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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安樂死權利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8年08月17日 09:31:01

      選擇安樂死不是一種義務而是一種權利;安樂死權可以概括為兩種權利:一是安樂死的適用對象選擇死亡時間的權利;二是選擇理想死亡狀態的權利。人不僅擁有生命安全維護權和司法保護救濟權,也應當擁有生命利益支配權,即擁有安樂死權。安樂死權應當屬于安樂死的適用對象。安樂死權合法化在我國不能急于求成,宜循序漸進、由點到面;可以分階段進行,首先可以建立“安樂死特區”,在一些經濟較為發達、醫療技術先進、觀念比較開放的地區進行試點,然后逐步在全國推廣。


      關鍵詞:安樂死;安樂死權利;生命利益支配權;權利主體;


      作者簡介:李惠,上海政法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生命法學。


      近年來,有關安樂死的話題不斷見諸報端、網絡,引起世人的高度關注。2015年1月,安徽有個一歲男童患嚴重腦損傷,勉強維持生命,父母請求醫院為孩子實施安樂死而遭到拒絕。2015年2月,加拿大最高法院通過廢除一項禁令,對醫生幫助身患絕癥的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實施自殺不再加以禁止。2014年2月,比利時眾議院通過一項沒有設定特定年齡的“讓重癥患兒享有安樂死權利”的法案,其包含“有辨別能力”的重癥患兒享有安樂死的權利。


      生與死是人類永恒不變的主題。在人類漫長的文明發展史中,關于死亡的觀念卻在不斷地發展演變著,從最初對死亡盲目畏懼逐步發展到能夠消極平靜地對待死亡,后來演變為積極主動地去接受死亡、規范死亡。人類對死亡觀念演變的心理軌跡,充分反映了其對生命價值理解的升華以及對生命權利維護的增強。安樂死是順應時代發展及人類對死亡觀念演變的心理軌跡而出現的一個涉及醫學、倫理、道德、法律、社會學等諸多領域的復雜的綜合性社會問題。從它問世以來,不僅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引人注目的爭議,成為全球性的時代課題,而且使倫理、法律等諸多領域陷入困境。生命誠可貴,安樂死作為結束生命的一種特殊方式,必然會涉及到關于安樂死權利的諸多問題,比如:什么是安樂死權利?特殊患者有沒有選擇安樂死的權利?誰是安樂死權利的權利主體?安樂死權利如何規范?


      一、概念與界定:什么是安樂死權利


      安樂死權利即安樂死權。要界定什么是“安樂死權”,首先必須明確什么是安樂死。20世紀以來,安樂死一直是一個激辯紛爭的世界性的熱門話題,在我國歷屆人大會議和政協會議上,代表們不斷地提出議案,要求盡快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安樂死法律。然而,何為“安樂死”的法律定義,卻始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概念的差異不利于聚焦問題和討論問題;明確和恰當的“安樂死”界定,有助于法律研究乃至醫學實踐和倫理學研究等能夠在同一標準、同一前提下深入進行。因此,在研究安樂死權問題之前,有必要首先對“安樂死”概念加以明確。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安樂死”有泛指與專指的區別。泛指的“安樂死”把所有加速生命結束、減少痛苦的行為統稱為“安樂死”。其不僅指稱由醫生按法定程序實施的安樂死行為,還把個人采用了非常手段加速瀕死患者死亡的行為稱為“安樂死”;甚至有人把安樂死稱之為“無痛致死術”,認為安樂死就是采用盡可能無痛和仁慈的方式結束生命,比如常有報道為吸引眼球而刊載,“寵物安樂死”,“對罪犯實施安樂死”等。專指的“安樂死”又可以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安樂死”指對于身患絕癥、處于極度痛苦的病人而實施的一種優化的無痛苦死亡行為;廣義的“安樂死”,除包含狹義“安樂死”的內容外,還指對于一些出生時即為重殘或癡呆的嬰幼兒、社會上的一些重度精神病患者、重度殘疾人及處于不可逆昏迷中的“植物人”,使其在無痛苦感受中死亡。本文是從狹義的角度討論安樂死。


