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uitem id="8zeqy"><object id="8zeqy"><wbr id="8zeqy"></wbr></object></menuitem>
<li id="8zeqy"><ins id="8zeqy"></ins></li>
<li id="8zeqy"><ins id="8zeqy"></ins></li>
<li id="8zeqy"><s id="8zeqy"></s></li>
<li id="8zeqy"><s id="8zeqy"></s></li><sup id="8zeqy"><menu id="8zeqy"><small id="8zeqy"></small></menu></sup>
  • 歡迎光臨第一論文網,權威的論文發表,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您的位置: 第一論文網 -> 倫理學論文 -> 文章內容

    安樂死的經濟學分析及立法建議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8年08月17日 09:27:40

      摘要: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安樂死具有節約社會資源、減輕病人痛苦并維系其生命尊嚴等益處,但也必須承擔心理傷害、使病人失去醫學進步帶來的受益機會以及引起更壞結果的擔心等成本。權衡利弊,安樂死合法化是利大于弊的。從法學角度考慮,安樂死是生命自主權的當然內容,不具有違法性。考慮到安樂死的現實需要,我國應加快安樂死立法進程,從適用對象、申請、審查、執行等方面作出具體規定。


      關鍵詞:安樂死;經濟分析;生命自主權;違法性;立法建議;


      作者簡介:劉廷華(1978-),男,四川廣安人,宜賓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法經濟學。


      所謂安樂死,是指有尊嚴地死亡或無痛苦致死術[1]。而現代意義上的安樂死,一般指“患不治之癥的人或其他特定狀態下的人在嚴重瀕死狀態時,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而無法解脫,在病人或親友的要求下,經過醫生的認可,用人為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度過人生最后階段而終結生命的過程”[2]。盡管安樂死的初衷是為了減輕病人痛苦,但畢竟是一種故意結束生命的行為。因此,安樂死能否合法化的最基本問題在于“可否證明故意殺人是正當的”[3]。本文擬從經濟學和法學兩個角度來分析安樂死的正當性,并在考察國外安樂死實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安樂死立法建議。


      一、安樂死的經濟學分析


      1.安樂死的益處


      (1)節約資源


      為了判斷一個病危患者是否應當繼續活下去,人們不僅要考慮患者病情是否有治愈的可能和治療的必要,而且還要考慮那些為了維持他的現狀而在感情和經濟上付出巨大代價的其他人,以及那些因被垂危患者占用而得不到稀少醫療資源的其他可以治愈的患者[4]。對于病危患者而言,在醫院接受治療要花費各種儀器治療費、住院費、醫藥費、護理費等費用。在明知道治療已經無效的情況下,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生命,必然節省不菲的醫療費用[5]。對社會而言,安樂死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浪費,使有限的醫藥資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保證其他病人得到有效治療[6]99。與其他資源一樣,醫療資源的利用同樣遵循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如果將瀕死病人占用的大量資源轉移給那些缺乏醫療資源的病人,其利用效率將明顯提高。


      (2)減少痛苦


      隨著現代醫學水平的不斷進步,人類壽命得到了延長。對于一個健康人而言,長壽是件好事。但是對瀕死病人來說,“更長的壽命的禮物很可能是無價值的,如果最終它不得不付出疼痛、無能力或喪失尊嚴的話”[7]。瀕死病人生命的延續是以承受痛苦為代價的。“死亡恐懼與生俱來,人皆有之。它是一種根本的恐懼,影響著其他各種恐懼。不管這種恐懼具有什么樣的偽裝,卻無人能為之幸免”[8]。當病痛足以讓病人戰勝對死亡的恐懼,這種病痛肯定是令人無法忍受的。醫院提供的維生技術延長了等待死亡的過程,病人除了忍耐身體上的疼痛以外,還得飽受死亡恐懼帶來的精神痛苦。“雙重的痛苦使人產生猶如生活在地獄的感受,對這樣一個病人而言,怎不有‘生不如死之嘆’呢?又怎能不愿意采取一種合適的無痛苦的方式早早地安息?”[9]


