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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安乐死的非犯罪性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8年08月17日 09:17:55

      安乐死与故意杀人在形式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安乐死?#24418;?#19981;应具有犯罪性。大陆法系犯罪构成论中的阻却违法事由和阻却责任事由(期待可能性)说对我国的安乐死立法有借鉴意义。不论是根据优越的法益说、目的说,?#25925;?#26681;据社会的相当性?#24418;?#35828;来讨论,安乐死都存在着阻却违法事由。对安乐死?#24418;?#20154;进行期待可能性分析,不能期待患者作出规范的自然死亡的选择,也无法合理地期待医生面对患者经受病痛折磨而无动于衷。实施安乐死?#30340;?#26080;奈之举,缺乏期待可能性,此为阻却责任事由。安乐死的?#24418;?#20855;有非犯罪性。


      关键词:安乐死;非犯罪性;故意杀人;阻却违法事由;期待可能性;


      作者:李惠


      安乐死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对安乐死的法律后果如?#38395;?#23450;?在这两个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在我国,要使安乐死合法化,理论上要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确认安乐死社会伦理上的合理性;第二是确认安乐死法律上的非犯罪性。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讨论,本文讨论安乐死是否具有非犯罪性。


      一、安乐死不同于故意杀人


      安乐死(这里是指医生对患者实施的安乐死)与具有犯罪性的故意杀人(以下简称为“故意杀人?#20445;?#22914;无特别说明,皆指具有犯罪性的故意杀人)在形式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有人把安乐死与故意杀人混为一谈,认为安乐死是故意杀人。要确认安乐死是否具有非犯罪性,首先要弄清楚安乐死与故意杀人有哪些异同。为此有必要对安乐死与故意杀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与讨论,以还安乐死本色。


      (一)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的相似之处


      1.二者的实施主体与死亡主体(被实施主体)都是分离的,即都不是同一个人。这是人们认为安乐死、故意杀人与自杀显然不同的地方,也是有人把安乐死与与故意杀人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


      2.二者实施?#24418;?#30340;对象都是有生命的自然人,即客体特征具有相似性。故意杀人的对象是有生命的自然人,否则就不称之谓故意杀人了,至于被害人的身分、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均不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本罪的构成。安乐死的对象尽管是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痛苦不堪的病人,但他们仍然是有生命的自然人,他们的生命权并不因疾病或其他原因而灭失。


      3.二者实施主体的主观愿望都是?#38750;?#20182;人的死亡。故意杀人者明?#20998;?#36947;自己的?#24418;?#33021;够或者可能造成他人死亡,但依然实施该?#24418;?#26399;望和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而安乐死的实施者也意识到自己的?#24418;?#20250;造成患者死亡,依然实施?#24418;?#24182;?#38750;?#36825;种死亡结果的发生。


      4.二者?#24418;?#30340;客观结果均表现为结束他人的生命。不论是故意杀人,?#25925;?#23433;乐死,排除?#27492;?#30340;情况,其?#24418;?#32467;果都是造成他人提前死亡。


      (二)安乐死不同于故意杀人


      1.二者的实施主体大不相同。


      安乐死的实施主体只能是医生,而故意杀人的实施主体没有这一限定,可以是任何职业、任?#25991;?#40836;的人。


      2.二者的被实施主体大不相同。


      安乐死的实施对象,?#35789;视?#23545;象只能是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痛苦不堪的病人。而故意杀人的对象没有这一主体限定,不论是谁都可能被杀害。


      3.二者被实施主体的主观愿望截然不同。


      安乐死的被实施主体都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20262;?#24895;提出接受安乐死的请求。而故意杀人中的被害人一般都无?#27515;?#24847;愿。这也是安乐死不同于故意杀人的最显著区别。


      4.二者?#24418;?#30340;动机完全不同。


      安乐死实施的首要目的必须是减轻和解除患者不堪忍受的事实痛苦,是对患者意愿的尊重,是为患者的利益着想,其动机是善的。而故意杀人或为权或为财或为情或为仇或为其他,实施者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其动机是恶的。


      5.二者实施的?#24418;?#26041;式大不相同。


      实施安乐死是采用仁慈和尽可能无痛的方式,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人?#20048;?#20041;原则,能够使患者安然无痛苦地离开人世。而故意杀人的方式却是各式多样的,多是采用暴力的、残忍的手段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使被害人在极大的痛苦中结束生命。


      6.二者的法律关系有所不同。


      当安乐死被法律认可、合法化以后,其实施过程必须遵守一系列的法定程序,所产生的患者与医生、医院之间的关系具有民法性质。而故意杀人具有反社会性,不可能被法律所认可,各种关系主要用刑法来加以调整。


