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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困境复杂性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8年09月02日 11:32:01

      摘要:当下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伦理困境,而其复杂性超过了一般性的医学道德问题。高新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困境的复杂性源于三个因素:当下后现代道德多元化的复杂性所引发的生命伦理问题多元化;高新生命科学技术不仅干预身体机能,还引发超身体干预;中国当下生命伦理学应对的复杂性。中国话语体系下的生命伦理学探索是值得发展的路径,但如何整合传统文化、西方传入文化和当下中国现代文化,以解决中国本土的生命伦理问题,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高新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困境;中国生命伦理学;


      作者简介:郭玉宇(1978-),女,江苏盐城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生命伦理学。


      高新生命科学技术是现代医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综合利用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在人体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或基因水平上对疾病病因与机理、形态和功能的变化等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形成对某种疾病?#34892;?#39044;防、诊断或治疗的新方法。这一类技术的特征主要包括高(知识、技术手段和资源的高度集成)、新(?#28304;?#32479;医疗技术的突破和革新)?#32479;中?#21457;展性(关于技术的原理和使用仍然处于?#27426;?#26356;新发展的阶段)。技术使用者兼有科研工作者和临床医生的双重身份,技术对象兼有人类的疾病规律和一般生命规律的特征。当下的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伦理困境在复杂性上超越了一般性的医学道德难题。其原因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高新特征,还包括高新生命科学技术伴随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后现代道德多元化共同发展,从而面临当下文化背景的复杂性、技术干预的复杂性和中国话语体系下伦理应对的复杂性。


      1文化因素:后现代道德多元化


      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所伴随的后现代道德多元化背?#23433;?#23481;忽视。这是高新生命科学技术赖以发展的文化土壤。后现代境遇与道德多元化也是后现代生命伦理学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出现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主要表征。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后工业社会出现的一种含混而庞杂的社会思?#20445;?#38500;了?#20174;?#20986;当代人在社会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上的巨大裂变之外,亦揭示了他们在?#29616;?#35270;野和方法上的根本变化。就其精神状态来看,它则由新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和女权主义的兴起而形成其文化氛围。与之相伴随的,乃是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影响的逐渐消退[1]。


      后现代主义体现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创新。德里达[2]认为,哲学的第一任务就是对发生的重新激活。维特根斯坦通过哲学语言的转向,把世界分为可说的世界和不可说的世界,可说的世界讲的清楚明白,不可说的世界让给?#23548;?#21435;做,这种语?#36816;?#32500;的转向,使我们对已有的哲学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胡塞尔的直接直观、朝向事情本身的独特思维方式,推动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哲学方法;海德格尔?#28304;?#22312;与时间的探索,使古老的存在问题,显现出鲜活的活力。从文化政治角度来看,我们正朝着一种后意识形态的文化方向发展,今后将是一种多元、全面的文化。后现代不是价值的丧失,而是价值的转移[3]。


      可见,后现代哲学反?#22253;?#31185;学?#29616;?#26041;式当成哲学思维的样板,反?#22253;?#20016;富多彩的世界还原为一种基质,反?#26434;?#19968;种僵硬的思维模式解决不同性质的问题,反对在宇宙和人类?#24615;?#35774;中心,这些?#38469;?#19982;哲学的使命及本性相契合的,因为哲学思维的前提就是反思和批?#23567;J导?#20013;的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和文化上的后现代哲学共同催生生命伦理学的诞生,而生命伦理学从诞生起?#22303;?#36275;后现代多元化,不?#24515;?#20110;传统医学道德所关注的有限领域,不?#24515;?#20110;传统的伦理学方法,以多维视角和多元方法去看待和分析生命伦理问题。


      后现代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概念,这里特别提出的道德多元化是后现代的一个重要文化反射。道德多元化表现在不同的道德共同体有着不同的道德前提,由此形成各自不同的道?#20262;?#21017;。所有的人类道德都关注?#26434;傘?#24179;等、繁荣和安全,这也许将成为一个事实,但按照如何去排定以及接合这些关系,一种相当不同的道德就得以建立[4]。当然,后现代道德有多元也有一元,在某个道德共同体中,人们?#26434;?#19968;些具体道德问题由于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更容易达成共识,趋于一元。?#35789;?#19981;在一个道德共同体内,?#26434;?#22823;善与大恶之问题,人们经过沟通和讨论,也可?#28304;?#25104;一定的共识。但尽管如此,就全人类而言,道德多元化是不争的事实。


      在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如此纷繁复杂的文化纷争和道德多元化,到处存在着生命伦理的多样性。从流产、安乐死到医疗保健的?#25509;?#36164;源再分配问题都存在争议。某种具体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研究或者应用在不同的道德共同体中引起的伦理争议,很多时候是不同的,所以相应的伦理规范也是有区别的。全球范围内,不可否定或者忽视这种多样性,从而盲目地信奉一个共同的道德和共同的生命伦理观念去指导医疗行为和保健政策。所以,?#25945;?#39640;新生命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道德问题,?#37038;?#30028;范围来说是多元的。这是必然的状态,并且一直?#26377;?#19979;去。后现代道德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促使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纷争趋于尖锐化和复杂化。


