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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論生命權與安樂死權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8年08月17日 09:29:59

      生命權是近代社會確立的人的三大自然權利之一。生命權不僅包括生命安全維護權和司法保護救濟權,還應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權。安樂死權屬于生命權,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選擇死亡時間的權利和選擇理想死亡狀態的權利。安樂死的權利屬于安樂死的適用對象,安樂死的適用對象選擇安樂死是一種權利而并不是一種義務。


      關鍵詞:生命權;生命利益支配權;安樂死權;權利主體;


      作者:李惠


      生命對每個人來說都是至為珍貴的,安樂死作為對生命的一種特殊結束方式,這必然要涉及到有關安樂死的權利的一系列問題。特殊患者有沒有選擇安樂死的權利?安樂死權利的內容是什么?安樂死的權利該由誰來行使?行使安樂死的權利有沒有前提條件?如果有的話,又有哪些前提條件?而有關安樂死的權利問題又與生命權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有鑒于此,本文欲對生命權與安樂死權進行一些探討,以求促進對安樂死問題的研究。


      一、生命權之界定


      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是自近代以來人的三大自然權利。①所謂自然權利,就是人的與生俱來的、基于人之為人所應享有的、人在先于國家的自然狀態中就具備的權利。[1]生命權體現著人類的尊嚴與價值,“是表明人類生存的自然意義的權利,具有自然法的屬性”。[2]17世紀的著名法學家格老秀斯說:“上帝給人以生命,不是為了破壞它,而是為了保護它,為此,上帝賦予他盡情享受人身自由、個人尊嚴和支配自己行為的權利。”[3]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1789年的法國《人與公民權利宣言》中宣稱的那些不可能轉讓的權利中就包含了生命權。《獨立宣言》指出:“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是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里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美國《權利法案》作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明確了生命權的法律內涵以及生命權保護的司法性和程序性,其第5條規定:“未經正常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該法條包含以下幾層意思:一是憲法保護生命權;二是生命權可以剝奪;三是生命權的剝奪必須有法律規定;四是生命權的剝奪必須按照法律程序。[4]


      生命權的重要性已經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三部分第六條第一款規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權。這個權利應受法律保護。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旨在廢除死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二責任議定書》、《防止和懲治滅絕種族公約》、《歐洲人權公約》、《美洲人權公約》、《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等中均含有關于生命權的規定。


      生命權的主體是自然人,生命權的客體是生命利益。生命權是指公民對自己生命所擁有的權利,即以公民的生命安全利益為內容的權利。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生命權首先當然是指單個人的生命權,但人又是社會性的人,因此,生命權又是指群體的生命權”。[5]


      生命權包括生命安全維護權、司法保護救濟權和生命利益支配權。對于生命安全維護權、司法保護救濟權,人們的看法基本相同;而對于生命利益支配權卻存在許多爭論。關于生命安全維護權和司法保護救濟權,這里要說明的是,維護和保護救濟的首先是生物的、生理上的生命,如果生物的、生理上的生命都不存在,那么有尊嚴的生命又從何談起?同時,維護和保護救濟的是生命的尊嚴或有尊嚴的生命,沒有尊嚴的生命就如同鳥獸魚蟲花草樹木一般。對人之尊嚴的保障已是現代國家普遍的法律價值觀。《法國民法典》第二章第16條規定:“法律確保人的首要地位,禁止任何侵犯人之尊嚴的行為,并保證每一個人自生命一開始即受到尊重。”[6]《日本民法典》總則第一條之二規定:“對于本法應以個人尊嚴及兩性實質的平等為主旨予以解釋。”[7]我國《憲法》第38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生命權是以個人的尊嚴和人格為核心的。


      還應當說明的是,生命安全維護權并不是絕對的。對個體人而言,生命安全維護權不是永恒存在的,生命安全維護權只能被活人所享有,死人不享有生命安全維護權。因此,生命的喪失必然導致生命安全維護權的終止。對社會人而言,生命安全維護權是相對的,一個人的生命安全維護權只有在尊重他人生命權和遵守必要的社會秩序的前提下才能獲得實現。比如,軍人在戰場上可以擊斃敵人,法官可以依照法律判處罪大惡極的犯罪人死刑。