      安樂死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一詞,“eu-”即“good”之義,“thanatos”則取“death”之義,合起來即“agooddeath”,中文意思便是“好死”,意譯為“安樂死”,原意是指“快樂的死亡”或“尊嚴的死亡”,在好幾種英文詞典中,被解釋為:無痛處死患不治之癥而又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1]這種解釋雖然簡潔,卻四個方面沒有揭示出“安樂死”概念的本質內涵:第一,無痛致死的并不都是安樂死,例如,嚴重的醫療事故或者一場意外的交通也能夠引起無痛的死亡;第二,安樂死不能使用“處死”這樣的詞語來定義,因為死者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才能對之使用“處死”,對安樂死適用對象使用“處死”則是一種褻瀆;第三,不能把“非常衰老者”也作為安樂死的適用對象,這里不恰當地擴大了安樂死的適用對象;第四,該說法忽略了安樂死適用對象的意愿,容易造成安樂死的濫用,導致“合法化殺人”。


      安樂死是要通過科學的方法優化調節人的死亡過程,讓人避免和減少在死亡過程中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折磨,使死亡安樂化。其本質,不是要授人以死,而是授瀕死者以安樂;不是要解決生或死的問題,而是要提高和保證死亡的質量。即所謂“安樂死的對立面不是‘痛苦地生’,而是‘痛苦地死’”。[2]


      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安樂死”概念的分析層出不窮,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認為,人類對死的觀念在不斷地發展演變著,故而順應時代發展而出現的“安樂死”概念本身,也應是不斷發展變化著的。安樂死是一種優化的死亡行為,從法律的角度說,應當具有以下特有屬性:其一,安樂死的適用對象必須是在當前醫學條件下無法挽救的、并且正在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的臨近死亡的患者;其二,實施安樂死措施的首要目的必須是為減輕和解除患者不堪忍受的事實痛苦;其三,患者必須在意識清醒的狀態下自愿提出接受安樂死的請求,并需多次提出相關請求;其四,實施安樂死的方式必須是仁慈和盡可能無痛的。概而言之,“安樂死”是指患不治之癥且瀕臨死亡的患者因不堪忍受事實痛苦而明確提出請求,由醫生按法定程序采用仁慈和盡可能無痛苦的方式提前結束其生命的行為。[3]


      明確了“安樂死”的概念,那么就可以來討論安樂死所涉及的權利是什么了。筆者認為,安樂死所涉及的權利是生命權的重要內容,是生命權人行使對生命利益支配權的表現。病人自主權是病人權利中最為基本的權利,是體現病人生命價值和人格尊嚴的重要內容;而作為臨床醫患關系和倫理學的一個特定概念,是指具有行為能力并處于醫療關系中的病人在進行醫患交流之后,經過深思熟慮,就有關自己疾病和健康問題所作出的合乎理性和自身價值觀的決定,并據以采取負責的行為。[4]“生命自主原則,在安樂死實踐中,表現為尊重不治之癥病人選擇尊嚴死亡的權利,人有生的權利,也有死的尊嚴,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一種體現。”[5]