      (3)保持尊嚴


      對于那些瀕死病人,通過心臟起搏器等維生手段勉強維系生命不僅增加痛苦,而且有損尊嚴。因為只有當生命的價值不被低估的時候,生命才是有尊嚴的。按照“值得活的生命”理論,在倫理上真正有意義的不是無辜的生命是否被終止,而是被終止的生命是否是值得活的生命。一個生命是否值得活,取決于其主觀價值與客觀價值的對比。生命的主觀價值與一個人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生命的存在狀態有關,而生命的客觀價值更多是從社會角度來評價一個人的生命價值以及其死亡可能對他人產生的影響。有時,生命價值的主觀評價與客觀評價會發生沖突,辛格指出:“如果我們是順序功利主義者,我們必須允許,一個繼續活下去的渴望可以屈從于其他渴望”[10]。換言之,當生命的客觀價值低于主觀價值時,生命的尊嚴就不復存在了。除了其親人朋友精神上的牽掛外,瀕死病人生命的客觀價值幾乎蕩然無存,生命的尊嚴很難維系。那么此時,應當尊重患有不治之癥的病人選擇尊嚴死亡的權利,這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一種體現[11]。


      2.安樂死的成本


      (1)心理傷害


      生命具有最大的經濟價值,而且人與人之間的生命是等值的。那種認為可以犧牲一個人的生命去挽救另一個人的生命的觀點是違反生命價值原則的,會引發生命不平等的嚴重后果,導致一些人踐踏其他人生命的事件發生,同時也不符合現代平等的生命價值理念[6]101。安樂死愿望通常建立在患者對病情和醫療技術的判斷上,其判斷所依據的信息有出現錯誤的可能。有些安樂死請求者是出于對死亡的恐懼,或者是因為醫生或他人夸大了死亡概率。有人認為,如果安樂死的自我意愿容易被扭曲,普遍的安樂死項目對重癥患者帶來的心理恐懼將是無法估量的。此外,安樂死者的家人、朋友和醫務人員等直接參與安樂死的人也將因此而受到負疚感等心理傷害。這種觀點值得懷疑,因為安樂死合法化后是否選擇安樂死是病人的權利而非義務,社會并不會通過比較不同個體的價值而擅自決定為某個低價值個體實施安樂死。通過立法,安樂死能夠得到很好的管理,病人的自由意志也能夠得到尊重。至于安樂死參與人遭受的精神痛苦,確實存在。但是,與這種痛苦相比,那些本能夠但卻沒有幫助瀕死病人解除痛苦的人,日后可能會為因為自己的優柔寡斷致使瀕死病人遭受更長時間的不必要的巨大痛苦而更加內疚。


      (2)可能阻礙醫學發展并使瀕死病人喪失醫學發展帶來的受益機會


      在醫學史上,醫學技術的發展總是在沖破一個又一個疑難雜癥中實現的。安樂死可能會阻礙醫學技術向更高水平進軍的步伐[12]。而且,安樂死對象雖然已經處在瀕死邊緣,但畢竟還是未死之人,有可能從醫學的最新發展中受益,甚至重新回到社會中為社會創造經濟和社會價值[6]100。筆者不同意上述觀點。醫學的發展和臨床研究是有一定聯系的,但這種聯系并不是絕對的,很多醫學上的成果是先在實驗室中研究出來,然后再適用到臨床。如果為了所謂的“醫學進步”而忽視患者正在承受萬分痛苦這一客觀事實,把患者作為研究對象以期發現救命良方,這并不人道。根據倫理上的基本原則,即便為最美好的目的,人亦不可被當作客體來看待,不可被當作事物而予以利用[13]133。就現實生活中的病例而言,在足夠短的時間內由于醫學上的新突破而治好瀕死病人的可能性也是十分渺茫的。實際上,在人們對一病例考慮進行安樂死時,病人的病情往往已經嚴重到根本不可能予以挽回。