      (三)安乐死的?#24418;?#19981;具有犯罪性


      实施安乐死,特别是实施主动安乐死的?#24418;?#34429;然与故意杀人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相似,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实施安乐死的?#24418;?#19981;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首先,实施安乐死的?#24418;?#19981;具有犯罪性。第一,实施安乐死的?#24418;?#19981;构成社会危害性。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看,构成犯罪的?#24418;?#37117;具有?#29616;?#30340;社会危害性。故意杀人?#24418;?#38750;法剥夺他人生命,违背他人的意志,侵犯了他人的权利,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27426;?#23454;施安乐死的?#24418;?#26159;为身患绝症的临终患者解除痛苦,让其安乐地、有尊?#31995;?#21578;别人世,这不仅满足患者的愿望,为其解除痛苦,保?#32959;?#20005;,也对患者家属有利,而且有利于社会医药资源的合理配置,并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没有冲突,没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第二,从客体方面看,实施安乐死的?#24418;?#27809;有侵犯他人的权利。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而安乐死的权利归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所享有,实施安乐死的?#24418;?#26159;对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的尊重,并没有侵犯其权利。另外,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都是特定的患有绝症的临终患者,他们的生命在短期内?#33539;?#23558;终结,实施安乐死是对患者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法?#26432;?#25252;每个公民的生命权,不容他人侵犯和非法剥夺,同?#20445;?#20063;不允许公民自由处置自己的生命。但是,安乐死?#23548;?#19978;是濒临死亡的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行使自己选择死亡状态的权利,从法律的角度看,应该保护其这一权利。[1]第三,从主观方面看,实施安乐死的?#24418;?#20154;不存在犯罪的目的和动机。故意杀人的人或为财、为情、为仇,或为其他,在主观上具有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目的,?#24418;?#20154;都具备主观上的罪过。而实施安乐死的?#24418;?#20154;是出于人?#20048;?#20041;的动机,是解除患者不堪忍受之临终痛苦,让其安乐地离开人世,并按严格的程序和条件进行实施,主观上无罪过。因此,实施安乐死的?#24418;?#19982;故意杀人是两个本质不同的?#24418;?#19981;能混淆起?#30784;?/p>


      其?#21361;?#23454;施安乐死的?#24418;?#20154;不具有主观恶性,不符合?#35270;?#21009;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是国家制定刑罚、?#35270;?#21009;罚和执行刑罚所预期达到的结果,其具体内容表现为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个方面”。[2]特殊预防就是对犯罪人?#35270;?#21009;罚,以预防其重新犯罪,其所针对的是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实施安乐死的?#24418;?#20154;是在患者的主动请求下,出于人?#20048;?#20041;和善良的心理而实施安乐死,从主观上讲并无恶意,并且其?#24418;?#24182;不构成犯罪,不能对其?#35270;?#21009;罚。一般预防就是通过对犯罪人?#35270;?#21009;罚,教育和警告社会上的不稳定人?#20445;?#39044;防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按照严格规定和程序实施安乐死的?#24418;?#20154;不是社会上的不稳定人?#20445;?#20854;?#24418;?#19981;仅没有社会危害性,而且对社会有益,同?#20445;?#20854;主观上不存在犯罪的目的和动机。因此,预防不应该针对他们。另外,刑罚必须公正,刑罚的公正在于通过刑罚来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合理需要,不存在不足和过度的情形。这种合理需要,对个?#27515;?#35828;,就是实现个人对善的?#38750;螅?#23545;社会来说,就是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符合人?#20048;?#20041;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安乐死得到民众广泛的认可,对此处以刑罚,如?#21355;?#20307;?#20013;?#32602;的公正性,?#34935;趺词?#20154;对之信服,进而产生预防效应呢?


      肯定实施安乐死的?#24418;?#19981;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在?#23548;?#20013;对?#27515;?#26696;件可以不作具体的分析与判断。安乐死是一种优化的死亡?#24418;?#20174;法律的角?#20154;担?#24212;?#26412;?#26377;以下特有属性: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必须是在当前医学条件下无法挽救的,并?#33402;?#22312;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的临近死亡的患者;实施安乐死措施的首要目的必须是减轻和解除患者不堪忍受的事实痛苦;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20262;?#24895;提出接受安乐死的请求,并需多次提出相关请求;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须是仁慈和尽可能无痛的。以上四大特有属性构成了安乐死的必要条件,完全具备上述必要条件的安乐死,对其实施?#24418;?#20154;不应追究任何责任。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安乐死,对其?#24418;?#20154;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例如,没有患者本人自愿请求,患者近亲属或医护人员处于善良动机对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实施安乐死的,应以故意杀人论处,但可?#20204;?#20174;宽处罚;如果处于卑劣动机,近亲属主动提出或迫使患者提出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并从重处罚。


      目前,安乐死在我国并没有合法化,?#27426;?#30001;于安乐死与故意杀人有着本质的差异,因而在司法?#23548;?#20013;常常对其网开一面。1998年12月11日,?#26412;?#23621;民刘某的母亲纪某(59岁)因晚期?#35748;?#30284;住进某市医院。12年27日,纪某病情加重,痛苦烦躁,惊叫不安,大喊想死,经值班医生注射安定后才入睡。第二天,刘某问查房的院长,自己的母亲是否还有救,院长摇了摇头。刘某即说:“既然我妈没救,能否采取啥措施让她早点咽气,免受痛苦。”院长拒绝其要求。当晚,刘某?#32456;业?#20027;?#25105;?#29983;项某,要求给其母用药物,让她无痛苦死亡。项某开始不同意,但在刘某再三央求并表示愿意?#26800;?#19968;?#24615;?#20219;后,注明是家属要求,刘某在处方上签了名。在注射了两针复方冬眠灵后,纪某于12月29日凌晨5时安静去世。?#26412;?#24066;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项某、刘某犯故意杀人罪向?#26412;?#24066;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公诉人认为:被告人项?#25104;?#20026;主?#25105;?#29983;,故意对患者使用了慎用或忌用药物复方冬眠灵,促使纪某死亡。被告人刘某不顾医院院长劝阻,坚决要求对其母注射药物促其速死,并在医生用药的处方上签字,表示对其母的死亡?#26800;?#36131;任。被告人项某、刘某的?#24418;?#22343;已触犯我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两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项某、纪某均没有杀人动机,其?#24418;?#19982;死者纪某的死亡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不具备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且其?#24418;?#31038;会危害性不大,应不构成犯罪,主张对两被告人宣告无罪。