      生命權是否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權實際上意味著生命權人是否可以處分自己的生命,這一點與安樂死密切相關,也是安樂死在理論上的最大障礙之一。有人認為生命權不應當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權,其理由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條:一是“民事主體對生命的支配,只是一種事實上的支配,而不是法律上的支配,沒有上升為權利的必要”;二是“沒有救濟的權利不是權利”,我們根本無法在民法上對生命支配的行為予以救濟,所以,對生命的支配不能形成民事權利;三是“即使對安樂死進行規制,也不過是承認安樂死主體的生命維護權,不過是在因實施安樂死不當或故意利用安樂死殺人的情形下,賦予受害人近親屬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而不必有生命支配權的存在”;四是“如果認為獻身行為是法律上的支配,那么對獻身行為的認定是十分困難的。究竟是以民事主體自身對生命價值的評判來認定,還是以社會公眾的評判來認定?”并且“如果承認獻身是行使生命支配權,與理不通”,難道說那些在戰場上阻止戰士無謂犧牲的人是侵犯了戰士的生命權嗎?五是“生命權是絕對權而非支配權”,“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生命權客體的特殊性:生命利益與主體資格融為一體,生命權必然和權利能力有某些共通之處。傳統民法理論一直認同權利能力不得處分的觀點,因此生命權也不可能具備支配權”。[8]


      對上述觀點和理由,筆者不能茍同。第一,上述觀點承認了民事主體對生命(利益)具有支配權,并且認為這只是一種事實上的支配,而不是法律上的支配。這點從我們國家的現實情況來看是正確的。但是緊接著的“沒有上升為權利的必要”卻是不妥當的。首先,既然是一種事實上的支配,就有上升為法律上的支配的可能。而“沒有上升為權利的必要”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下文將予以具體分析。其次,一些國家已經將某些對生命的事實支配上升為法律上的支配權。2001年4月10日荷蘭議會上院通過的《依請求終止生命和協助自殺(程序審查)法》(以下簡稱《荷蘭安樂死法》)序言指出:“這一法律視為遵守了法定適當關心要求的醫生應病人要求終止其生命或協助其自殺創造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條件,以及提供法定公告和審查程序。”[9]1772002年5月28日比利時頒布的《安樂死法》第二條說得更清楚:“從本法的目的看,安樂死應該定義為在被實施安樂死的人的請求下,由其他人來有目的地終結請求人生命的行為。”更在第四條第一款中規定:“在一個人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的情況下,每一位達到法定成年有完全能力的人,或自立的未成年人,均可以起草一份預先指示來指定一位醫生實施安樂死。”[9]183-184這些法案已經明確規定了特殊病人的生命利益支配權。


      第二,從“沒有救濟的權利不是權利”并不能推出“生命的支配不能形成民事權利”。首先,上述作者在文章中寫道:“生命權一旦受侵害,主體資格即告消滅,受害人自身無法請求保護。”但在下文中又明確闡述:“生命權的救濟既可以由權利人自行完成,也可以由權利人要求他人完成,還可以請求司法保護。”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其次,可能上述作者會說,這里的“生命權”僅是“生命維護權”,而非“生命支配權”,這就更不對了。如果生命維護權受到侵害,那么主體資格可能即告消滅;而生命支配權受到侵害,那么主體資格一般不會即告消滅,因為侵害了生命支配權,一般是指不讓他去冒險或去死。主體資格消滅了尚且可以得到權利的救濟,難道主體資格存在還不可以得到權利的救濟?2002年3月22日,英國倫敦高等法院作出了一個破天荒的裁決:一個從頸部以下全部癱瘓的患者B女士有權要求關閉它的生命維持系統“寧靜并且有尊嚴地”結束自己痛苦的生命。[9]19這難道不是對生命支配權的救濟?