      2技术干预的两重性


      任何技术?#38469;?#19968;把双刃剑,鉴于高新生命技术对人自身的干预性,它的两面性必然特殊,既包括技术层面,也包括非技术层面。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两重性首先表现在技术层面,即指生命技术自身存在的正作用和副作用。与此同?#20445;?#39640;新生命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过程中对社会、心理、道德等方面也产生了两重性。全人类范围内已经引起了一场关于科学技术与道德价值关系的新论争。正如前文谈到,这种论争是多元的,是具体的。一方面,由于高新生命科学技术攻克了诸多疑难杂症,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裨益和给具体个体家庭带来的幸福是无可估量。另一方面,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风险也不容小觑。例如,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带来?#28304;?#32479;亲子观的冲击、父?#24178;?#20221;的界定、代理母亲的权利义务关系、克隆技术的伦理限度等问题;器官移植技术引发了器官商品化、器官分配公正、同?#21046;?#23448;的知情同意、异?#21046;?#23448;移植带来的动物保护伦理等问题;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带来稀缺卫生资源配置中的公正、胚胎干细胞研究中的人道危机、胚胎的道德权利等问题;基因技术引发基因隐私权、基因知情同意权、基因平等权、基因专利及其关民共享利益权、基因治疗的伦理限度等问题。


      由此看出,首先,由于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对人产生前所?#20174;?#30340;干预,除了技术本身的风险性,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对人主体形成超越技术风险的挑?#21073;?#36825;种风险更显隐匿?#26434;?#21518;发性,包括两个方面:(1)是对人身体机能的挑?#21073;?#30001;于技术本身的高、新?#32479;中?#21457;展性造成的特殊技术风险所带来的伦理难题,如某些技术(脑功能改造技术或基因治疗技术)有可能造成患者个体自然存在状态的激烈改变,从而引发心理伦理问题等。(2)造成对除了身体以外的其他人之属性的干预,这里将它界定为超身体干预。超身体干预?#32844;?#25324;两?#26234;?#20917;,一是在使用高新生命科学技术过程中?#28304;?#34920;人之人格、尊严等道德权利侵?#31119;?#25152;以在任何技术研究或者临床应用的过程中,都要强调知情同意原则。其?#21361;?#26576;些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引发实质性伦理问题(一线伦理),即这一类技术的研究或临床应用,有可能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改变人们对生命、自我、疾病、健康之理解的自然范型,这就有可能对现?#26032;?#29702;和法律的基础(如人是什?#30784;?#20154;的道德权利是什么)造成冲击,有可能改变现有关于人的道德哲学预设(如不被他人决定的自然权利)或者根本改变人类道德理想。


      人的自然条件有限性决定了人具有代具性的特征,简而言之,即指躯体对某?#26893;?#23646;于躯体本身的外部条件的依赖。人之代具性存在的特征决定人必然随技术的发展历史,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获得自身的属性[5]。生命技术之于人,既是因也是果。生命技术?#26434;?#20154;的影响和干预越来越深刻,干预过度而造成伦理纷争。可见,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引发的伦理纷争不仅直接承袭了20世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辩驳之内容,而?#20197;?#21152;了对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直接进行身体干预和超身体干预的深?#26800;?#24551;。因此,生命技术之于人是何种意义和价值,即人及其身体与生命技术的根本伦理关系是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下的生命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3伦理路径选择难题


      后现代道德多元化背景下,面临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对人前所?#20174;?#30340;干预能力,造成?#28304;?#31867;技术进?#26032;?#29702;上规约的复杂性。高新生命科学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难题是当下生命伦理学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在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中,总体呈现出三种路径:问题式的应用型生命伦理学、基于西方理论话语的生命伦理学和基于传统文化的本土生命伦理学。


      问题式的应用型生命伦理学着眼于具体生命技术的伦理冲突与伦理难题,在决疑法的讨论中寻求避免伦理冲突的具体原则;基于西方理论话语的生命伦理学积极采用西方现有生命伦理学的理论与方法?#26434;?#29983;命技术进行哲学上的思辨;基于传统文化的本土生命伦理学汲取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资源梳理人与技术的伦理关系,从而构造出中国本土话语体系下的伦理规范体系。总而言之,前者侧重于?#23548;?#35752;论,后两者首先重视基础理论的构建。笔者认为,任何方法都有其?#34892;?#24615;,但缺陷也都难以避免。