      对于该案件,?#26412;?#24066;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24418;?#21592;会经过认真讨论,并参考以前?#27515;?#26696;例的判决,最终形成一致意见,认为被告人刘某在其母纪某病危濒死的情况下,再三要求主?#25105;?#24072;项某为其母注射药物,让其母无痛苦地死去,虽属故意剥夺其母生命权利的?#24418;?#20294;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被告人项某在刘某的再三要求下,开处方并指使他人给垂危病人纪某注射促进死亡的药物,其?#24418;?#20134;属故意剥夺公民的生命权利的违法?#24418;?#20294;纪某的死亡确系病情所致,项某所开出并注射的药物,仅起到加速其死亡的作用。因此,其?#24418;?#24773;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作出被告人刘某、项某无罪的刑事判决。


      在本案中,被告人项某所实施安乐死的患者纪某,符合安乐死?#35270;?#23545;象的条件: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极其痛苦;其实施安乐死的目的也是为了解除患者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是,实施安乐死并非出于患者本人的请求,而是出于死者儿子刘某的再三要求,因此,两被告人的?#24418;?#23646;故意剥夺公民生命权利的违法?#24418;?#20294;由于纪某的生命结束是绝症重病所致,实施不实施安乐死都不会改变其生命即将结束的趋势,药物仅起到加速患者死亡的作用,?#20918;?#21578;人是出于善良动机实施安乐死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因而不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宣告两被告人无罪是准确适当的。


      二、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


      讨论安乐死是否属于犯罪?#24418;?#20854;中必然涉及安乐死非犯罪性的理论基础。“在处理犯罪的构成(成立)与排除犯罪性?#24418;?阻却违法性事由、阻却责任事由)的关系上,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显得更为严谨、明快,而我国刑法理论存在一定的困惑。”[3]因此,可以借鉴大陆法系犯罪构成论中的阻却违法事由和阻却责任事由(期待可能性)说来?#25945;?#23433;乐死在我国的非犯罪性问题。


      从渊源上看,我国刑法中的“排除犯罪性?#24418;?#30452;接来源于前苏联刑法理论,间接来源于大陆法系刑法犯罪论中的阻却违法事由和阻却责任事由。大陆法系犯罪构成论认为,成立犯罪必须同?#26412;?#22791;三个基本要素:构成要件的符合性(也称“构成要件的该当性”)、?#24418;?#30340;违法性和?#24418;?#20154;的?#24615;?#24615;。这三个要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一切犯罪成立的必备条件。一个?#24418;?#35201;成立犯罪,首先,要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该罪的构成要件,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其?#21361;?#24403;一?#24418;?#20855;有某一犯罪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后,要进?#24418;?#27861;性审查,主要查明?#24418;?#38459;却违法事由,如不过当的正当防卫或者紧?#21271;?#38505;?#24418;?#31561;。具有阻却违法事由则排除?#24418;?#30340;违法性,不具有阻却违法事由则判定?#24418;?#20855;?#24418;?#27861;性。最后,对于构成要件该当且具?#24418;?#27861;性的?#24418;?#26159;否属于犯罪,还要审查?#24418;?#20154;?#24418;?#36131;任,如是否因精神病而无责?#25991;?#21147;等。如果没有阻却责任事由,?#24418;?#26368;终成立犯罪。由此可见,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的?#24418;?#21487;能因为存在阻却违法事由而导致不违法,违法的?#24418;?#20063;可能因为存在阻却责任事由而犯罪不成立,换言之,阻却犯罪成立的事由包括阻却违法事由与阻却责任事由两种。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的构成要件就是犯罪成立的条件,当一?#24418;?#19968;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就成立犯罪。易言之,构成要件就是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要件和应?#26412;?#20197;追究刑事责任的要件,构成要件与违法性、责任与生俱存,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24418;?#20063;就是具?#24418;?#27861;性的?#24418;?#21644;应负刑事责任的?#24418;3]?#27426;?#36825;并不等于说我国的刑法理论中不存在“排除犯罪性事由?#20445;?#32780;是在判定一?#24418;?#26159;否符合某一犯罪构成要件?#20445;?#24050;经对“排除犯罪性事由”进行了审查,比如,故意杀人罪的要件本身已经排除了正当防卫(即阻却违法事由)和?#24418;?#20154;未达到刑事责?#25991;?#40836;(即阻却责任事由)等事由。不过,在我国刑法理论中,阻却违法事由与阻却责任事由是没有区分的,一般称之为“排除犯罪性?#24418;薄!?#25490;除犯罪的事由,是指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一定损害后果,表面上符合某些犯罪的客观要件,但?#23548;?#19978;没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符合犯罪构成,依法不成立犯罪的事由”。[4]因此,借鉴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论中的阻却违法事由和阻却责任事由说来?#25945;?#23433;乐死的非犯罪性问题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