      (3)可能導致嚴重的后果


      有學者認為安樂死在道德意義上就是殺死一個無辜之人,一旦立法使安樂死普遍化,就會導致對生命權這一基本人權價值的公然踐踏[14],人們必將沿著安樂死立法這一可怕的斜坡墮落到合法地結束生命甚至墮落到納粹大屠殺的罪惡境地。眾所周知,那場惡夢開始于針對不治之癥病人的安樂死項目。為避免類似納粹悲劇再次重演,安樂死應予以禁止。但是,如果考慮到那場災難發生時的特定歷史和政治背景,反對論者的滑坡理論實在敏感過頭[13]133。對于痛苦不堪的瀕死病人,死亡在短期內將是一種必然。在這個意義上,安樂死所解決的矛盾,不是從“生”向“死”的轉變,而是從“痛苦”向“安樂”的轉變[15],不會導致無法控制的嚴重后果。


      二、安樂死的法律分析


      1.生命自主權是安樂死的權利基礎


      當今世界各國的法律都規定公民擁有生命權,人們常常有意無意地把死亡權排除在生命權之外。“要談死亡權,這是件很特別的事”[16]。但從性質來看,生命權是指自然人支配自己生命,以防他人干涉的權利,是對世權和支配權[17]。既然自然人對其生命享有支配權,也就意味著他可以對自己的生命處分享有自主權[18]。休謨宣稱:“如果人類可以設法延長生命,那么人類也可以縮短生命。換言之,生與死都是人的權利”[19]。尊重獨立的原則告訴我們,要允許富有理性的人們根據自己獨立的決定去過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強迫或干預。如果獨立的理性人選擇安樂死,那么,對獨立的尊重之心將引導我們幫助他們去做他們所選擇的事情[10]195。


      就法律而言,即便最珍貴的權利也是附加一些限制的[13]130,生命自主權也不例外。美國學者范伯格歸納,現代社會對私人事務進行干涉的根據主要包括損害原則、冒犯原則、家長或統治原則、合法的道德主義以及福利原則[20]。安樂死不會損害任何其他個體和公共利益,損害原則因此沒有適用的可能。同時,安樂死是當事人在明白一切相關事實和可能偶發事件的情況下的自愿選擇,其目的是為了減少痛苦而不是傷害自己,家長或統治原則也不能適用。至于冒犯原則,主要是為了防止對他人的冒犯而對自主權進行的限制。通常,安樂死不會讓人產生厭惡、羞恥和困窘等不快的感覺。因此,冒犯原則也不能成為禁止安樂死的理由。“人生不僅是個人的事情。它包含著過去、現在、未來和他人,包含著對社會的參與和義務的復合體”[21]。比如,對子女的撫育,對老人的贍養、對愛人的呵護等等。表面上看,安樂死與福利原則相悖。但是,請求安樂死的人或者已經履行完這些義務,或者在客觀上不可能或無力履行這些義務[22]。因此,進入晚期的絕癥病人結束自己的生命并不是一件錯事[23],很難從道義上對安樂死進行非難。綜上所述,安樂死是公民生命自主權的當然內容,具有正當性。


