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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生命权与安乐死权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8年08月17日 09:29:59

      生命权是近代社会确立的人的三大自然权利之一。生命权不仅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和司法保护救济权,还应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权。安乐死权属于生命权,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选择死亡时间的权利和选择理想死亡状态的权利。安乐死的权利属于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选择安乐死是一种权利而并不是一种义务。


      关键词:生命权;生命利益支配权;安乐死权;权利主体;


      作者:李惠


      生命对每个?#27515;?#35828;都是至为珍贵的,安乐死作为对生命的一种特殊结束方式,这必然要涉及?#25509;?#20851;安乐死的权利的一系列问题。特殊患者有没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安乐死权利的内容是什么?安乐死的权利该由谁来行使?行使安乐死的权利有没有前提条件?如果有的话,又?#24515;?#20123;前提条件?而有关安乐死的权利问题又与生命权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有鉴于此,本文欲对生命权与安乐死权进行一些?#25945;鄭?#20197;求促进对安乐死问题的研究。


      一、生命权之界定


      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自近代以来人的三大自然权利。①所谓自然权利,就是人的与生俱来的、基于人之为人所应享有的、人在先于国家的自然状态中就具备的权利。[1]生命权体?#32959;湃死?#30340;尊严与价值,“是表明?#27515;?#29983;存的自然意义的权利,具有自然法的属性”。[2]17世纪的著名法学家格老秀斯说:“?#31995;?#32473;人以生命,不是为了破坏它,而是为了保护它,为此,?#31995;?#36171;予他尽情享受人身自由、个人尊严和支配自己行为的权利。”[3]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的法国《人与公民权利宣言?#20998;行?#31216;的那些不可能转让的权利中就包含了生命权。《独立宣言?#20998;赋觶骸?#25105;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是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38750;?#24184;福的权利。”美国《权利法案》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明确了生命权的法律内涵以及生命权保护的司法性和程序性,其第5条规定:“未经正常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该法条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宪法保护生命权?#27426;?#26159;生命权可?#22253;?#22842;;三是生命权的剥夺必须有法律规定;四是生命权的剥夺必须按照法律程序。[4]


      生命权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三部分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25105;?#21093;夺任何人的生命。”《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二责?#25105;?#23450;书》、《?#20048;?#21644;惩治灭绝?#32959;?#20844;约》、《?#20998;?#20154;权公约》、《?#20048;?#20154;权公约》、《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等中均含有关于生命权的规定。


      生命权的主体是自然人,生命权的客体是生命利益。生命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生命所拥有的权利,即以公民的生命安全利益为内容的权利。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生命权首先当然是指单个人的生命权,但人又是社会性的人,因此,生命权又是指群体的生命权”。[5]


      生命权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司法保护救济权和生命利益支配权。对于生命安全维护权、司法保护救济权,人们的看法基本相同?#27426;?#23545;于生命利益支配权却存在许多争论。关于生命安全维护权和司法保护救济权,这里要说明的是,维护和保护救济的首先是生物的、生理上的生命,如果生物的、生理上的生命都不存在,那么有尊严的生命又从何谈起?#23458;保?#32500;护和保护救济的是生命的尊严或有尊严的生命,没有尊严的生命就如同鸟兽鱼虫花草树木一般。对人之尊严的保障已是现代国家普遍的法律价值观。《法国民法典》第二章第16条规定:“法律确保人的首要地位,禁止任何侵犯人之尊严的行为,并保证每一个人自生命一开?#25216;词?#21040;尊重。”[6]?#24230;?#26412;民法典》总则第一条之二规定:“对于本法应以个人尊严及两性实质的平等为主旨予以解释。”[7]我国《宪法》第3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生命权是以个人的尊严和人格为核心的。


      还应当说明的是,生命安全维护权并不是绝对的。对个体人而言,生命安全维护权不是永恒存在的,生命安全维护权只能被活人所享有,死人不享有生命安全维护权。因此,生命的丧失必然导致生命安全维护权的终止。对社会人而言,生命安全维护权是相对的,一个人的生命安全维护权只有在尊重他人生命权和遵守必要的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实现。比如,军人在战场上可以击?#26800;?#20154;,法官可以依照法律判处罪大恶极的犯罪人死刑。