      问题?#25509;?#29992;生命伦理学缺乏系统化的理论根基,没有解决?#20013;?#24615;生命技术伦理问题的生命力;基于西方理论基础的生命伦理学如果没有很好地进行中国化转化从而偏离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则不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基于本土文化的生命伦理学如果没有进行很好的现代化转化也会偏离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故不能解决当下现实问题。所以,三种路径需要整合。但是,这里有一个哪种路径居主导地位的问题。笔者认为,任何学科都需要具体的文化土壤作为依托的,就这三种方法比较,笔者偏向第三种路径,即基于本土文化的生命伦理学,但第三种路径也是需要进一步修正的。首先,强调理论联系?#23548;?#26368;终目的是指导生命?#23548;?#26368;好的理论基础也是为了最好的发挥其?#23548;行?#24615;。其?#21361;?#38656;要指出,中国生命伦理学无论是研究还是发挥应用指导作用,在文化选择上不应当不加辨析地基于本土传统文化,而应当基于当下的、客观的中国文化。当下的中国文化以本土传统文化为主,加之社会发展过程中?#27426;?#28044;现的现代文化和由西?#20132;?#20837;的西方文化融合而成。所以,我们应当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下的生命伦理学应对中国的高新生命技术引起的伦理问题。用中国化的语言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既便于理解,也便于吸收。在?#26434;?#26412;土传统文化上,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28304;?#32479;文化资源应进行客观的、批判性的吸收,二是必须根据当下的文化境遇和现实情况进行内涵上的转化。


      例如,?#28304;?#20256;统文化中?#26434;?#20154;与技术伦理关系的文化资源。确实,从整体上来看,由于经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的局限性,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排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鄙薄技术主体,古代工匠或被儒?#20918;?#20026;“小人?#20445;?#25110;被称为“末技?#38382;持?#27665;?#34180;?#21478;一方面,鄙薄技术本身,儒?#20918;?#25216;术为“小道?#34180;ⅰ?#38613;虫小技”[6]。总体而言,技术价值悖论是儒家的技术价值观的根本特点。但是儒家对医疗技术十分推崇,主要是因为医疗技术有利于儒家的伦理道德。如有利于“疗亲?#26412;?#23389;,发展到宋代,宋儒提出?#23433;?#20026;良相,即为良医”的名言,对后世影响很大,同时儒家提出了“以道驭术?#34180;6杂?#36825;样的传统文化,客观全面的分析后,?#30475;?#30340;技术价值悖论可?#36190;?#24323;,只吸取其有益的成分,如推崇医术的目的性、“以道驭术”等。尤其在技术发展“过度”的今天,类似于“以道驭术”这样的思想更加可贵。


      所?#20581;?#20197;道驭术?#20445;?#25351;的是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道德规范的制约。在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中,儒、道、法、墨四家从不同的层面阐发了“以道驭术”的技术伦理思想。就儒家而言,“以道驭术”观念主要强调“技术所产生的宏观社会效果,力求限制和消除不适当的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6]。“以道驭术”蕴含着丰富的中国话语体?#30340;?#28085;,但?#30475;?#30340;不加任何改进地在现代应用,?#29615;?#21512;文化发展的规律。在当下,“以道驭术?#20445;?#24212;该被必要地转化。在笔者看来,当下的“道”应当包含?#35762;?#21547;义:首先是从人类社会层面理解的“道?#20445;?#21363;人类社会之大善。任何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38469;?#19981;应该违背医学目的的,是为了进一?#25945;?#39640;人类的生命健康的,是为了人类的福祉的。尽管不同文化背景下,“道”有不同的内涵,但作为人类整体,有着相似的生活经验和相似的社会结构,在大善大恶层面还是可?#28304;?#25104;共识的。所以,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不应当违背人类的基本善,这是“以道驭术”的第一层含义。“以道驭术”的第二层含义是指构建本土的具体“道”来讨论和解决本土的伦理问题。在中国本土,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讨论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时必然带有自身的印记。具体高新生命科学技术所引发的伦理纷争是有差异的,如由于传统亲子观的影响,?#26434;?#22827;精人工授精技术,如果技术本身没有问题,在我国引起的伦理争议是很少的,而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一些西方国家认为此种技术的应用是亵?#24459;系?#30340;尊严;由于传统生命观的影响和中国的人口现状,人工流产只要是家庭做出的决定,很少受到道德非议,而同样的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在西方会遭遇强烈的伦理争议;在某些西方国家,“安乐死”已经合法化或者半合法化,但在中国,由于受传统死亡观包括“孝”文化的影响,老年患者的安乐死的道德争议就非常大。道德纷争往往不是?#26434;?#38169;的问题,任何道德纷争都不是抽象存在的,有着复杂的文化传承和具体国情的影响。?#25381;性?#23562;重具体文化传承的基础之上构建的伦理规?#30142;?#33021;?#34892;?#22320;发挥解决伦理争端的作用。


      因此,中国话语体系下的生命伦理学探索是值得发展的路径。面临后现代道德多元化背景,面临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伦理干预的复杂性,中国生命伦理学如何从本土文化出发,如何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并进行当代的?#34892;?#36716;化,如何整合各?#20132;?#34701;一体的当下中国文化以解决中国本土的生命伦理问题,此发展道路必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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