      2.安樂死具有出罪的可能性


      任何一種犯罪都必須具備三個特征: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及應受刑罰性[24]。這三個要素是一切犯罪成立的必備條件。安樂死具有違法性阻卻事由,不具有違法性,因此不構成犯罪。所謂違法性阻卻事由,是指“雖然在客觀上造成了一定損害后果,表面上符合某些犯罪的客觀要件,但實際上沒有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并不符合犯罪構成,依法不成立犯罪的事由”[25]。作為違法性阻卻事由理論體系的基本內容,在大陸法系刑法學界目前存在著“法益衡量說”、“目的說”和“社會的相當性行為說”等三種學說。法益衡量說包括優越利益說和利益闕如說。優越法益說認為,如果行為是為了保護價值大的權益而犧牲了價值小的權益,則行為不具有違法性[26]177。有學者認為,當個體生命已經進入瀕死階段,患者的生活利益(包括“既得利益”與“期待利益”)顯然已經成為高于生命利益的“優越的法益”,醫生為患者實施安樂死因而是符合優越法益說理論要求的[27]。筆者認為應該比較的法益是“極度痛苦地慢慢死去的法益”與“安樂地死去的法益”,由于瀕死患者死期將至,后者明顯優于前者。此外,刑法的任務是保護利益,而利益是分屬于各個主體的。當安樂死主體自愿放棄生命時,該利益實際上也就不存在了。按照利益闕如說,既然沒有應受法律保護的利益,也就無須追究責任。目的說認為違法性的本質是違反了作為法秩序基礎的社會倫理規范,違法性的根據在于惡的行為與內心。安樂死當事人并不存在這種惡的行為與內心。根據社會相當性行為說,社會生活屬于歷史形成的各種社會倫理秩序范圍,如果行為為此秩序所容許,自然阻卻違法性而成為刑法中的正當化行為[26]177。安樂死只是瀕死患者行使死亡方式的選擇權,沒有超出社會倫理秩序,屬于社會相當性行為。


      此外,按照期待可能性理論,如果不能期待行為人實施其他合法行為,就不能對行為人的行為進行非難,也就不存在刑法上的責任[28]。相反,如果能夠期待行為人實施適法行為,而行為人實施了違法行為,即產生責任,要對行為進行刑事非難。期待可能性程度越高,反映了其主觀惡性越大,行為人應負較重的刑事責任;反之,行為人只應負較輕的刑事責任。即,行為人應負的刑事責任的大小輕重與期待可能性高低成正比。可以認為,安樂死是瀕死病人別無選擇的選擇,是極端痛苦狀態下個體趨利避害的天性使然,不應該受到法律追究。正是期待可能性的缺乏,構成了阻卻形式上該當故意殺人罪構成要件的安樂死免罪的法理根據[29]。此外,陳興良教授在討論刑法的謙抑性時指出,立法者應當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動用刑罰)獲得最大的社會效益[30]。實際上,追究安樂死的罪責并不能在客觀上減少此種行為,不能獲得社會收益。從這個角度看,安樂死非罪化是一種趨勢。


      三、安樂死在國外的立法與司法實踐


      至今仍有很多國家和我國一樣嚴格禁止安樂死,在希臘、波蘭、愛爾蘭和羅馬尼亞等國實施安樂死會被判處期限長短不一的監禁,而在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等國,實施安樂死被視為謀殺。日本等國雖然沒有合法化卻默許消極安樂死,美國等國則通過立法支持消極安樂死,荷蘭等國則通過立法使安樂死徹底合法化。總的來看,各國安樂死立法和司法實踐呈現出復雜格局,支持消極安樂死的國家較多,贊成積極安樂死的國家則相對較少。


      1.默許消極安樂死


      根據日本刑法典第202條的規定,幫助自殺行為,兩廂情愿的殺人行為,即使是被害人請求或者同意的,行為人的行為都屬于犯罪行為,將被處以6個月以上7年以下監禁。由此可見,實施安樂死在日本屬于犯罪行為,但安樂死進程卻并未因此而停滯。在1962年12月22日的判決中,名古屋高等法院認為實施積極安樂死可以成為刑法規定的“正當行為”,如果它同時具備以下6個條件:(1)被害人患有不治之癥而且死期臨近;(2)被害人飽受不堪忍受的痛苦;(3)奪去生命只是為了緩和被害人的疼痛和痛苦;(4)得到被害人在神志清醒狀況下表達的真誠同意;(5)原則上由醫生負責執行;(6)實行的方法在倫理道德上具有妥當性。1992年,日本醫學會生命倫理委員會在“給臨終關懷醫生的建議”的報告中,肯定了上述6個條件的積極意義。然而,委員會同時指出,在實踐操作中不可能同時滿足上述條件,間接地表明了不支持積極安樂死的立場[31]。1994年,日本科學委員會死亡與醫學保健專門委員會報告明確指出,即使是為了減輕患者痛苦也不得通過藥物方式殺死病人,清楚地表明其禁止積極安樂死的立場。值得注意的是,報告還指出,停止生命維持措施是可以允許的,如果同時滿足3個條件:第一,患者的病情在現有醫學條件下無法逆轉;第二,患者在意志清醒時表達了安樂死的愿望;第三,終止治療措施必須由醫生負責執行。總的來看,日本至今沒有安樂死的專門立法,積極安樂死一直被視為犯罪行為,但消極安樂死卻基本上得到社會認同和法律默許,沒有因為消極安樂死而受到法律追究的案例[32]。