      三、安乐死存在阻却违法事由


      “大陆法系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意指排除符合构成要件的?#24418;?#30340;违法性的事由。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某?#20013;形?#20855;有构成要件符合性,那么,该?#24418;?#23601;是违法的。但在某?#26234;?#20917;下,由于某种特殊事由的存在,排除了该?#24418;?#30340;违法性,或者说使符合构成要件的?#24418;?#19981;具?#24418;?#27861;性,这种特殊事由就是违法性阻却事由。违法性阻却事由也称为‘正当化事由’。”[5]148对于符合某一犯罪构成要件的?#24418;?#21028;断其?#23548;?#19978;不具?#24418;?#27861;性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就是阻却违法事由。作为阻却违法事由的情况一般有以下四类:正当防卫、紧?#21271;?#38505;、根据法令的?#24418;?#21644;一般的正当?#24418;?#22312;日本刑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医生为患者实施安乐死?#24418;?#26159;一种基于正当业务而从事的职业上法令性?#24418;6]153大陆法系刑法学界关于阻却违法事由存在着三种学说:优越的法益说、目的说和社会相当?#24418;?#35828;。下面借助这三种学说的基本原理,对安乐死?#24418;?#36827;行?#30142;臁?/p>


      (一)安乐死“优越的法益说”分析


      作为阻却违法事由论基础的学说之一,优越的法益说认为,如果某?#24418;?#26159;为?#21496;?#27982;价?#36424;?#39640;的法益而侵害了价?#21040;系?#30340;法益,那么该?#24418;?#19981;应具?#24418;?#27861;性而属于正当?#24418;!?#20004;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20445;?#35813;?#24418;?#27491;是为了保护价值大的权益而牺牲了价值小的权益,因而排除了违法性。?#26377;?#27861;法理角度分析,我国刑法中不过当的“正当防卫”和“紧?#21271;?#38505;?#26412;?#26159;以优越的法益理论为基础的,是其理论思想直接而具体的体现。正当防卫人的人身权与实施犯罪?#24418;?#30340;加害人的人身权相权,是一种“优越的法益?#20445;?#32039;?#21271;?#38505;人的权益与受害人的权益相衡,也是一种“优越的法益”。安乐死?#24418;?#20013;的“优越的法益”以不同于正当防卫和紧?#21271;?#38505;?#24418;?#20013;的形式表现出来,它绝对不是通过牺牲另一个人的法益而获取的。


      有人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安乐死患者的“优越的法益?#20445;?#35748;为安乐死患者“优越的法益”是其生命利益与生活利益相比较的结果。对安乐死患者来讲,当他申请自愿死亡之?#20445;?#20854;生活利益显然已成为高于生命利益的“优越的利益”。患者的生活利益主要表现在他的经济利益上,由“既?#32654;?#30410;”和“期待利益”两部分构成。从绝症患者的最终意义看,死亡?#23545;?#22810;于?#36424;矗?#21363;便是某些人能够重生,身体一般也是残缺不全的。“赔了夫人又折兵?#20445;?#36825;是许多绝症患者的最终结局,也是对濒死患者的最大警言。因此,当患者对毫无意义的拯救自己生命与保存自己的生活利益两者间进行衡量?#20445;?#20182;当然也必然会选择节省乃至减少“既?#32654;?#30410;”损失和偿还“期待利益”所发生的债务这一方。[7]176-177这种从患者自身利益来进行?#25945;?#30340;?#36739;?#20540;?#27599;?#23450;,?#27426;?#20174;经济利益的角度对“优越的法益”进行分析是不妥当的,是对安乐死本质的一种误解。实行安乐死确实具有现代社会价值,确实可以适当地减轻患者亲属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也能减少社会财富的消耗。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实施安乐死的首要目的是消除患者难以忍受的极度临终痛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和减轻他人的负担。如果从经济利益或者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25945;?#20998;析“优越的法益”的话,那么对所有的绝症患者来说,生活利益都将大于生命利益。假如法?#26432;?#25252;或鼓励这样的“优越的法益?#20445;?#23601;会对绝症患者产生巨大的社会压力,就会导致义务论,就会使安乐死的权利变成死亡的义务,就会使个人的选择变成了社会的责任。因为经济利益,或者主要因为经济问题而选择安乐死,不是现代安乐死的本意,甚至是与其本意背道而驰的。当然,讨论安乐死问题不?#26432;?#20813;要涉及经济利益问题,安乐死合法化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这是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来解决的,笔者将另外撰文对此进行讨论。


