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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鴉片戰爭前的中英商業交往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8年07月16日 10:06:09

      【摘要】文章分析了鴉片戰爭以前中英民間以及官方貿易的發展。從16世紀開始,英國官方曾四次派出使團出使中國,民間也以東印度公司為代表,不斷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雖然中英兩國的民間交往頻繁,直到鴉片戰爭前更是處于西方對華貿易交往的第一位,但是英國官方派出的使團屢屢受挫,甚至成為鴉片戰爭的誘因之一。這其中更深層的原因則是英國的強大和向外擴張的需求,以及兩國國力的較量。


      【關鍵詞】中英交往;東印度公司;英官方訪華


      一、清朝中期以前的中英交往


      自1298年《馬可波羅行紀》問世,中國正式進入了西方視野,也有學者認為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中國就已經為西方所知了。但無論西方從何時知道了中國,有一點是眾所公認的,那就是中國的印象自誕生起,至18世紀后期以前一直處于被不斷理想化的階段。


      除了早期西方人的游記中對中國的描寫,在英國作家莎士比亞的作品中,中國的形象也很早就出現了。盡管莎士比亞本人從未到過中國,但他的作品《第十二夜》、《溫莎的風流娘兒們》都有關于中國的描寫。西方對中國的富庶和自身榮譽的向往,驅使著冒險家們前赴后繼地探索前往中國的道路,英國也不例外。


      鴉片戰爭是中英之間的第一次正面武裝沖突,但早在兩個多世紀之前,中英兩國的交往就已經開始。兩個世紀內,英國國王曾先后四次派遣船隊及使者來華,試圖與中國直接建立貿易關系,然而都失敗了,這也部分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的誘因。


      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被英國擊敗后,英國人開始探索通往東方的海上商路。1596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修國書一封,交由近臣羅伯特·都德里,并另選兩人率領三艘船,組成了英國遠征隊前往中國,希望以此能打通中英的貿易航線,但之后遠征隊就失去消息。[1]該國書原文為拉丁文,現存放于倫敦皇家圖書館,這是英國國王第一次遣使來華,雖然以失敗告終,但表明了英國官方早在明代就嘗試與中國直接建立聯系。


      此后直到18世紀后半期,中英之間的交往都是非官方的。1601年,東印度公司在合伙時期,派出了由5艘船只組成的船隊,開始了第一次航運,并在萬丹建立商館。[2]這是英國在亞洲地區設立的第一個貿易商館,以此作為日后與中國直接貿易的一個跳板。隨后,東印度公司又在印度、爪哇、日本等地建立了商館。由于荷蘭公試圖進入廣州與中國直接貿易的努力失敗的前車之鑒,因此東印度公司認為前往廣州與中國貿易是徒勞的。由此,他們只能在馬來群島或者印度購買中國的茶葉等商品。


      1635年12月,英國國王查理一世頒發皇家委任令,船長威得爾擔任指揮官,蒙太尼為私商首席代表。此后,他們立刻裝備了一只船隊,于1636年4月離開英國,開始前往中國。1637年6月,三艘船及一艘輕帆船到達珠江口東側的橫琴島。但是由于澳門總督采取各種辦法阻止英國人在此地進行貿易,以及葡萄牙人的干預,威得爾無法在此停留,只能將船轉移到潭仔。威得爾派遣“安妮號”尋找進入廣州的河道,“該船找到了虎門的入口,并深入至距廣州城15里的頭道灘,沿途測水及記下標志”。[3]此后,由于數次交涉無果,雙方開戰,英國人登陸亞娘鞋炮臺。而后經過一番周折以及葡萄牙人的阻撓,在停留6個月之后,威得爾無功而返,此次航行沒有給英王帶來他所期盼的利益。


      至此,英國官方兩次與中國建立貿易關系的嘗試都失敗了,甚至未能與中國官方進行正式的交流。此后,由于英國和明朝各自的內亂,中英之間不再有這樣直接交往的機會,而是以民間的商業往來為主。


      在1644和1652年,英國商人分別兩次嘗試前往廣州,均以失敗告終。1664年,英國人在試圖與中國直接貿易失敗后,東印度公司代理人開始用間接貿易的辦法。在日本和暹羅的嘗試也失敗后,董事部指令萬丹辦事處開辟對日本或臺灣、柬埔寨的貿易,但都遭遇了貿易逆差。雖然越來越多的債務令東印度公司和商人失望,但是英國方面一直都沒有停止與中國直接進行貿易的努力。


      東印度公司以廈門作為與中國貿易切入點的愿望落空后,于1689年派出商船前往廣州,由于船鈔問題雙方發生了英國對華貿易中第一次嚴重斗毆。盡管如此,到1699年的十年間,英國還是不斷派出商船前往中國進行貿易。但是直到1699年,英國商人才第一次從廣州上岸,與中國官員商定貿易條件,取得了海關監督的各種必要的許可證。因為商船大班道格拉斯對中國習俗的了解,并適時地按照中國的習俗和慣例送禮,所以在剛開始的時候,英國商船沒有受到官員的勒索,海關也沒有對其進行阻撓。然而之后由于英國的商品滯銷,中國官員無法從中獲取利益分成,因此命令商船立刻離開廣州。雖然船隊最終回到英國,并且“裝有豐富和滿載的貨物”,[4]但這仍然是一次不太順利的貿易。


      此后,直到18世紀中葉,西方對華交往仍然是以貿易為主,英國逐漸占據了西方對華貿易的首位。英國新興資產階級的興起和壯大使得私商的對華貿易越來越頻繁,而英國政府也希望能夠通過外交途徑和談判的方式來解決中英貿易中諸如關稅過高和商品滯銷等問題。因此,英國政府又派出了官方使團赴華。