      生命权是否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权?#23548;?#19978;意味着生命权人是否可以处分自己的生命,这一点与安乐死密切相关,也是安乐死在理论上的最大障碍之一。有人认为生命权不应当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权,其理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条:一是“民事主体对生命的支配,只是一种事实上的支配,而不是法律上的支配,没有上升为权利的必要?#20445;欢?#26159;“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20445;?#25105;们根本无法在民法上对生命支配的行为予以救济,所以,对生命的支配不能形成民事权利;三是“?#35789;?#23545;安乐死进行规制,也不过是承认安乐?#20048;?#20307;的生命维护权,不过是在因实施安乐死不?#34987;?#25925;意利用安乐死杀人的情形下,赋予受害人近亲属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不必有生命支配权的存在?#20445;?#22235;是“如果认为献身行为是法律上的支配,那么对献身行为的认定是十分困难的。究竟是以民事主体自身对生命价值的评判来认定,还是以社会公众的评判来认定?”并且“如果承认献身是行使生命支配权,与理不通?#20445;?#38590;道?#30340;?#20123;在战场上阻止战士无谓牺牲的人是侵犯了战士的生命权吗?五是“生命权是绝对权而非支配权?#20445;?#36896;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生命权客体的特殊性:生命利益与主体资格融为一体,生命权必然和权利能力?#24515;?#20123;共通之处。传统民法理论一直认同权利能力不?#20040;?#20998;的观点,因此生命权也不可能具备支配权”。[8]


      对上述观点和理由,笔者不能苟同。第一,上述观点承认了民事主体对生命(利益)具有支配权,并且认为这只是一种事实上的支配,而不是法律上的支配。这点从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是正确的。但是紧接着的“没有上升为权利的必要”却是不妥当的。首先,既然是一种事实上的支配,就有上升为法律上的支配的可能。而“没有上升为权利的必要”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下文将予以具体分析。其次,一些国家已经将某些对生命的事实支配上升为法律上的支配权。2001年4月10日荷?#23478;?#20250;上?#21644;?#36807;的《依请求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程序审查)法》(以下简称《荷兰安乐死法》)序言?#36171;觶骸?#36825;一法律视为遵守了法定适当关心要求的医生应病人要求终止其生命或协助其自杀创造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以及提供法定公告和审查程序。”[9]1772002年5月28日比利时颁布的《安乐死法》第二条说得更清楚:“从本法的目的看,安乐死应该定义为在被实施安乐死的人的请求下,由其他?#27515;从心?#30340;地终结请求人生命的行为。”更在第四条第一款中规定:“在一个人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情况下,每一位达到法定成年有完全能力的人,或自立的未成年人,均可以起草一份预先指示来指定一位医生实施安乐死。”[9]183-184这些法案已经明确规定了特殊病人的生命利益支配权。


      第二,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并不能推出“生命的支配不能形成民事权利”。首先,上述作者在文章中写道:“生命权一旦受侵害,主体资格即告消灭,受害人自身无法请求保护。”但在下文中?#32622;?#30830;阐述:“生命权的救济既可以由权利人自行完成,也可以由权利人要求他人完成,还可以请求司法保护。”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次,可能上述作者会说,这里的“生命权”仅是“生命维护权?#20445;?#32780;非“生命支配权?#20445;?#36825;就更不对了。如果生命维护权受到侵害,那么主体资格可能即告消灭?#27426;?#29983;命支配权受到侵害,那么主体资格一般不会即告消灭,因为侵害了生命支配权,一般是指不让他去冒险或去死。主体资格消灭了尚且可以得到权利的救济,难?#20048;?#20307;资格存在还不可以得到权利的救济?2002年3月22日,英国伦敦高?#30830;?#38498;作出了一个破天荒的裁决:一个从颈部以下全部?#34987;?#30340;患者B女士有权要求关闭它的生命维持系统“宁静并且有尊?#31995;亍?#32467;束自?#21644;?#33510;的生命。[9]19这难道不是对生命支配权的救济?


