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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發展的倫理困境復雜性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8年09月02日 11:32:01

      摘要:當下高新生命科學技術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諸多倫理困境,而其復雜性超過了一般性的醫學道德問題。高新生命科學技術倫理困境的復雜性源于三個因素:當下后現代道德多元化的復雜性所引發的生命倫理問題多元化;高新生命科學技術不僅干預身體機能,還引發超身體干預;中國當下生命倫理學應對的復雜性。中國話語體系下的生命倫理學探索是值得發展的路徑,但如何整合傳統文化、西方傳入文化和當下中國現代文化,以解決中國本土的生命倫理問題,任重而道遠。


      關鍵詞:高新生命科學技術;倫理困境;中國生命倫理學;


      作者簡介:郭玉宇(1978-),女,江蘇鹽城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生命倫理學。


      高新生命科學技術是現代醫學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它綜合利用生物學、物理學、化學等現代科學的最新成果,在人體器官、組織細胞、分子或基因水平上對疾病病因與機理、形態和功能的變化等進行系統研究,從而形成對某種疾病有效預防、診斷或治療的新方法。這一類技術的特征主要包括高(知識、技術手段和資源的高度集成)、新(對傳統醫療技術的突破和革新)和持續發展性(關于技術的原理和使用仍然處于不斷更新發展的階段)。技術使用者兼有科研工作者和臨床醫生的雙重身份,技術對象兼有人類的疾病規律和一般生命規律的特征。當下的高新生命科學技術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倫理困境在復雜性上超越了一般性的醫學道德難題。其原因不僅僅是技術本身的高新特征,還包括高新生命科學技術伴隨后工業社會出現的后現代道德多元化共同發展,從而面臨當下文化背景的復雜性、技術干預的復雜性和中國話語體系下倫理應對的復雜性。


      1文化因素:后現代道德多元化


      高新生命科學技術在迅猛發展的過程中所伴隨的后現代道德多元化背景不容忽視。這是高新生命科學技術賴以發展的文化土壤。后現代境遇與道德多元化也是后現代生命倫理學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的出現是西方后工業社會的主要表征。后現代主義作為西方后工業社會出現的一種含混而龐雜的社會思潮,除了反映出當代人在社會觀、歷史觀、價值觀和人生觀上的巨大裂變之外,亦揭示了他們在認知視野和方法上的根本變化。就其精神狀態來看,它則由新解釋學、接受美學、解構哲學、法蘭克福學派和女權主義的興起而形成其文化氛圍。與之相伴隨的,乃是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分析哲學和現象學影響的逐漸消退[1]。


      后現代主義體現了思維方式的轉變和創新。德里達[2]認為,哲學的第一任務就是對發生的重新激活。維特根斯坦通過哲學語言的轉向,把世界分為可說的世界和不可說的世界,可說的世界講的清楚明白,不可說的世界讓給實踐去做,這種語言思維的轉向,使我們對已有的哲學問題有了新的認識;胡塞爾的直接直觀、朝向事情本身的獨特思維方式,推動我們重新審視傳統哲學方法;海德格爾對存在與時間的探索,使古老的存在問題,顯現出鮮活的活力。從文化政治角度來看,我們正朝著一種后意識形態的文化方向發展,今后將是一種多元、全面的文化。后現代不是價值的喪失,而是價值的轉移[3]。


      可見,后現代哲學反對把科學認知方式當成哲學思維的樣板,反對把豐富多彩的世界還原為一種基質,反對用一種僵硬的思維模式解決不同性質的問題,反對在宇宙和人類中預設中心,這些都是與哲學的使命及本性相契合的,因為哲學思維的前提就是反思和批判。實踐中的高新生命科學技術和文化上的后現代哲學共同催生生命倫理學的誕生,而生命倫理學從誕生起就立足后現代多元化,不拘泥于傳統醫學道德所關注的有限領域,不拘泥于傳統的倫理學方法,以多維視角和多元方法去看待和分析生命倫理問題。


      后現代是一個非常龐大而復雜的概念,這里特別提出的道德多元化是后現代的一個重要文化反射。道德多元化表現在不同的道德共同體有著不同的道德前提,由此形成各自不同的道德準則。所有的人類道德都關注自由、平等、繁榮和安全,這也許將成為一個事實,但按照如何去排定以及接合這些關系,一種相當不同的道德就得以建立[4]。當然,后現代道德有多元也有一元,在某個道德共同體中,人們對于一些具體道德問題由于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現實條件,更容易達成共識,趨于一元。即使不在一個道德共同體內,對于大善與大惡之問題,人們經過溝通和討論,也可以達成一定的共識。但盡管如此,就全人類而言,道德多元化是不爭的事實。


      在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如此紛繁復雜的文化紛爭和道德多元化,到處存在著生命倫理的多樣性。從流產、安樂死到醫療保健的私有資源再分配問題都存在爭議。某種具體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的研究或者應用在不同的道德共同體中引起的倫理爭議,很多時候是不同的,所以相應的倫理規范也是有區別的。全球范圍內,不可否定或者忽視這種多樣性,從而盲目地信奉一個共同的道德和共同的生命倫理觀念去指導醫療行為和保健政策。所以,探討高新生命科學技術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道德問題,從世界范圍來說是多元的。這是必然的狀態,并且一直延續下去。后現代道德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促使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的倫理紛爭趨于尖銳化和復雜化。