      安樂死權可以概括為兩種權利:一是安樂死的適用對象選擇死亡時間的權利;二是安樂死的適用對象選擇理想死亡狀態的權利。有學者說,死亡權不包括安樂死權,其認為:死亡權一般認為是公民對自己生命的何時結束和怎樣結束的選擇權和決定權。然而,安樂死本身就包含有一個死亡的病因,病人是必死無疑的,安樂死并沒有改變病人必死的命運,而是改變了病人繼續遭受和延長無法忍受的痛苦狀態。因而,安樂死權應為死亡狀態權,而不是死亡權。[6]該說法有其合理性,說到了安樂死的本質,但闡述絕對化了。因為,第一,患不治之癥的臨終病人,盡管瀕臨死亡,但生命仍存在,其選擇安樂死就是對死亡時間的一種選擇———選擇了安樂死實則是加快生命結束的選擇;而不選擇安樂死,生命還可以延續一段時間。第二,用“臨終病人患有不治之癥,必死無疑,安樂死并沒有改變病人必死的命運”來論證安樂死權不屬于死亡權,實在牽強。無論男女老少、健康病殘,人生終有一死,照此一說,那么殺人犯是否也就可以此為理由進行辯護呢?因為,殺人犯都沒有改變被害者必死的命運。第三,絕對地說安樂死“不是從‘生’到‘死’的轉化”“安樂死不具有任何的‘致死’目的”,實在是過于蒼白。[7]毋庸諱言,安樂死之成其為安樂死,其指向與結果就是希望比自然死亡或者正常死亡提前結束生命,如果安樂死不具有任何的“致死”目的,那么也就沒有任何必要討論安樂死合法化問題了。筆者認為,假如認定死亡權是公民對自己生命的何時結束和怎樣結束的選擇權和決定權,則安樂死權就是一種死亡權;反之,如果從“死亡是人的一種必然結局,死亡不能由個體人自己選擇”的角度出發,那么就不存在死亡權了。因此,對安樂死的選擇就是對死亡時間作出的選擇。


      從某種意義上說,選擇理想死亡狀態的權利是一種更為重要的權利,更能反映出安樂死的本質。安樂死本質不是要授人以死,而是授瀕死者以安樂;不是解決生或死的問題,而是要提高和保證死亡的質量;不是簡單地追求從“生”向“死”的目標,而是要在死亡過程中實現從“痛苦”向“安樂”的轉化。人不但應當有優生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也應當有優死和排除痛苦死亡的權利。對于一個安樂死的適用對象,與其讓他備受折磨而亡,不如尊重其選擇理想死亡狀態的權利,實施安樂死,讓他高雅與尊嚴地度過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生命與支配:人能不能有安樂死權利


      不少人都在爭論人有沒有安樂死權。其實,從法律角度嚴格地來說,在一個法域中,法律規定人有安樂死權,那么在這個法域內符合條件的人就有安樂死權;反之,在另一個法域里,法律沒有規定或禁止人有安樂死權,那么在該法域中人就沒有安樂死權。所以,問題不在于人有沒有安樂死權利,而在于法律怎么來規定安樂死權。那么,法律應該怎么來規定安樂死權呢?這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重點。而要討論法律如何來規定安樂死權,其核心應該是人能不能有安樂死權。如果人能夠擁有安樂死權,那么接下來才能討論安樂死權需不需要合法化以及如何規范和健全安樂死權;反之,法律也就沒有必要討論這種權利了。


      近代以來,人有三大自然權利: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所謂“自然權利”,就是指人與生俱來的、基于人之為人所應享有的、人在先于國家的自然狀態中就具備的權利。[8]生命權“是表明人類生存的自然意義的權利,具有自然法的屬性”,體現著人類的價值與尊嚴。[9]早在17世紀,著名法學家格老秀斯就說過:“上帝給人以生命,不是為了破壞它,而是為了保護它,為此,上帝賦予他盡情享受人身自由、個人尊嚴和支配自己行為的權利。”[10]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1789年的法國《人與公民權利宣言》所宣稱的那些不可能轉讓的權利都包含生命權。在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即美國的《權利法案》中,其第五條規定:“未經正常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其對生命權的法律內涵以及生命權保護的司法性和程序性作了明確規定,主要包含以下幾層意思:一是憲法保護生命權;二是生命權可以剝奪;三是生命權的剝奪必須有法律規定;四是生命權的剝奪必須按照法律程序。[11]


      而且,諸多重要國際條約對生命權也都作出了明確規定。《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三部分第三條第一款規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權。這個權利應受法律保護,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旨在廢除死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二責任議定書》《防止和懲治滅絕種族公約》《歐洲人權公約》《美洲人權公約》《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等均對生命權作出了相關規定。生命權的重要性已經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