      第三,认为对安乐死进行规制,也不过是承认安乐?#20048;?#20307;的生命维护权,仅仅是对实施安乐死不?#34987;?#25925;意利用安乐死杀人的情形进行规制,而需要有生命支配权的存在,那实在是一种误解。以已经颁布并正在实施的《荷兰安乐死法》和《比利时安乐死法》为例,首先,两法?#27982;?#30830;规定,安乐死必须在被实施安乐死人的请求下才能够实施,换言之,法律规定,被实施安乐死人有权要求对自己实施安乐死。在这里,如果被实施安乐死人没有生命支配权,怎么能够依法提出对自己实施安乐死的要求呢?又怎么能够被法律所认可呢?其次,两法中的重要内容是对这种生命支配权的规制,规定哪些人享有这种生命支配权(安乐死权),怎样实现这种生命支配权。比如,《荷兰安乐死法》第二章“适当关心要求?#26412;?#35268;定了何种人能够享有这种生命支配权;《比利时安乐死法》第三章“预先指?#23613;?#35268;定了在特殊情况下如?#21355;词?#29616;这种安乐死的请求权。这些难道都是仅仅赋予受害人近亲属?#36816;?#23475;赔偿请求权吗?再次,两法均对实施安乐死而亡的后果作出?#26031;?#23450;。除?#26031;?#23450;遵守了法定适当要求的医生应病人要求终止其生命或协助其自杀免予刑事责任外,《比利时安乐死法》第15条更进一步规定:“对于病人所涉及的合同,特别是保险合同,任?#25105;?#25454;本法实施安乐死而亡的人,被认为属于自然死亡。”如果仅仅只有生命维护权,而没有生命支配权,那么又怎能认定实施安乐死而亡之人为自然死亡?从生命维护权绝对不能推出因安乐死而亡者为自然死亡。


      第四,对于献身行为的认定并不是十分困难的,那么多烈士、见义勇为者的存在就是明证。首先,献身行为应当以社会公众的评判来认定。如果以民事主体自身的评判来认定献身行为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自杀者都可以作为献身行为了。其次,有人质问:依据“社会公众评定”说,“难道说社会公众认定一个人应去献身,那个人不去献身,就会因此遭?#25509;?#35770;乃至法律的否定评价吗?”这个问题应?#20040;?#20004;个方面来回答:一方面是舆论的否定评价,这本来就是道德规范的内容,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另一方面是法律上的否定评价,这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如果认为献身行为是法律上的支配,那么献身行为就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而非义务,不行使权利怎么会遭到法律上的否定呢?再次,那些在战场上阻止战士无谓牺牲的人并没有侵犯了战士的生命(支配)权。任何权利的行使都不是绝对的,而?#21009;?#20214;的,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包括前面已说明的生命安全维护权,当然,生命利益支配权也不例外。当战士在战场上要作无谓牺牲?#20445;?#38459;止其行为并没有侵犯战士的生命利益支配权,因为其条件与前提并不齐备。从某种意义上说,阻止无谓牺牲恰是对生命安全维护权的一种维护。


      第五,权利能力不?#20040;?#20998;并不能合乎逻辑地推出生命权不可能具备支配性。首先,生命权与权利能力?#24515;?#20123;共通之处,并不能论证二者完全一致,具有相同的属性。其次,?#23433;坏么?#20998;”与“支配权”并不能等同。生命权的不可处分性,主要是指生命权只属于特定的自然人,不可在人们之间互相转让,其他人不可享有特定自然人的生命权;同?#20445;?#29305;定自然人不能用他人的生命权或其他权利取代本人的生命权。支配权是对生命利益支配的权利,而不是对生命权的支配权利。不可处分性也可以看作是对生命利益支配权的一种限制。