      第三,認為對安樂死進行規制,也不過是承認安樂死主體的生命維護權,僅僅是對實施安樂死不當或故意利用安樂死殺人的情形進行規制,而需要有生命支配權的存在,那實在是一種誤解。以已經頒布并正在實施的《荷蘭安樂死法》和《比利時安樂死法》為例,首先,兩法都明確規定,安樂死必須在被實施安樂死人的請求下才能夠實施,換言之,法律規定,被實施安樂死人有權要求對自己實施安樂死。在這里,如果被實施安樂死人沒有生命支配權,怎么能夠依法提出對自己實施安樂死的要求呢?又怎么能夠被法律所認可呢?其次,兩法中的重要內容是對這種生命支配權的規制,規定哪些人享有這種生命支配權(安樂死權),怎樣實現這種生命支配權。比如,《荷蘭安樂死法》第二章“適當關心要求”就規定了何種人能夠享有這種生命支配權;《比利時安樂死法》第三章“預先指示”規定了在特殊情況下如何來實現這種安樂死的請求權。這些難道都是僅僅賦予受害人近親屬以損害賠償請求權嗎?再次,兩法均對實施安樂死而亡的后果作出了規定。除了規定遵守了法定適當要求的醫生應病人要求終止其生命或協助其自殺免予刑事責任外,《比利時安樂死法》第15條更進一步規定:“對于病人所涉及的合同,特別是保險合同,任何依據本法實施安樂死而亡的人,被認為屬于自然死亡。”如果僅僅只有生命維護權,而沒有生命支配權,那么又怎能認定實施安樂死而亡之人為自然死亡?從生命維護權絕對不能推出因安樂死而亡者為自然死亡。


      第四,對于獻身行為的認定并不是十分困難的,那么多烈士、見義勇為者的存在就是明證。首先,獻身行為應當以社會公眾的評判來認定。如果以民事主體自身的評判來認定獻身行為的話,那么幾乎所有的自殺者都可以作為獻身行為了。其次,有人質問:依據“社會公眾評定”說,“難道說社會公眾認定一個人應去獻身,那個人不去獻身,就會因此遭到輿論乃至法律的否定評價嗎?”這個問題應該從兩個方面來回答:一方面是輿論的否定評價,這本來就是道德規范的內容,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另一方面是法律上的否定評價,這是不可能產生的,因為如果認為獻身行為是法律上的支配,那么獻身行為就是一種法律上的權利,而非義務,不行使權利怎么會遭到法律上的否定呢?再次,那些在戰場上阻止戰士無謂犧牲的人并沒有侵犯了戰士的生命(支配)權。任何權利的行使都不是絕對的,而有條件的,都會受到一定的限制,包括前面已說明的生命安全維護權,當然,生命利益支配權也不例外。當戰士在戰場上要作無謂犧牲時,阻止其行為并沒有侵犯戰士的生命利益支配權,因為其條件與前提并不齊備。從某種意義上說,阻止無謂犧牲恰是對生命安全維護權的一種維護。


      第五,權利能力不得處分并不能合乎邏輯地推出生命權不可能具備支配性。首先,生命權與權利能力有某些共通之處,并不能論證二者完全一致,具有相同的屬性。其次,“不得處分”與“支配權”并不能等同。生命權的不可處分性,主要是指生命權只屬于特定的自然人,不可在人們之間互相轉讓,其他人不可享有特定自然人的生命權;同時,特定自然人不能用他人的生命權或其他權利取代本人的生命權。支配權是對生命利益支配的權利,而不是對生命權的支配權利。不可處分性也可以看作是對生命利益支配權的一種限制。