      二、清朝中期到鴉片戰爭前的中英交往


      18世紀下半葉,由于工業革命的開展和成功,海外貿易的發展以及殖民地的擴張,英國迅速成為實力雄厚的殖民國家,在與東方的航海貿易中獨占鰲頭。然而在英國人眼中,中國仍然是一塊未開辟的貿易市場。英國商人迫切地想要同中國直接進行貿易,而不再是從其他地方購買中國的茶葉和絲織品。因此,盡管乾隆皇帝在1757年發出了“閉關”上諭,“通夷之各關口。嚴行封禁”,[5]東印度公司還是代表英國,在1760年向中國提出乞改廣州海關,一改貪污、腐敗等弊端,以期求得正常的商業交往,但是清廷卻認為這是英國人“心懷叵測,不可不留心籌計,豫為之防”,[6]對此加以防備,不理英國的貿易請求。


      1787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令加茨喀特上校率領使團前往中國,希望能締結一項北京與倫敦之間的商業聯盟,次要目標是獲得同中國貿易往來的商業特權。遺憾的是,第二次英國官方遣使來華由于大使在航行中途病逝而夭折。


      1792年,喬治三世又選派了皇室近臣馬格爾尼為英國駐華全權特使,以為乾隆皇帝賀壽為由,與副使斯當東在1792年9月26日離開樸茨茅斯港。第二年九月,馬格爾尼率領的使團在熱河避暑山莊參加了乾隆皇帝的八十壽誕,并與清廷商討擴大商務特權及開放新埠。使團向中國提出了乞請貿易11條,這11條請求實際上是英國對將近兩個世紀以來中英貿易的總結。但清王朝以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7]馬格爾尼使團離開中國前,做了最后的努力,請求開放舟山、寧波和天津,請求在北京設置貨倉,并且在舟山和廣州附近占有部分小島作為貿易的停泊點,這一請求也遭到了清廷的嚴正拒絕。由此,馬格爾尼使團在中國逗留近半年,最后一無所獲,無奈返回英國。


      19世紀初期,隨著英國對外自由貿易發展壯大起來的英國私商,在英、印、中三角貿易中的地位日趨上升,威脅到了英國國王及政府所支持的東印度公司的壟斷貿易。英國為了解決這些矛盾,希望擴大在中國的貿易市場的范圍。1816年6月,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出以阿美士德為大使的官方使團,第四次來華尋求擴大貿易的可能。嘉慶帝提到乾隆時期,英國使團“即不遵禮節,朕以遠國小臣,未嫻儀度,可從矜恕。特命大臣于爾使臣將次抵京之時,告以乾隆五十八年,爾使臣行禮,悉跪叩如儀,此次豈容改異。”。[8]阿美士德使團由于謁見嘉慶皇帝時拒絕遵守“三跪九叩”的禮節而與清朝官員發生了爭執,使團的正副使先后稱病,嘉慶帝大怒,表示“朕不加深責,即日遣令歸國,爾使臣既未瞻覲。”[9]遂返還貢物,命令使團回國。阿美士德攜使團沒有見到嘉慶帝,憤而歸國。英國的資產階級見使團受辱,由外交商討貿易的態度轉變為了武力打開中國國門。


      三、結語


      中英之間的貿易往來始自17世紀中葉,雖然開始的時間比葡萄牙、西班牙等早期海上商業霸主晚了許多,但是到了18世紀中葉,英國對華貿易已經遠超其他西方各國,居于首位。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前,英國在華貿易被限定在廣州,同時附有苛刻而嚴格的條件,時刻處于中國政府的控制之下。英國政府最初希望能通過外交和談判來擺脫這樣的困境,并擴大貿易范圍。但英國兩次官方出使都無功而返,阿美士德更是由于禮節問題沒有見到嘉慶帝,憤然回國,成為了鴉片戰爭的誘因之一。中英之間的非官方貿易往來,兩個世紀間不下百次,從早期的探索航路,到中期接受嚴苛的貿易條件,再到后期的尋求擴大貿易的訴求,都表明了早期中英之間的民間交往比官方交往更有活力。


      在中英兩國的交往中,英國積極尋求建立與中國的貿易關系,這與自16世紀起,英國在伊麗莎白一世的統治下,英國經歷了君主專權向議會制的轉變,在封建經濟形態中萌生了資本主義的幼芽。在此期間,英國的國力不斷增強,打敗了西班牙無敵艦隊,同時也開始了向外殖民擴張的道路,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這都與英國國力的強大分不開,也正是由于本國國力的提升,英國有了與西班牙、葡萄牙爭奪與東方直接貿易機會的能力。至鴉片戰爭前,英國官方四次派出的使團都失敗了。前兩次由于自然或其他原因失敗,但后兩次則是在使團已經到達中國,與中國官方有了正式的交流之后仍然失敗了。這自然與兩國的文化、制度背景分不開,但實際上也是兩國之間國力的較量。清朝作為天國上朝,認為夷人都是來進貢的,而不是像英國人所希望的那樣是來建立平等的外交和商業關系。作為東方大國和歐洲強國,兩國之間的文化和制度的差異使得官方的交往無疾而終,并間接引發了鴉片戰爭。反觀中英兩國之間的民間交往,相比于官方的交往則順利得多。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民間往來較之官方往來有更大的靈活性和隨意性,不用拘泥于禮節等形式上的問題;二是民間交往不是國與國之間的較量,而更多的側重于貿易往來,不會有文化和制度上的根本沖突。


      【作者簡介】翁俊媛(1993.3-),江蘇江陰市人,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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