      “生命權”是指公民對自己生命安全利益所擁有的權利,其主體為自然人,客體是生命利益。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生命權首先當然是指單個人的生命權;但人又是社會性的人,因此,生命權又是指群體的生命權。”[12]生命權不僅包括生命安全維護權和司法保護救濟權,還應當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權。對于前兩種權利,學者的態度基本相同;然而,學術界對于生命利益支配權卻有不同看法。這里應當說明的是,前兩種權利并不是絕對的,兩種權利所維護和救濟的首先是生物的、生理上的生命。對個體人而言,生命的喪失必然導致生命安全維護權的終止。對社會人而言,只有在尊重他人生命權和遵守必要的社會秩序的前提下,其生命安全維護權才能得以實現。例如,警察可以在執行公務中置拒捕的歹徒于死地,在戰場上軍人能夠殺死敵人。


      是否擁有生命利益支配權,這對于生命權人是否可以處分自己的生命,意義重大,這也與安樂死權關系密切,人們在這一問題上爭議不小。筆者認為生命權應當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權。


      首先,荷蘭、比利時等國家已經將某些對生命的事實支配上升為法律上的支配權。早在2001年,荷蘭議會上院就通過了《依請求終止生命和協助自殺(程序審查)法》(簡稱為荷蘭安樂死法),其在序言明確指出:“這一法律視為遵守了法定適當關心要求的醫生應病人要求終止其生命或協助其自殺創造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條件,以及提供法定公告和審查程序。”[13]第二年,比利時頒布了《安樂死法》,其第二條的規定更直接明了:“從本法的目的看,安樂死應該定義為在被實施安樂死的人的請求下,由其他人來有目的地終結請求人生命的行為。”尤其在其第四條第一款中特別規定:“在一個人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的情況下,每一位達到法定成年有完全能力的人,或自立的未成年人,均可以起草一份預先指示來指定一位醫生實施安樂死。”[14]它們在法律上明確規定了生命利益支配權可以被特殊病人擁有。


      其次,生命利益支配權可以獲得司法救濟而形成民事權利。生命安全維護權受到侵害時可以獲得司法救濟,這應該是沒有異議的。同樣生命利益支配權受到侵害時也可以獲得司法救濟。生命利益支配權受到侵害一般是不讓當事人去冒險或死亡,主體資格不會即告消亡,而生命維護權受到侵害,主體資格可能即告消亡。主體資格不存在仍可獲得權利的救濟,那么主體資格存在更可以獲得權利的救濟。1976年3月14日,美國新澤西州最高法院對昆蘭案作出判決:“如果醫生和醫院道德委員會認為其絕無恢復的可能,那么掛在昆蘭小姐身上長達11個月之久的機械呼吸設備可以摘除;而且,摘除人工生命輔助系統與非法殺人之間存在著真實而絕對的區別。任何參加者,無論監護人、醫生、醫院其他人,都不因此而負任何民事和刑事責任。”諸如此類的案例還有不少,這些都是對生命利益支配權受到司法救濟的有力證明。


      再次,生命利益支配權不同于生命安全維護權,它是生命權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人認為對安樂死進行規制,也不過是承認安樂死主體的生命維護權,僅僅是對實施安樂死不當或故意利用安樂死殺人的情形進行規制,而不必需要有生命利益支配權的存在。[15]這顯然是對生命利益支配權的一種誤解。第一,荷蘭安樂死法和比利時安樂死法的重要內容是對生命利益支配權的規制。荷蘭安樂死法第二章“適當關心要求”明確規定了生命利益支配權的權利人,比利時安樂死法第三章“預先指示”更規定了在特殊情況下實現安樂死請求權的程序,這些都是在賦予安樂死的適用對象以生命利益支配權。第二,荷蘭安樂死法和比利時安樂死法都明確規定,安樂死的適用對象有權要求醫生對自己實施安樂死。易言之,實施安樂死必須事先要得到安樂死的適用對象的請求,那么這種請求是生命安全維護權呢,還是生命利益支配權?答案應該是一目了然的。第三,荷蘭安樂死法和比利時安樂死法都規定了實施安樂死而亡的法律后果。法律規定遵守了法定適當要求的醫生為病人實施安樂死而免予刑事責任,比利時安樂死法第十五條進一步明確規定:“對于病人所涉及的合同,特別是保險合同,任何依據本法實施安樂死而亡的人,被認為屬于自然死亡。”如果沒有生命利益支配權,那么從生命維護權絕對不能推出因安樂死而亡者為自然死亡。