      黑格尔说:“法定的权利不论是私人的或是国家、市镇等公共的,原先?#32479;?#20043;为自由……每一个真正的权利就是一种自由。”[10]“权利即自由?#20445;?#24847;味着权利人有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它决定和制约着人们对合法利益的占?#23567;?#20351;用和处分的可能性。但自由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工具,自由的目的是要获?#27809;?#28385;足某种利益需求或求得某?#21046;?#34913;。法律制定与运作都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主旨并最终使主体获得自由与平等。生命权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其权利人自然应具有对其生命利益的自由权即支配权,包括处分权。当然,法律最初确立生命权,其第一位的权利是维护生命安全、?#26377;?#29983;命。然而,任何一个概念都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被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其意义也相应得以延展,生命权这个概念也不例外。当今意义上的生命权的要求不仅仅是生命的安全与?#26377;?#36824;应当包含生命的内容和质量,包含生命的尊严与结束。这就在法律上提出了新的权利要求,生命权还应当包括对生命利益的处分权,这种处分权包括:(1)生命安全的处分——自?#36171;?#21463;生命危险,如人体器官的捐献与转让;(2)生命本身的处分——自愿放弃生命,如安乐死、舍己救人等。[11]


      二、安乐死权属于生命权


      安乐死所涉及的权利是什么?我们认为安乐死所涉及的权利是生命权的重要内容,是生命权人行使对生命利益支配权的表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27515;?#23545;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生命自主意识不断加强。病人自主权(autonomousright)是病人权利中最为基本的权利,是体?#26893;?#20154;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作为临床医患关系和伦理学的一个特定概念,它是?#22919;哂行?#20026;能力并处于医疗关系中的病人在医患交流之后,经过深?#38469;?#34385;,就有关自己疾病和健康问题所作出的合乎理性和自身价值观的决定,并据以采取负责的行为。[12]118“生命自主原则,在安乐死?#23548;?#20013;,表现为尊重不治之症病人选择尊严死亡的权利,人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尊严,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13]选择有尊严的结束生命就像选择有尊严的生存一样,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27515;?#23562;严的最高维护。


      安乐死的权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选择死亡时间的权利。有人认为,安乐死权不属于死亡权,其理由为:死亡权一般认为是公民对自己生命的何时结束和怎样结束的选择权和决定权。然而,安乐死本身就包含有一个死亡的病因,病人是必死无疑的,安乐死并没有改变病人必死的命运,而是改变了病人继续遭受和延长无法忍受的痛苦状态。因而,安乐死权应为死亡状态权,而不是死亡权[12]117这种观点阐述了安乐死的本质,有其合理性,但说得过于绝对。首先,临终病人尽管患不治之症,并?#20918;?#20020;死亡,但其生命仍在?#26377;?#30528;,他选择安乐死难道不是对自己生命何时结束和怎样结束的一种选择和决定吗?他如果不选择安乐死,生命可能还会存在一段时间,而他选择了安乐死,实则是选择加快生命的结束,这应该是对死亡时间的一种选择。其次,以“临终病人患有不治之症,必死无疑,安乐死并没有改变病人必死的命运”为理由,说安乐死权不属于死亡权,实在过于牵强。对任何?#27515;?#35828;,不论是?#20449;?#32769;少、健康人或病人,死亡是一种必然的结局,任何置人于死地的不法行为都不会也没有改变其必死的命运,那么是否也就可以以此为理由为置人于死地的不法行为进行辩护呢?再次,绝对地说安乐死?#23433;?#26159;从‘生’到‘死’的转化?#20445;?#23433;乐死不具有任何的‘致死’目的?#20445;琜14]343这未免过于?#22253;住?#20854;实,不仅安乐死是从“生”到“死”的转化,人的整个生命历程的分?#32622;?#31186;都是从“生”到“死”的转化。极而言之,每一个人从其生命存在开始,就一直是向死亡进军,每?#32622;?#31186;都向坟墓逼近。从哲学上看,“生”与“死”是对立统一体,“生?#26412;?#21253;含着“死?#20445;?#29983;”是时时刻刻向“死”的转化。安乐死不是自然死亡或者正常死亡,不用讳言,安乐死的指向与结果就是要比自然死亡或者正常死亡提前结束生命,哪怕是提前几天、一天、几小时或几分钟,否则就不叫安乐死。如果安乐死不会提前结束生命,那么也就不会涉及到安乐死合法化问题,也就没有任何必要为安乐死合法化作任何辩解。因此,说“安乐死不具有任何的‘致死’目的”显然就有掩耳盗铃之讥了。当然我们也丝毫没有否定和怀疑不治之症是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我们认为,如果认定死亡权是公民对自己生命的何时结束和怎样结束的选择权和决定权,那么安乐死权就是一种死亡权;如果从死亡是人的一种必然结局、死亡不能由个体人自己选择的角度出发,那么就没有什么死亡权了。不管怎么样,选择安乐死就是对死亡时间的一种选择。当然,这种对死亡时间的选择是由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所做出的决定,它不同于一般普通人的选择。