      那么,安乐死患者的“优越的法益”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安乐死患者的“优越的法益”应当是患者对自身“继续生存且极度痛苦”利益与“结束生存?#21307;?#38500;痛苦”利益比较的结果。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都是身患绝症?#20918;?#20020;死亡的患者,他们一方面受到?#24535;?#30340;精神折磨而痛苦万分,另一方面因无法治愈的病痛而苦不?#25226;裕?#21452;重痛苦使他们感受有如生活在地狱一般,而此时要摆脱解除这种痛苦,唯有结束生命。两种截然相反的利益在患者头脑中搏击,这是人生最重大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人生最后的抉择。如果患者选择前者,即认为“继续生存且极度痛苦?#20445;?#32500;持生命是他的“优越的法益?#20445;?#23601;不会提出接受安乐死的请求。反之,患者选择后者,即认为“结束生存?#21307;?#38500;痛苦?#20445;?#32500;护死亡尊严是其“优越的法益?#20445;?#22240;而就会提出接受安乐死的请求。必须指出,这是一个建立在一定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带有主观判断性的权益权衡问题,其选择权和决定权在患者本人。安乐死的一条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20262;?#24895;提出接受安乐死的请求,并需要多次提出相关请求。这?#26234;?#27714;就是要求患者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对自己的权益进行深?#38469;?#34385;的衡量后做出选择与决定。无论患者做出什么选择都应当得到法律的认可。根据优越的法益说,患者选择“结束生存?#21307;?#38500;痛苦”为其“优越的法益?#20445;?#36827;而提出接受安乐死的请求,为患者实施安乐死的?#24418;?#26159;对患者“优越法益”的维护,帮助其实现“优越的法益?#20445;?#36825;不仅具有社会伦理学的合理性,也具有刑法学理上的违法阻却性。


      (二)安乐死“目的说”?#30142;?/p>


      目的说是以“国家所承认的共同生活目的”为其基点的,如果?#24418;?#26159;为了达到国家所承认的共同生活目的采取的适当的手段,则是正当的,即构成了“阻却违法?#20445;?#25490;出了违法性。简言之,所谓国家所承认的共同生活目的就是稳定的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秩序是国泰民安、社会平稳发展的基础与前提,缺乏稳定的秩序,社会就会动荡,人民就要受难,发展经济、提高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为了建设和维护一个正常而稳定的社会秩序,现代社会的国家都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严格规范的法律制度,用法律制度去?#38469;?#35268;范人们的?#24418;?#25105;国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假如安乐死?#24418;?#26159;一?#21046;?#22351;了社会秩序,违反了‘社会的共同生活目的’原则的?#24418;?#37027;么,它应当首先表现在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或规章制度。因为法律或者规章制度是一个社会秩序的‘化身’,体现着社会秩序对?#24418;?#30340;最低要求”。[7]181-182


      在中国,安乐死?#24418;?#24182;不违反宪法。2004年3月1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32602;?#22312;第三十三条下增加了第三款:“国?#26131;?#37325;和保障人权。”安乐死权是中国人权范畴内的一个应有之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36234;?#20195;确立的人的三大自然权利,其中,生命权体现着?#27515;?#30340;尊严与价值。生命权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司法保护救济权和生命利益支配权。安乐死所涉及的权利是生命权的重要内容,是生命权人行使对生命利益支配的表现。“生命自主原则,在安乐死?#23548;?#20013;,表现为尊重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选择尊严死亡的权利,人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尊严,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8]选择有尊严的结束生命就像选择有尊严的生存一样,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人权的尊重。安乐死的权利从根本上说属于安乐死的?#35270;?#23545;象,即安乐死患者。安乐死患者在行使安乐死权时没?#24418;ケ诚?#27861;的相关规定,没有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有学者指出:“法律不要等到安乐死案件发生之后,再去研究这样的?#24418;?#26159;不是构成刑事犯罪,而是在发生安乐死的案件之前,在民法上?#33539;ǎ?#20154;在具备了安乐死的条件的时候,有没有选择‘死’的权利。依我所见,生命权既然是一个‘生’的权利,就应当包含在一定的条件下选择‘死’的权利。这就是有限的生命支配权。这不是说轻生是合法的,人没有选择自杀的权利;但是,到了身患绝症,临近死期,正在遭受‘生’的极度痛苦而又不堪忍受,医务部门也予以认可的时候,人选择宁?#30149;?#26377;尊严的‘死’,应当符合生命权的定义。这样做,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对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也均无妨害。”[9]根据目的说,安乐死患者行使安乐死权不妨害社会秩序,因此也就不具?#24418;?#27861;性;医生为患者实施安乐死恰是帮助患者实?#21046;?#27491;当的权利,是对他人正当行使权利的一?#32959;?#37325;,当然也构成“阻却违法”。


      (三)安乐死“社会的相当性?#24418;?#35828;”?#25945;?/p>


      德国刑法学家韦尔兹尔指出:“所谓社会的相当?#24418;?#26159;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上所形成的社会伦理性的秩序范围里,由这种秩序所允许的?#24418;!盵6]177换言之,?#30001;?#20250;伦理性的角度来看,这?#20013;形?#19982;?#36136;?#31038;会的各种关系是相协调或不矛盾的,是为社会伦理性所允许的,因此,该?#24418;?#20063;就存在阻却违法事由。违法犯罪本身所固有的反社会性,使得任何犯罪构成体系都不可能只对?#24418;?#20316;事实上的评价而不作社会价?#23548;?#20262;理评价。