      概而言之,人不僅擁有生命安全維護權、司法保護救濟權,也應當擁有生命利益支配權,即擁有安樂死權。當今意義上的生命權的內涵不僅僅是生命的安全與延續,還應當包含生命的內容和質量,包含生命的尊嚴與結束。這就在法律上提出了新的權利要求,生命權還應當包括對生命利益的處分權,這種處分權包括:一是生命安全的處分——自愿承受生命危險,如人體器官的捐獻與轉讓;二是生命本身的處分——自愿放棄生命,如安樂死、舍己救人等。[16]


      三、權利與義務:誰是安樂死權利的權利主體


      誰能成為安樂死權的權利主體,誰能行使安樂死權?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有三點必須明確:第一,安樂死權的權利主體應當是安樂死的適用對象。有學者認為,醫生或醫療單位可以成為安樂死權的權利主體,這不甚妥當。安樂死的適用對象是安樂死權的權利主體,無論是醫生或醫療單位都不能剝奪或侵害其權利。盡管主管醫生或醫療單位的意見是有價值的,但都不能越俎代庖,都不能請求對瀕死患者實施安樂死。也有人提出,公民應當擁有安樂死權。這是比上一種意見前進了一大步的觀點,然而也不足取。可以擁有或行使安樂死權者不能是任何公民,安樂死權的主體只能限制為安樂死的適用對象。生命是寶貴的,法律是絕對不能認可隨意行使安樂死權的行為,這將導致人們輕視生命,甚至作為一種逃避責任的方式。第二,安樂死適用對象的自愿是安樂死權行使的先決條件。安樂死權歸屬于安樂死的適用對象,但安樂死的適用對象可以選擇是否行使這種權利。權利與義務是相對的,其根本區別是,權利主體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選擇和決定行使權利或放棄權利;而義務主體沒有這種自由選擇權,對于其法定義務必須履行。因此,安樂死的適用對象擁有安樂死權,但并不一定選擇行使安樂死權,權利可以選擇放棄。唯有安樂死的適用對象自愿選擇行使安樂死權,提出申請,獲得批準后,方能對其實施安樂死。荷蘭安樂死法第二條就規定:病人必須是成年人,申請安樂死的病人必須自愿,而且必須是病人深思熟慮之后所作的堅定不移的決定。第三,安樂死的適用對象可以自由選擇實施安樂死或不實施安樂死,這是他的一項權利而不是義務,同時不選擇實施安樂死并非不道德的行為。“義務論的觀念也是十分危險的,它會使那些衰弱的老人、患者和殘疾人承受著一種無形的壓力,使他們被迫同意安樂死,從而使安樂死的權利變成了死亡的義務,個人的選擇變成了社會的責任,這就勢必打開一條危險的通道,產生不可遏制的道德滑坡。”[17]實施安樂死確實可以減輕他人的負擔和降低社會資源消耗,然而消除患者難以忍受的痛苦是安樂死的首要目的。自愿和自由地行使安樂死權必須破除安樂死義務論和安樂死道德論。


      依據患者是否自愿請求實施安樂死,安樂死可以分為自愿安樂死和非自愿安樂死。所謂的“非自愿安樂死”是指對那些無行為能力的患者,即無法表示本人要求、愿望或同意與否的患者實施的安樂死,如:對有嚴重畸形的嬰兒、腦死亡病人、昏迷不醒病人、智力嚴重低下者實施安樂死。[18]筆者認為,只有自愿安樂死才是法律意義上的安樂死。從法律的視角分析,安樂死的必要條件是“自愿”,無安樂死適用對象本人自愿請求也不成其為法律意義上的安樂死,所謂“非自愿安樂死”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安樂死。對于臨終前無法表達自己有效意愿的安樂死適用對象,法律可以通過一定程序保障他們的安樂死權。荷蘭安樂死法和比利時安樂死法對于這部分安樂死適用對象的安樂死權都通過“預先指示”的規定來加以保護。另外,比利時安樂死法還規定在特殊情況下,安樂死權可以依法進行代理,其代理的條件和程序是極其規范和嚴格的。