      2.消極安樂死合法化


      1977年1月1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自然死亡法案”正式生效。該法案允許成年病人制定所謂“活遺囑”,授權醫生撤除或終止維持生命的人工設備和其他措施。“活遺囑”的中心意思是“我的生命不再用人工方法來延長”,其生效條件包括:第一,病人身患不治之癥且死亡迫在眉睫,維持生命系統的唯一作用只是延緩死亡的到來時間;第二,至少有兩名見證人,而且見證人不得是病人的主治醫生或病人家屬;第三,必須本人申請,等待14天后才能執行。在滿足上述條件下,醫生可以根據病人的“活遺囑”終止維持生命的輔助設施,其對病人的死亡不負任何責任。同時,病人的死亡不被看作是自殺,不影響家屬領取人身保險賠償金。自此以后,除華盛頓和紐約兩個州的法律禁止安樂死外,美國其他各州紛紛效仿,通過了類似法律,對于執行安樂死的醫療行為免予追究法律責任。1985年,為了統一各州消極安樂死法律,美國統一州法委員會通過了“統一重危病人權利法”,規定成年人有權要求醫生在其生命垂危時保留或撤除生命維持系統。1994年,俄勒岡州通過《有尊嚴地死亡法案》,1997年該州60%的公民贊同病人有權在醫師協助下完成安樂死,該法得以正式施行。醫生協助自殺的條件是:第一,經主治醫生和會診醫生確診,病人無法治愈且生命預期不足6個月;第二,病人自愿申請以服用藥品方式結束生命;第三,病人首次口頭請求15天后須第二次提出口頭請求。在提出書面申請48小時后,醫生才能開出致命藥品處方;第四,主治醫生在開出致命藥品前,必須告知藥品的風險、后果、可選擇的替代方案以及有權隨時撤銷申請,確認病人足夠理智。1997年,聯邦最高法院就憲法是否賦權晚期病人在醫生協助下實施死亡進行言詞辯論,并就協助自殺作出判決,認為為了保護人民而禁止醫生協助病人自殺的法律并不違憲。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疼痛緩解促進法”,授權醫生可以開出可能增加死亡危險的處方止痛藥,但不得以致死或幫助他人致死的故意而為上述行為。與此同時,美國眾議院通過法律授權藥物管制的執法人員嚴厲打擊有目的使用受聯邦政府管制的麻醉藥以助病人死亡的醫生,重申了認可消極安樂死但禁止醫生協助自殺和實施積極安樂死的立場。