      在中国的当下,安乐死?#24418;?#26159;否违反了社会伦理道德呢?从历史传统的层面说,这种可能或许存在,安乐死与传统观念的冲突是安乐死合法化的重大障碍。?#27426;?#22312;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不断发生变化,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传统伦理道德和人?#20048;?#20041;,摒弃其中不适合时代要求的陈腐内容,吸收顺应时代发展的合理因素。[10]


      首先,实行安乐死符合现代人?#20048;?#20041;。现代人?#20048;?#20041;原则应建立在“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相统一的观念基础之上。?#27515;?#24076;望优化自身,不仅需要“优生?#20445;?#20063;需要“优死”。优死,是?#27515;?#27515;亡方式的文明与进步的象征,是理性的觉醒,是?#19978;?#30340;理论升华。安乐死的本质是驾驭消除痛苦的机制和规律,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消除痛苦,使死者死得安乐,属于优死。其?#21361;?#23454;行安乐死是对患者的一?#32959;?#37325;。一个人的生命固然应当受到保护,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对于一个患有绝症且痛苦万分的濒临死亡的患者来说,道德的做法应是解除其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的办法增加患者的痛苦。一些身患绝症而无法忍受病痛的临死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其愿望和权利,医生按其愿望帮助他实施安乐死,符合“关心人、尊重人”的人权和人?#20048;?#20041;原则,也是社会关心和人道的体现。再?#21361;?#23454;行安乐死不违?#35802;执?#21307;学伦理道德。救死扶伤固然是医生的职业道德,?#27426;?#24182;非置患者本人的意愿?#23433;?#20154;备受病痛折磨的?#36136;?#20110;不顾而强行抢救一个已无法?#36424;?#30340;生命才符合现代人?#20048;?#20041;,才不违?#35802;执?#21307;学伦理道德。传统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患者的尊严和权利。中科院院士、著名胆肝外科专家吴孟超教授曾感慨地说过:“我在临床上见到过许多患有绝症的病人,当他们熬到临终?#20445;?#22914;果很痛苦,不如让他们平静地离去。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主张安乐死。安乐死不存在违法或者道德与否的问题,只要对患者的权益真正尊重,能在他临终前帮助其尽可能无痛苦地解脱,便是符合医学的人?#20048;?#20041;。”[11]现代医德也融进了社会价值的成分。例如,传统医德不允许堕胎,但是随着人口爆炸和女权运动的?#20284;穡?#20135;生了医生的社会责任和尊重妇女自主权的问题。这就要求现代医学伦理学系统全面地审视传统和现代的道德观念,不仅要承认价值在医生做出决定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要证明作为选择和决定基础的价值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用价值尺度去衡量医生对患者实行安乐死时也是如此。第四,实行安乐死具有现代社会价值。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价值也应该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对身患绝症且极度痛苦的临终患者不遵照其意愿实行安乐死,而是进行毫无价值的抢救,不但是无谓地增加患者及其亲属精神上的痛苦和经济上的负担;也是无谓地增?#30001;?#20250;负担,造成社会资源的不必要的耗费,这不具有社会价值,也是不道德的。实行安乐死,让患者减少病痛的折磨,?#20204;?#23646;得?#36234;?#33073;,减少不必要的社会资源的消耗和浪费,这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完全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最后,实行安乐?#20048;?#28176;被民众所认可。新旧观念在安乐死问题上的冲突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继续,但总的趋势是先进的、科学的、现代性的观念越来越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所接受。在历次的安乐死调查中,越来越多的民众认可了安乐死,民众的态度也表明了安乐死日益得到社会伦理秩序的允许,是一种社会的相当性?#24418;?/p>


      关于阻却违法事由虽然存在以上三种学说,但各说之间并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相互关联的。“目的的正当性是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必需前提,如果缺乏目的的正当性,那么,只是在?#24418;?#36731;微的情况下,才是不可罚的。手段的相当性对于决定处罚范围来说,是最主要的条件,如果手段不相?#20445;?#23601;不可能欠缺违法性,防卫过?#26412;?#26159;如此。法益的衡量也是决定能否欠缺违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紧?#21271;?#38505;就必须由法益衡量来说明。轻微性?#23548;?#19978;是前面介绍的缺乏可罚的违法性。必要性与紧急性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决定能否阻却违法性的一个重要条件,自救?#24418;?#23601;是如此”。[5]149-150


      概言之,不论从优越的法益说、目的说出发,?#25925;譴由?#20250;的相当性?#24418;?#35828;来进行讨论,安乐死都存在着阻却违法事由。


      四、安乐死缺乏期待可能性


      阻却责任事由就是指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且具?#24418;?#27861;性的?#24418;?#20294;从责难的角度审查,缺少可非难性,从而阻却犯罪成立的情形。在大陆法系犯罪构成论中,阻却责任事由的基础主要是期待可能性。