      黑格爾說:“法定的權利不論是私人的或是國家、市鎮等公共的,原先就稱之為自由……每一個真正的權利就是一種自由。”[10]“權利即自由”,意味著權利人有意志自由和行動自由,它決定和制約著人們對合法利益的占有、使用和處分的可能性。但自由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工具,自由的目的是要獲得或滿足某種利益需求或求得某種平衡。法律制定與運作都必須以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權利為主旨并最終使主體獲得自由與平等。生命權作為一項基本的人權,其權利人自然應具有對其生命利益的自由權即支配權,包括處分權。當然,法律最初確立生命權,其第一位的權利是維護生命安全、延續生命。然而,任何一個概念都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被不斷注入新的內涵,其意義也相應得以延展,生命權這個概念也不例外。當今意義上的生命權的要求不僅僅是生命的安全與延續,還應當包含生命的內容和質量,包含生命的尊嚴與結束。這就在法律上提出了新的權利要求,生命權還應當包括對生命利益的處分權,這種處分權包括:(1)生命安全的處分——自愿承受生命危險,如人體器官的捐獻與轉讓;(2)生命本身的處分——自愿放棄生命,如安樂死、舍己救人等。[11]


      二、安樂死權屬于生命權


      安樂死所涉及的權利是什么?我們認為安樂死所涉及的權利是生命權的重要內容,是生命權人行使對生命利益支配權的表現。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類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認識不斷深化,生命自主意識不斷加強。病人自主權(autonomousright)是病人權利中最為基本的權利,是體現病人生命價值和人格尊嚴的重要內容,作為臨床醫患關系和倫理學的一個特定概念,它是指具有行為能力并處于醫療關系中的病人在醫患交流之后,經過深思熟慮,就有關自己疾病和健康問題所作出的合乎理性和自身價值觀的決定,并據以采取負責的行為。[12]118“生命自主原則,在安樂死實踐中,表現為尊重不治之癥病人選擇尊嚴死亡的權利,人有生的權利,也有死的尊嚴,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一種體現。”[13]選擇有尊嚴的結束生命就像選擇有尊嚴的生存一樣,是對生命的尊重,也是對人類尊嚴的最高維護。


      安樂死的權利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選擇死亡時間的權利。有人認為,安樂死權不屬于死亡權,其理由為:死亡權一般認為是公民對自己生命的何時結束和怎樣結束的選擇權和決定權。然而,安樂死本身就包含有一個死亡的病因,病人是必死無疑的,安樂死并沒有改變病人必死的命運,而是改變了病人繼續遭受和延長無法忍受的痛苦狀態。因而,安樂死權應為死亡狀態權,而不是死亡權[12]117這種觀點闡述了安樂死的本質,有其合理性,但說得過于絕對。首先,臨終病人盡管患不治之癥,并且瀕臨死亡,但其生命仍在延續著,他選擇安樂死難道不是對自己生命何時結束和怎樣結束的一種選擇和決定嗎?他如果不選擇安樂死,生命可能還會存在一段時間,而他選擇了安樂死,實則是選擇加快生命的結束,這應該是對死亡時間的一種選擇。其次,以“臨終病人患有不治之癥,必死無疑,安樂死并沒有改變病人必死的命運”為理由,說安樂死權不屬于死亡權,實在過于牽強。對任何人來說,不論是男女老少、健康人或病人,死亡是一種必然的結局,任何置人于死地的不法行為都不會也沒有改變其必死的命運,那么是否也就可以以此為理由為置人于死地的不法行為進行辯護呢?再次,絕對地說安樂死“不是從‘生’到‘死’的轉化”,“安樂死不具有任何的‘致死’目的”,[14]343這未免過于蒼白。其實,不僅安樂死是從“生”到“死”的轉化,人的整個生命歷程的分分秒秒都是從“生”到“死”的轉化。極而言之,每一個人從其生命存在開始,就一直是向死亡進軍,每分每秒都向墳墓逼近。從哲學上看,“生”與“死”是對立統一體,“生”就包含著“死”,“生”是時時刻刻向“死”的轉化。安樂死不是自然死亡或者正常死亡,不用諱言,安樂死的指向與結果就是要比自然死亡或者正常死亡提前結束生命,哪怕是提前幾天、一天、幾小時或幾分鐘,否則就不叫安樂死。如果安樂死不會提前結束生命,那么也就不會涉及到安樂死合法化問題,也就沒有任何必要為安樂死合法化作任何辯解。因此,說“安樂死不具有任何的‘致死’目的”顯然就有掩耳盜鈴之譏了。當然我們也絲毫沒有否定和懷疑不治之癥是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我們認為,如果認定死亡權是公民對自己生命的何時結束和怎樣結束的選擇權和決定權,那么安樂死權就是一種死亡權;如果從死亡是人的一種必然結局、死亡不能由個體人自己選擇的角度出發,那么就沒有什么死亡權了。不管怎么樣,選擇安樂死就是對死亡時間的一種選擇。當然,這種對死亡時間的選擇是由安樂死的適用對象所做出的決定,它不同于一般普通人的選擇。