      3.醫生協助自殺和積極安樂死合法化


      1996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議會通過《垂危病人權利法》,它規定了醫生協助自殺的合法條件,具體包括:第一,必須是年滿18歲以上的絕癥病人,二位醫師及一位精神科醫師對病人病情及其精神狀態進行診斷;第二,病人在意志清醒狀態下以書面簽署安樂死意愿書的形式提出申請;第三,提出安樂死請求并獲得醫生同意后必須經過7天以上的冷靜期和48小時以上的等待方能執行,在此期間病人隨時可以撤銷申請。由于該法案極具爭議性,1997年3月25日,澳大利亞參議院以38票對33票通過了中止《垂危病人權利法》的提案。盡管如此,醫生協助自殺合法化的進程在世界范圍內卻逐漸加快,在哥倫比亞和瑞士等國,如果晚期絕癥病人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意愿,那么醫生幫助病人自殺就不屬于犯罪行為。與允許醫生協助自殺相比,荷蘭在安樂死道路上走得更遠,也更激進。2000年11月,荷蘭下議院通過了安樂死法案。2001年4月,荷蘭上議院通過了安樂死法案,以成文法形式把醫生對患者實施積極安樂死行為合法化。在完全符合下列要求的前提下,幫助患者實施安樂死的醫師可以免予追究法律責任:確信患者的請求是自愿的、深思熟慮與確定的;確信患者處于持久的難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告知了患者現在所處的情形和將來的命運;得出了確定的結論認為對患者沒有任何合理的可替代性治療方案;與至少一個以上的中立的醫生進行會診,該醫生診斷患者病情后得出與主治醫生同樣的判斷;以醫學上適當的方式結束生命;醫生及時上報安樂死情況,接受地方評估委員會的審查。需要指出的是,該法案規定安樂死只適用于12歲以上的人,不包括新生兒、昏迷病人等不能表達自己意愿的病人。雖然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荷蘭安樂死法案提出了批評,認為那樣會導致麻木的“憐憫殺害”,但這絲毫沒有延緩荷蘭安樂死立法的進程。2005年,荷蘭又以成文法形式規定,如果病患兒童所承受的痛苦遠遠超過其幼小身軀的承受能力,經病患兒童父母同意,可對病患兒童實施安樂死。更令人吃驚的是,2012年3月,荷蘭自愿終結生命協會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安樂死診所———“終結生命診所”,通過流動醫療隊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安樂死服務,協助符合安樂死法定條件的患者在家里結束生命[33]。


      四、我國安樂死立法的幾點建議


      我國最早的安樂死實踐出現在1986年,陜西第三印染廠職工王明成為身患肝癌晚期絕癥的母親夏素文申請“安樂死”,主治醫生蒲連升為他母親注射了100毫克的復方冬眠靈后被陜西漢中人民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漢中市法院終審判決宣告蒲連升無罪。但該個案并不意味著安樂死具有合法性和普適性。17年后王明成經西安交大第二醫院確診為胃癌晚期后正式向醫院提出了安樂死的請求,醫院以“國家沒有立法,不能夠實施”為由拒絕其申請,致其在飽經病痛折磨后死亡。2011年,廣東番禺臥病在床的李木蘭請求兒子鄧明建為其購買農藥,李木蘭喝下農藥后中毒身亡,鄧明建也因幫助母親服毒自盡而被判刑三年。由于不允許安樂死,我國還有不少身患絕癥的病人像王明成一樣被病痛折磨至死,也有不少病患家屬遭遇了鄧明建一樣的悲劇命運。值得反思的是,蒲連升的無罪和鄧明建的獲刑之間的鮮明對比使得司法的延續性受到挑戰。前文的分析已經充分證明,安樂死在經濟和法律兩個層面都具有正當性。國外尤其是荷蘭的實踐已經證明,安樂死有條件合法化后不會引起不良后果。而國內近20年來,因安樂死獲刑者大多被判處緩期執行也足以說明我國民眾對安樂死具有相當高的認可度。因此,有必要盡快啟動安樂死立法,通過法律來規范安樂死的實施。