      在刑法学上,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当?#26412;?#20307;情况,能期待?#24418;?#20154;不实施违法?#24418;?#32780;实施其他适法?#24418;?#30340;可能性。无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当?#26412;?#20307;情况,不可能期待?#24418;?#20154;能实施不是该违法?#24418;?#30340;其他适法?#24418;?#22914;果不存在期待可能性,即不能期待?#24418;?#20154;实施其他适法?#24418;?#23601;不能对?#24418;?#20154;进行非难,也就不存在刑法上的责任,该?#24418;?#19981;是犯罪?#24418;?/p>


      期待可能性思想源自1897年3月27日德国帝国莱?#20219;?#26368;高法院第四刑事部对“癖马案”所作的判定。被告是一位马车夫,受雇一马车店驾驭一辆双辔马车。其中一匹名为莱伦芳格的马素有?#26376;?#23614;绕住缰绳并用力压低的恶?#20445;?#26497;其危险。被告曾多次请求雇主?#22351;?#35813;马。雇主不允许,反而?#36234;?#38599;被告相威?#30149;?896年7月19日,在被告驾?#20302;?#20013;,该马癖性发作,被告虽尽力控制仍无济于事,将一行人?#37319;恕?#25454;此,检察官以过失伤害罪对被告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宣告被告无罪。检察官不服,向帝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经审查,帝国法院驳回上诉,维?#34935;小?#20854;理由是:虽然被告认识到驾驭癖马的危险,但雇主不答应他要求换马的请求。被告因生计所迫,很难期待他放弃工作而拒绝驾驭癖马以避免已预见到可能伤害行人的结果。由于不能期待被告实施其他合理?#24418;?#22240;此被告不负过失伤害罪的刑事责任。该判例发表后,德国刑法学家梅耶于1901年首先提及期待可能性问题。另一位刑法学家弗?#22763;?#22312;其1907年所著的《关于责任概念的形成》一书中提出?#20284;?#24453;可能性这一概念。接着,格尔德施米特、弗罗登塔尔和施米特等德国学者进一步使期待可能性理论得到确立与发展。此后,期待可能性理论传到了日本,肯定期待可能性的司法判例屡见不鲜,例如,“第五柏?#21644;?#26696;”、“白木屋失火案”、“三友碳矿劳动争议罢工案”等等。经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期待可能性理论现在已成为德、日等大陆法系刑法学界的通说。


      在刑事司法中,期待可能性既有定性的意义,也有定量的意义。在定性方面,有期待可能性是定罪的前提。当某?#24418;?#21457;生?#20445;?#22914;果能够期待?#24418;?#20154;实施适法?#24418;?#32780;?#24418;?#20154;违反?#20284;?#24453;实施了违法?#24418;?#21363;产生责任,要对?#24418;?#36827;行刑事非难;如果不能期待?#24418;?#20154;实施适法?#24418;?#21363;为阻却责任事由,不产生责任,不能对?#24418;?#20154;进行刑事非?#36873;?#22312;定量方面,?#24418;?#20154;应负的刑事责任的大小轻重与期待可能性高低成正?#21462;?#26399;待可能性程度高,?#20174;沉似?#20027;观恶性大,那么?#24418;?#20154;应?#33322;现?#30340;刑事责任?#29615;?#20043;,?#24418;?#20154;只应?#33322;?#36731;的刑事责任。


      关于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三种学说:一是?#24418;?#20154;标准说,即以?#24418;本?#20307;状况下的?#24418;?#20154;自身的能力为标准。在?#24418;本?#20307;情况下,如果不能期待?#24418;?#20154;实施适法?#24418;?#23601;表明不存在期待可能性。二是平均人标准说,即以普通人的平均水平为标准。把平均人(普通人)置于?#24418;?#20154;的状况下,如果对平均人能够期待其实施适法?#24418;?#21017;该?#24418;?#20154;也具有期待可能性;如果对平均人不能期待其实施适法?#24418;?#21017;该?#24418;?#20154;也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三是国?#20918;?#20934;说,即以国家和法律秩序的要求为标准。“期待可能性的标准,即不应到一般人或常人中去寻找,而必须到期待者即国家的法律秩序中去寻找,应以国家乃至法律秩序为标准来考虑它的具体要求”。[6]293上述三种学说各有利?#20303;P形?#20154;标准说关注?#24418;?#20154;个体的具体状况,但容易破坏法的统一性;平均人标准说极力维持法的一致性与普遍性,但容易抹杀?#24418;?#20154;个体特征及其差别;国?#20918;?#20934;说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等于取消?#20284;?#24453;可能性。笔者认为,应以?#24418;?#20154;标准说与平均人标准说相结合作为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期待可能性既然?#35270;?#20110;具体?#24418;?#20154;,当然就不能脱离?#24418;?#20154;所处的具体状况及其能力?#27426;?#36741;之以平均人标准说则能避免?#24418;?#20154;标准说导致的极?#20284;?#39047;。