      二是选择理想的死亡状态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更为重要的权利,是?#20174;?#23433;乐死本质的一种权利。安乐死虽然是致人于死,但它的本质却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不是简单地实现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它是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减轻或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平?#19981;?#23562;严化。“安乐死”的对立面不是‘痛苦地生’,而是‘痛苦地死’”。[14]343人不但应当有?#38750;?#24184;福和美满生活的权利,也应当有要求在死亡时没有?#24535;?#21644;痛苦的权利。对于一个身患绝症、无法治愈、临近死亡的病人,与其让他倍受折磨、受尽痛苦而死,不如按其愿望实施安乐死,让他怀着高雅与尊严笑着度过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对其选择理想死亡状态的权利的尊重。


      生命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任何权利都以义务为界限,任何权利人既是自身利益的权利享有者,又是他?#27515;?#30410;的义务?#26800;?#32773;。生命权专属于权利人,但该权利人的生命中同时还?#26800;?#30528;他人的利益即?#36816;?#20154;和社会的义务,并且该义务是以该权利人的生命存续为条件的,如对老人的?#38590;⒍园?#20154;的呵护、对子女的抚养等。义务是不可放弃的。当人有可能生存下去,能继续履行生命义务?#20445;?#20182;应该生存下去,不得放弃生命。同?#20445;?#29983;命权也表现在当其生命受到侵犯时有权进行继续生存的努力。因此,生命权中的支配权不能?#25105;?#34892;使。然而,作为一个在当前医疗条件下病情无法逆转、正在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濒死患者,其生命丧失了履行义务的任何条件,即?#36816;?#20154;和社会的义务要么已经履行完毕,要么客观上履行生命义务已没有可能或没有意义,这?#20445;?#35813;患者应当有权行使生命利益支配权,?#27492;?#21487;以对生命的存续与否作出选择,安乐?#20048;?#26159;他的选择之一。