      生命利益支配權是一種生命權,但是生命利益支配權不能隨意行使。生命既享有權利,也承擔有義務;一個人既是自身利益的權利享有者,又是他人利益的義務承擔者。權利可以選擇放棄,而義務卻不能輕言不履行。這種對他人和社會的義務是以義務人的生命存續為條件的,因此并非任何人都能行使安樂死權。只有安樂死的適用對象,即在當前醫學條件下無法挽救的并且正在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的瀕死患者,才能行使生命利益支配權,請求實施安樂死,因為此時其生命已經喪失了履行義務的所需要條件。


      四、應然與實然:我國安樂死權利合法化的漸進性


      安樂死是一種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安樂死合法化的核心就是安樂死權的合法化。安樂死權合法化在理論上具有可行性,然而直至目前,全世界還只有荷蘭、比利時兩個國家以國家法的形式使安樂死權合法化,以及少數國家的某些地區以地方法的形式承認安樂死權。盡管絕大多數國家都曾熱烈議論過安樂死問題,其中不少國家的大多數被調查者也表達了贊同安樂死立法的意見,但是,這些國家的有關安樂死法的提案,不是在立法過程中胎死腹內,就是因為種種原因而壓根就沒有進入立法程序。為什么當今大多數國家仍沒有為安樂死權打開合法化的大門呢?究其原因,安樂死并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社會實踐問題。


      “安樂死”概念將“死亡”和“安祥快樂”這兩個極不和諧的字眼組合起來,使得人類社會為它的合法化產生了持久的爭議,導致情與法撞擊,以至安樂死在中國的立法舉步維艱。如何開創一條中國式安樂死之路,尋找并確立一個解決立法的一般規則與司法的個案處理、理論知識與經驗知識、法理與情感內在沖突的有效機制,以體現法律對備受折磨的人們的同情與體恤,有效地設計規范安樂死權的方案,成為對安樂死作學術研究的重任。


      在中國現階段,要求安樂死權合法化的呼聲此起彼伏。安樂死權具有生命權的理論基礎,具有社會倫理及社會價值的合理性和法律的非犯罪性,安樂死權合法化是可能的,但是目前在全國范圍內安樂死權全面合法化還不成熟,需要有十分的耐心和謹慎。我國地廣人多,文化素質總體不高,傳統觀念根深蒂固,對安樂死的認識和接受還有較大分歧,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經濟和醫療條件等差異很大,發展極不平衡。安樂死不僅是關系到患者生與死的大事,而且直接關系到廣大民眾,尤其是患者家屬的悲歡苦樂,安樂死合法化和安樂死實施涉及到諸多錯綜復雜的問題,因此必須慎重認真對待。如果急于在全國對安樂死權進行統一立法規范,那么在不同地區對患者“臨終”情況的判定或是對安樂死具體實施方法的選擇都將存在相當大的差別,這將使安樂死權行使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受到極大的懷疑和破壞。


      因此,安樂死權合法化在我國不能急于求成,宜循序漸進、由點到面。可以分階段進行,既要考慮安樂死的社會需求,又要防止安樂死權的濫用,防止產生不良的社會后果。首先,可以建立“安樂死特區”,在一些經濟較為發達、醫療技術先進、觀念比較開放的地區進行試點,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對安樂死的實施對象、實施主體、實施程序、審查機制、法律責任等進行認真探索和實踐,積累經驗,制定關于安樂死權的可復制可推廣的規范性條例,然后逐步在全國推廣開來。同時,衛生行政部門可以聯合一些研究機構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先對某些具體問題和環節制定比較嚴格的規范性試行規定,為安樂死權合法化試行打開一個有條件的通道。這樣不僅可以在較小的風險性下滿足一些地區對安樂死權合法化的極度需要,也能為今后全國安樂死權統一合法化立法探索路徑,提供范本,真正使安樂死這把“雙刃劍”造福于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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