      二是選擇理想的死亡狀態的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更為重要的權利,是反映安樂死本質的一種權利。安樂死雖然是致人于死,但它的本質卻是授死者以安樂;不是解決生還是死的問題,而是要保證死的質量;不是簡單地實現從“生”向“死”的轉化,而是從“痛苦”向“安樂”的轉化。它是要通過科學的方法對人的死亡過程進行優化調節,使人在死亡過程中減輕或避免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折磨,優化死亡狀態,使死亡安樂化、平靜化、尊嚴化。“安樂死”的對立面不是‘痛苦地生’,而是‘痛苦地死’”。[14]343人不但應當有追求幸福和美滿生活的權利,也應當有要求在死亡時沒有恐懼和痛苦的權利。對于一個身患絕癥、無法治愈、臨近死亡的病人,與其讓他倍受折磨、受盡痛苦而死,不如按其愿望實施安樂死,讓他懷著高雅與尊嚴笑著度過生命的最后一刻。這是對其選擇理想死亡狀態的權利的尊重。


      生命既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任何權利都以義務為界限,任何權利人既是自身利益的權利享有者,又是他人利益的義務承擔者。生命權專屬于權利人,但該權利人的生命中同時還承擔著他人的利益即對他人和社會的義務,并且該義務是以該權利人的生命存續為條件的,如對老人的贍養、對愛人的呵護、對子女的撫養等。義務是不可放棄的。當人有可能生存下去,能繼續履行生命義務時,他應該生存下去,不得放棄生命。同時,生命權也表現在當其生命受到侵犯時有權進行繼續生存的努力。因此,生命權中的支配權不能任意行使。然而,作為一個在當前醫療條件下病情無法逆轉、正在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的瀕死患者,其生命喪失了履行義務的任何條件,即對他人和社會的義務要么已經履行完畢,要么客觀上履行生命義務已沒有可能或沒有意義,這時,該患者應當有權行使生命利益支配權,即他可以對生命的存續與否作出選擇,安樂死只是他的選擇之一。