      三、安乐死权的权利主体


      安乐死的权利由谁来行使?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明确三点:第一,从根本上说,安乐死的权利属于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有人提出,要给医疗单位或医生以决定和实施安乐死的权利,这是不足取的。基于对生命权的尊重,除了本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个人和单?#27426;?#19981;能提出对濒死患者实施安乐死。安乐死的权利属于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侵害或剥夺其这种权利。也有人认为,安乐死的权利属于公民。这种观点比上一种意见前进了一大步,但也不甚妥当。并非所有的公民都可以拥有或行使这种权利,应该把这种权利的主体限制为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任何权利都是以一定义务为界限的。在现代社会中,生命属于自己,也属于他人,包含着他人的利益,?#25105;?#34892;使安乐死的权利会导致人们轻视生命,甚?#20004;?#20854;作为逃避责任的一种手段,对此,法律是绝对不能认可的。我们使用了“从根本上说”的提法,原因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家庭、?#26131;?#30340;意见往往不得不尊重。应当说,这?#30830;从?#20102;安乐死问题上的一种妥协,也?#20174;?#20102;这一问题上的一种困境。第二,安乐死的权利的行使必须出自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的自愿。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拥有安乐死的权利,但是否行使这种权利,必须由其本人作出决定。权利与义务的最根本区别在于,主体在既定的法律关系中对法定权利有选择权而对法定义务无选择权。即权利主体可以自由选择行使权利或放弃权利(包括行使部分权利与放弃部分权利)而不受限制,但义务主体必须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履行就将被强制履行甚至惩戒。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并不都会要求安乐死,有的不愿意或不要求安乐死,只?#24515;?#20123;自愿行使安乐死权利的患者,才能对其实施安乐死。荷兰在2001年通过的安乐死合法化的法?#35813;?#30830;规定:病人必须是成年人,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必须自?#31119;?#32780;?#20918;?#39035;是病人深?#38469;?#34385;之后所作的坚定不移的决定。第三,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选择安乐死是一种权利而并不是一种义务,不选择安乐死不是什么不道德的行为。实施必要的安乐死,确实可以适当减轻患者家属及亲属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也能减少社会财富的消耗。但是,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实施安乐死的首要目的是消除患者难以忍受的痛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和减轻他人的负担。安乐死不是一种道德观念。如果肯定一个人病了、老了,现在没有价值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为了社会的发展,就有义务实施安乐死,那就隐藏着?#31185;?#24615;安乐死的危险,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和理论,对正确实施安乐死是有很大害处的。“义务论的观念也是十分危险的,它会使那些衰弱的老人、患者和残疾人承受着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们被迫同意安乐死,从而使安乐死的权利变成了死亡的义务,个人的选择变成了社会的责任,这就势必打开一条危险的通道,产生不可遏制的道德滑坡。”[15]只?#20449;?#38500;?#27515;?#20182;主义和义务论,安乐死才能真正建立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


      在确定安乐死的权利属于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本人的基础上,还必然会提出这种权利是否可以由其他人代为行使。这就涉及非自愿安乐死的问题。所谓的“非自愿安乐死”是指对那些无行为能力的患者,即无法表示本人要求、愿望或同意与否的患者实施的安乐死,如对有?#29616;?#30072;形的婴儿、脑死亡病人、昏迷不醒的病人、智力?#29616;?#20302;下者实施安乐死。[16]我们认为,安乐?#20048;?#33021;是自愿安乐死,所谓“非自愿安乐死”不应该列入安乐死的范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自愿”是安乐死的必要条件,安乐死的权利必须由?#35270;?#23545;象本人自愿行使。那么,对于临终?#23433;?#33021;够表达自己?#34892;?#24847;愿的患者,法律如?#21355;?#20445;障他们的安乐死权利呢?《荷兰安乐死法》和《比利时安乐死法?#33539;?#26377;关于“预先指?#23613;?#30340;明确规定,可以作为借鉴。《比利时安乐死法》第四条第1款规定:在一个人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情况下,每一位达到法定成年、有完全能力的人,或自立的未成年人,均可以起草一份预先指示来指定一位医生实施安乐死,但医生必须确信:病人因疾病或者意外事故经历着?#29616;?#30340;难以忍受的失调痛苦;病人不再有清楚的意识;就目前的医疗水平而言,病况不可挽救。在预先指示中,一个或者几个因信任而选择的人可以根据优先程序的预设,把病人的意愿告诉主?#25105;?#29983;。如果发生被选定人回绝、有障碍、无资格或者死亡,每一位因被信任而被选择的人按照预先指示?#26469;?#21462;代不行使责任的人。病人的主?#25105;?#29983;、被咨询医生和护士不可以担?#25105;?#34987;信任而被选择的人。预先指?#31350;?#20197;在任何时候被修订或?#24223;9]184-185从比利时的立法可以看出,在特殊情况下,安乐死?#35270;?#23545;象的安乐死权利可以依法代理,但其条件和程序是非常严格的。


      综上所述,自然人生命权的要义,不仅是维护自然人的生存及其安全利益,也是重视自然人对生命利益的支配权。安乐死权属于生命权,既包括选择死亡时间的权利,也包括选择理想死亡状态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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