才不過462家。資產階級尚未擁有能在全國范圍內根本改變政治體制、實現他們政治主張的力量,這也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資產階級民主不能真正建立起來的原因。辛亥革命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國內外極端的民族危機(包括滿漢危機)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刺激。革命派領導的反清起義,失敗過多次而最后成功的武昌起義,如果沒有后來各省地方軍政勢力的支持,最終恐怕也躲不過失敗的命運,決定武昌起義能否走向全國勝利的關鍵,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改良派聯合組成的地方軍政勢力,他們才是決定辛亥革命成敗的關鍵力量。他們最終在清廷和革命派之間的決斗中選擇了革命派,并不是因為他們反對清政府新政的基本理念,而是因為滿族統治者將他們排除在新政的權利分享之外。他們雖然在武昌起義后支持了革命派,但在基本的政治理念上其實與革命派相左。所以,辛亥革命其實是一場在外來因素影響和誘發之下早產的資產階級革命。既然是早產的,就會有許多令人痛苦的、需要長期治療的后遺癥;既然是提前的,所以后來出現的反復與滯后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了。歷史是公平的,歷史有它以年代甚至世紀來變換的節奏,而這又是以年月度量社會的人們往往無法深刻領悟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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