      1.適用對象


      安樂死的對象只能是身患絕癥、瀕臨死亡且處于不堪忍受的持續的身體痛苦之中的患者。所謂絕癥必須是現代醫學技術尚不能治愈的疾病,不是指收治患者的醫療機構不能治愈的疾病;瀕臨死亡是指患者已經處于不可逆轉地接近死亡的狀態,生命預期非常短暫,一般不超過6個月;不堪忍受的持續的身體痛苦這一條件排除了單純的精神痛苦,即使其強烈、持久且難以忍受。有學者認為,安樂死的適用對象除了瀕死的極端痛苦的病人外,還包括出生時即為重殘、癡呆的嬰幼兒、重度精神病患者、重度殘疾人以及處于不可逆昏迷中的“植物人”,促使其在無痛苦感受中死亡[34]。至于對這些人適用安樂死的理由,學者多是從功利主義角度進行論證的。如陳紹輝認為,如果不允許對這類對象實施安樂死,必將給家庭乃至全社會帶來不幸及負擔[35]。筆者認為這種做法是不人道的,而且侵犯了當事人的生命自主權,不具有正當性。此外,安樂死是否適用所謂腦死亡的病人?人的生命價值應當包括生命安全利益以及其他生命價值。前者指自然人的生命安全的維護和生命活力的維持,后者是指自然人的人格尊嚴、情感、社會交際以及其他生活的樂趣,前者是基礎,而后者是才是人生的真諦。大腦死亡意味著“人格”生命的死亡,而僅存“生物人”生命,而這樣的生命不再具有人之為人的神圣性,即不再具有人的尊嚴[36]。從這個意義上講,腦死亡病人已經“死亡”,自無安樂死的必要。因此,安樂死的適用對象僅限于瀕死的極端痛苦的病人。


      2.自愿申請


      瀕死病人提交的安樂死申請必須完全出于自愿。為了保證這種申請是發自內心的真實想法,其主治醫生必須向他毫不隱晦地陳述實際病情,并對治療的后果進行預測。如果病人確信當前醫療技術無法救治自己而提交安樂死申請,還必須安排心理醫生對患者進行診斷,以確認其神志清楚,安樂死申請應有上述醫生簽字同意方為有效。安樂死申請可以在瀕死時作出,也可以通過“生命遺囑”的方式提前作出。與瀕死病人提交的安樂死申請不同,“生命遺囑”是健康人對自己死亡方式的提前安排。因為在很多時候,瀕死病人由于飽受痛苦的折磨,其求死的意愿反而不那么真實。病人表達“不想活”的意念時,常常只是傳達了絕望或渴求解脫的心理,這種絕望的心情不能太快被診釋為希望立刻被“殺”死的意思[37]。相反,如果一個人在沒有任何苦痛的情況下對死亡方式進行了安排,這種愿望通常可以被認為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是真實的內心想法,應予以確認。此外,筆者支持“生命遺囑”還有另一重要原因。在某些案例中,瀕死病人暫時喪失意識或者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自己無法作出安樂死申請,有學者建議在這種情況下由其親屬或所在單位提出申請[38]。由于無法判明患者的真實意愿,由他人申請可能侵犯患者的生命自主權。因此,在任何情況下,對死亡方式的選擇只能由本人作出,他人無權代為處置。為了避免瀕死病人無法表達意愿的情況,可以通過廣泛的宣傳教育,讓人們提前對死亡方式進行選擇。


      3.審查核準


      在審查安樂死申請時,需要對病人的病情、痛苦狀況以及安樂死意愿是否真實進行全面審查。在臨床上,瀕死狀態尚無明確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可資借鑒的標準,對瀕死狀態的判定,是醫生基于經驗得出的,而由于患者在精神狀態、機體特殊性上的差異,有可能產生誤判[39],而現實中因為醫療設備陳舊落后和醫務人員的業務水平不高而引起誤判的可能性也較大[40]。因此,瀕死狀態的認定必須由縣級以上的醫院作出,診斷證明必須得到三名以上具有中級技術職稱的醫生進行會診后一致認定以體現對生命嚴肅性的尊重。至于病人遭受的痛苦,應該涵蓋肉體的疼痛和精神上的痛苦[41]。但是,由于對痛苦的忍受度存在極大的個體差異,想要確定一個“極度痛苦”的標準是困難的。在審查瀕死病人是否痛苦時,可以適當考慮社會大眾平均的痛苦忍受程度。如果一般民眾覺得處于瀕死病人相同處境時都難以忍受那種痛苦,病人遭受的極端痛苦就具有很大的可信度。至于當事人的意愿問題,可以考慮設置一個冷靜期,要求瀕死病人遞交安樂死申請后冷靜一段時間再確認申請。冷靜期的長短必須合理,足以保證申請人有充分的時間進行反思,同時又不能過于漫長造成患者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如果申請人在冷靜期后重新確認了申請,可以認定其意愿是真實的。最后,安樂死畢竟在客觀上加速了病人的死亡,必須是沒有其他可以減緩患者痛苦的替代性措施時迫不得已的最后選擇。為了加強對安樂死的審查工作,筆者建議在地市級以上城市設置包括由法官、檢察官、醫生、衛生執法人員等專業人士組成的安樂死委員會。經過審查,核準安樂死的,必須發出書面的安樂死實施通知書,將執行安樂死的具體時間通知申請人及其家屬。