      三、安樂死權的權利主體


      安樂死的權利由誰來行使?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明確三點:第一,從根本上說,安樂死的權利屬于安樂死的適用對象。有人提出,要給醫療單位或醫生以決定和實施安樂死的權利,這是不足取的。基于對生命權的尊重,除了本人以外的其他任何個人和單位都不能提出對瀕死患者實施安樂死。安樂死的權利屬于安樂死的適用對象,任何單位或個人都不能侵害或剝奪其這種權利。也有人認為,安樂死的權利屬于公民。這種觀點比上一種意見前進了一大步,但也不甚妥當。并非所有的公民都可以擁有或行使這種權利,應該把這種權利的主體限制為安樂死的適用對象。任何權利都是以一定義務為界限的。在現代社會中,生命屬于自己,也屬于他人,包含著他人的利益,任意行使安樂死的權利會導致人們輕視生命,甚至將其作為逃避責任的一種手段,對此,法律是絕對不能認可的。我們使用了“從根本上說”的提法,原因在于,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下,家庭、家族的意見往往不得不尊重。應當說,這既反映了安樂死問題上的一種妥協,也反映了這一問題上的一種困境。第二,安樂死的權利的行使必須出自安樂死的適用對象的自愿。安樂死的適用對象擁有安樂死的權利,但是否行使這種權利,必須由其本人作出決定。權利與義務的最根本區別在于,主體在既定的法律關系中對法定權利有選擇權而對法定義務無選擇權。即權利主體可以自由選擇行使權利或放棄權利(包括行使部分權利與放棄部分權利)而不受限制,但義務主體必須履行其法定義務,不履行就將被強制履行甚至懲戒。安樂死的適用對象并不都會要求安樂死,有的不愿意或不要求安樂死,只有那些自愿行使安樂死權利的患者,才能對其實施安樂死。荷蘭在2001年通過的安樂死合法化的法案明確規定:病人必須是成年人,申請安樂死的病人必須自愿,而且必須是病人深思熟慮之后所作的堅定不移的決定。第三,安樂死的適用對象選擇安樂死是一種權利而并不是一種義務,不選擇安樂死不是什么不道德的行為。實施必要的安樂死,確實可以適當減輕患者家屬及親屬的精神負擔和經濟負擔,也能減少社會財富的消耗。但是,我們必須充分地認識到,實施安樂死的首要目的是消除患者難以忍受的痛苦,而不是為了社會利益和減輕他人的負擔。安樂死不是一種道德觀念。如果肯定一個人病了、老了,現在沒有價值了,為了減輕家庭負擔,為了社會的發展,就有義務實施安樂死,那就隱藏著強迫性安樂死的危險,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和理論,對正確實施安樂死是有很大害處的。“義務論的觀念也是十分危險的,它會使那些衰弱的老人、患者和殘疾人承受著一種無形的壓力,使他們被迫同意安樂死,從而使安樂死的權利變成了死亡的義務,個人的選擇變成了社會的責任,這就勢必打開一條危險的通道,產生不可遏制的道德滑坡。”[15]只有排除了利他主義和義務論,安樂死才能真正建立在自愿原則的基礎上。


      在確定安樂死的權利屬于安樂死的適用對象本人的基礎上,還必然會提出這種權利是否可以由其他人代為行使。這就涉及非自愿安樂死的問題。所謂的“非自愿安樂死”是指對那些無行為能力的患者,即無法表示本人要求、愿望或同意與否的患者實施的安樂死,如對有嚴重畸形的嬰兒、腦死亡病人、昏迷不醒的病人、智力嚴重低下者實施安樂死。[16]我們認為,安樂死只能是自愿安樂死,所謂“非自愿安樂死”不應該列入安樂死的范疇。從法律的角度來看,“自愿”是安樂死的必要條件,安樂死的權利必須由適用對象本人自愿行使。那么,對于臨終前不能夠表達自己有效意愿的患者,法律如何來保障他們的安樂死權利呢?《荷蘭安樂死法》和《比利時安樂死法》都有關于“預先指示”的明確規定,可以作為借鑒。《比利時安樂死法》第四條第1款規定:在一個人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的情況下,每一位達到法定成年、有完全能力的人,或自立的未成年人,均可以起草一份預先指示來指定一位醫生實施安樂死,但醫生必須確信:病人因疾病或者意外事故經歷著嚴重的難以忍受的失調痛苦;病人不再有清楚的意識;就目前的醫療水平而言,病況不可挽救。在預先指示中,一個或者幾個因信任而選擇的人可以根據優先程序的預設,把病人的意愿告訴主治醫生。如果發生被選定人回絕、有障礙、無資格或者死亡,每一位因被信任而被選擇的人按照預先指示依次取代不行使責任的人。病人的主治醫生、被咨詢醫生和護士不可以擔任因被信任而被選擇的人。預先指示可以在任何時候被修訂或撤銷。[9]184-185從比利時的立法可以看出,在特殊情況下,安樂死適用對象的安樂死權利可以依法代理,但其條件和程序是非常嚴格的。


      綜上所述,自然人生命權的要義,不僅是維護自然人的生存及其安全利益,也是重視自然人對生命利益的支配權。安樂死權屬于生命權,既包括選擇死亡時間的權利,也包括選擇理想死亡狀態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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