      期待可能性体现了刑法的人?#20048;?#20041;。《盐铁论·刑德》云:“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而陷人也。”人皆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法律不能过分地期待人们牺牲自?#33322;?#22823;的利益而适法?#24418;?#26399;待可能性能够协调刑法与社会?#36136;?#30340;矛盾,尊重人性的弱点,使法与情、理达到恰当的平衡。同?#20445;?#26399;待可能性符合刑法谦抑和公正的基本原则和价值?#38750;蟆?#35878;抑的刑法观认为刑罚是处理社会矛盾的最后手段,不应轻易动用,立法者应当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获取最大的社会效果。期待可能性的提出正是关于刑法自身抑制、收缩的有力?#25925;汀?#21009;法的公正以?#38750;?#19968;般公正为原则,以实现具体公正为补充。作为?#24418;?#20154;在?#24418;?#26102;意志状态的判断尺度,期待可能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地论证?#24418;?#20154;罪过的?#24418;?#19982;大小,从而使刑罚的启动和幅度更好地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更好地实现具体公正。虽然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示期待可能性,但却蕴涵了丰富的期待可能性思想。例如,《刑法》第16条规定:“?#24418;?#22312;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第28条规定:“对于被?#36130;?#21442;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其中?#23433;?#33021;抗拒”、?#23433;?#33021;预见”、“被?#36130;?#21442;加”的规定体?#33267;似?#24453;可能性?#24418;?#39640;低与刑事责任?#24418;?#22823;小的关联思想。《刑法》第17条至19条对刑事责?#25991;?#40836;、精神病人、聋哑人及盲人刑事责任的规定,具体体现了对不同对象的期待可能性及其程度。《刑法》第134条第2款对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的规定中,被?#31185;?#36829;章冒险作业的职工不构?#26432;?#32618;。尽管职工认识到违章冒险作业可能造成?#29616;?#30340;危害后果,且由职工违章冒险作业直接造成?#29616;?#30340;危害后果,但是如同“癖马案?#20445;?#22312;“强令”之下,不能期待职工不违章冒险作业而被解雇或遭处罚,故仅追究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的指挥人员而不追究职工的刑事责任。类似的还有关于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规定等等。


      安乐死?#24418;?#20013;是否存在期待可能性问题?回答是肯定的。根据期待可能性,要确认?#24418;?#20154;的?#24418;?#30830;为犯罪,必须根据?#24418;?#24403;时的具体状况,能够期待?#24418;?#20154;实施适法?#24418;?#32780;其实施了非法?#24418;?#23545;安乐死?#24418;?#20154;进行期待可能性分析,主要是对患者与医生这两类?#24418;?#20154;进行期待可能性分析。


      安乐?#20048;?#30340;患者都是在当前医学条件下无法挽救并?#33402;?#22312;遭受不堪忍受极端痛苦的临近死亡的病人。此?#20445;?#24739;者有两种选择:一是选择自然死亡,继续接受无效治疗的同时遭受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另一是选择安乐死,以人道的方式结束生命来摆脱不堪忍受的痛苦。以?#24418;?#20154;标准说来进行判断,即以?#24418;本?#20307;状况下的?#24418;?#20154;自身的能力为标准,患者如果在深?#38469;?#34385;后选择了安乐死,即表明患者的痛苦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是迫不得已的?#24418;?#19981;能期待患者做出规范的自然死亡的选择。而对医生来说,收到处于濒临死亡而又极端痛苦的绝症患者或其亲属不违反患者意愿的真切的请求后,也有两种选择:一是拒绝对患者实施安乐死,任其承受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一是在履行必要的诊断与会诊程序及审查后,对患者实施安乐死?#36234;?#38500;患者惨不忍睹的痛苦折磨。以?#24418;?#20154;标准与平均人标准相结合来进行判断,一方面要考虑医生的医德医术,另一方面要顾及普通人的认识。作为医生的职业道德,救死扶伤固然无可非议,但是面对患者的极端痛苦熟视无睹,没有任何恻隐之心,不顾及患者的切身利益而仅考?#20999;?#20266;的责任心甚至经济收入,这样的医德医术是不道德的。以社会平常人面临同样情势时所共有的常情与常理的经验判断,是无法合理地期待医生面对患者惨不忍睹的痛苦折磨而无动于衷,实施安乐死?#30340;?#26080;奈之举,此为阻却责任事由,不产生责任,不能进行刑事非?#36873;?#22312;历次安乐死问题问卷调查中,越来越多的民众认可了安乐死,社会舆论也充分印实?#20284;?#22343;人的期待可能性标准。“司法者之所以能够对形式上该当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的安乐死进?#24418;?#32618;处理,可以通过期待可能性的缺乏得到合理与正当的解释。正是期待可能性的缺乏,构成了阻却形式上该当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的安乐死的罪责的法理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因而也就成为对安乐死进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处理的正当化解释理论。”[12]


      目前在我国实现安乐死的合法化条件还不成熟,这涉及社会的经济发展水?#20581;?#21307;疗服务水平及职业道德、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以及社会文明程度等。而期待可能性为安乐死?#24418;?#30340;事实上非犯罪化处理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期待可能性理论作为规范责任论的产物,体现了对人的?#24418;?#26356;加注重规范价值的判断,其重视人性的价?#31561;?#21521;、提出的一些涉及法律与文化冲?#24739;?#20854;解决的内容,无疑是存在可资我国刑法理论借鉴的地方”。[3]


      综上所述,虽然安乐死与故意杀人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安乐死不同于故意杀人,它存在着阻却违法事由和阻却责任事由,安乐死的?#24418;?#20855;有非犯罪性。


    网赌一天赢一点现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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