      4.具體執行


      按照安樂死實施通知書的時間和地點,安樂死委員會指派專人到安樂死的實施現場負責監督安樂死的執行,整個過程必須嚴格保密。在執行前,必須出具安樂死實施通知書并再次核實申請人的資料,由相關人員簽字予以確認。執行醫生必須出示相關資格證明,向在場人員報告該次安樂死的準備情況、擬采用的技術和藥物種類與劑量。需要說明的是,執行安樂死的方法必須符合人道主義的要求,而且應當是快速致死且無痛苦的,嚴禁使用暴力致死的手段。否則,安樂死的施行即會因背離了“無痛苦死亡”的本意而喪失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可以考慮的方式主要有三種:在注射催眠劑使患者入眠的情況下,注射氰化物而導致患者死亡;口服安眠藥品,使患者入眠,再注射會導致窒息的強力鎮靜藥品;先讓患者以麻醉劑沉睡,再注射凝血劑,堵塞靜脈。最后一種方式致死后的表情與生前一樣,非常安詳,呈現睡眠狀,從病患家屬的情感角度考慮最能被接受。無論如何,在具體執行前,必須尊重申請人后悔的權利。只要申請人提出暫緩實施或撤銷申請,或者監督人員發現不應實施安樂死,都應當停止實施。若停止實施后申請人又要求實施的,必須重新按規定程序提出申請。最后,安樂死的實施過程必須全程錄像,實施完畢后需要由法醫出具死亡證明,在場人員必須在實施筆錄上簽字確認,連同錄像一并送交安樂死委員會歸檔。如果安樂死參與人員未能嚴格按照上述規定執行安樂死,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例如,未經申請核準程序而擅自執行安樂死的,應按故意殺人罪追究責任;執行人員采用不符合規定的實施方法的,應承擔行政責任;因參與人員故意或重大過失導致安樂死信息泄露造成惡劣影響的,應承擔損害賠償等民事責任。


    网赌一天赢一点现实吗
    <menuitem id="8zeqy"><object id="8zeqy"><wbr id="8zeqy"></wbr></object></menuitem>
    <li id="8zeqy"><ins id="8zeqy"></ins></li>
    <li id="8zeqy"><ins id="8zeqy"></ins></li>
    <li id="8zeqy"><s id="8zeqy"></s></li>
    <li id="8zeqy"><s id="8zeqy"></s></li><sup id="8zeqy"><menu id="8zeqy"><small id="8zeqy"></small></menu></sup>
  • <menuitem id="8zeqy"><object id="8zeqy"><wbr id="8zeqy"></wbr></object></menuitem>
    <li id="8zeqy"><ins id="8zeqy"></ins></li>
    <li id="8zeqy"><ins id="8zeqy"></ins></li>
    <li id="8zeqy"><s id="8zeqy"></s></li>
    <li id="8zeqy"><s id="8zeqy"></s></li><sup id="8zeqy"><menu id="8zeqy"><small id="8zeqy"></small></menu></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