      2技術干預的兩重性


      任何技術都是一把雙刃劍,鑒于高新生命技術對人自身的干預性,它的兩面性必然特殊,既包括技術層面,也包括非技術層面。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的兩重性首先表現在技術層面,即指生命技術自身存在的正作用和副作用。與此同時,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研究和應用過程中對社會、心理、道德等方面也產生了兩重性。全人類范圍內已經引起了一場關于科學技術與道德價值關系的新論爭。正如前文談到,這種論爭是多元的,是具體的。一方面,由于高新生命科學技術攻克了諸多疑難雜癥,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裨益和給具體個體家庭帶來的幸福是無可估量。另一方面,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的倫理風險也不容小覷。例如,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帶來對傳統親子觀的沖擊、父母身份的界定、代理母親的權利義務關系、克隆技術的倫理限度等問題;器官移植技術引發了器官商品化、器官分配公正、同種器官的知情同意、異種器官移植帶來的動物保護倫理等問題;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帶來稀缺衛生資源配置中的公正、胚胎干細胞研究中的人道危機、胚胎的道德權利等問題;基因技術引發基因隱私權、基因知情同意權、基因平等權、基因專利及其關民共享利益權、基因治療的倫理限度等問題。


      由此看出,首先,由于高新生命科學技術對人產生前所未有的干預,除了技術本身的風險性,更為重要的是直接對人主體形成超越技術風險的挑戰,這種風險更顯隱匿性與后發性,包括兩個方面:(1)是對人身體機能的挑戰,由于技術本身的高、新和持續發展性造成的特殊技術風險所帶來的倫理難題,如某些技術(腦功能改造技術或基因治療技術)有可能造成患者個體自然存在狀態的激烈改變,從而引發心理倫理問題等。(2)造成對除了身體以外的其他人之屬性的干預,這里將它界定為超身體干預。超身體干預又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在使用高新生命科學技術過程中對代表人之人格、尊嚴等道德權利侵犯,所以在任何技術研究或者臨床應用的過程中,都要強調知情同意原則。其次,某些高新生命科學技術引發實質性倫理問題(一線倫理),即這一類技術的研究或臨床應用,有可能在治療疾病的同時改變人們對生命、自我、疾病、健康之理解的自然范型,這就有可能對現有倫理和法律的基礎(如人是什么、人的道德權利是什么)造成沖擊,有可能改變現有關于人的道德哲學預設(如不被他人決定的自然權利)或者根本改變人類道德理想。


      人的自然條件有限性決定了人具有代具性的特征,簡而言之,即指軀體對某種不屬于軀體本身的外部條件的依賴。人之代具性存在的特征決定人必然隨技術的發展歷史,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獲得自身的屬性[5]。生命技術之于人,既是因也是果。生命技術對于人的影響和干預越來越深刻,干預過度而造成倫理紛爭。可見,高新生命科學技術引發的倫理紛爭不僅直接承襲了20世紀“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辯駁之內容,而且增加了對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直接進行身體干預和超身體干預的深切擔憂。因此,生命技術之于人是何種意義和價值,即人及其身體與生命技術的根本倫理關系是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發展推動下的生命倫理學的核心問題。


      3倫理路徑選擇難題


      后現代道德多元化背景下,面臨高新生命科學技術對人前所未有的干預能力,造成對此類技術進行倫理上規約的復雜性。高新生命科學技術所引發的倫理難題是當下生命倫理學所要研究的重要內容。目前在生命倫理學的研究中,總體呈現出三種路徑:問題式的應用型生命倫理學、基于西方理論話語的生命倫理學和基于傳統文化的本土生命倫理學。


      問題式的應用型生命倫理學著眼于具體生命技術的倫理沖突與倫理難題,在決疑法的討論中尋求避免倫理沖突的具體原則;基于西方理論話語的生命倫理學積極采用西方現有生命倫理學的理論與方法對于生命技術進行哲學上的思辨;基于傳統文化的本土生命倫理學汲取中國傳統倫理文化資源梳理人與技術的倫理關系,從而構造出中國本土話語體系下的倫理規范體系。總而言之,前者側重于實踐討論,后兩者首先重視基礎理論的構建。筆者認為,任何方法都有其有效性,但缺陷也都難以避免。


      問題式應用生命倫理學缺乏系統化的理論根基,沒有解決持續性生命技術倫理問題的生命力;基于西方理論基礎的生命倫理學如果沒有很好地進行中國化轉化從而偏離中國文化的思維方式,則不能解決中國現實問題;基于本土文化的生命倫理學如果沒有進行很好的現代化轉化也會偏離現代技術思維方式,故不能解決當下現實問題。所以,三種路徑需要整合。但是,這里有一個哪種路徑居主導地位的問題。筆者認為,任何學科都需要具體的文化土壤作為依托的,就這三種方法比較,筆者偏向第三種路徑,即基于本土文化的生命倫理學,但第三種路徑也是需要進一步修正的。首先,強調理論聯系實踐,最終目的是指導生命實踐,最好的理論基礎也是為了最好的發揮其實踐有效性。其次,需要指出,中國生命倫理學無論是研究還是發揮應用指導作用,在文化選擇上不應當不加辨析地基于本土傳統文化,而應當基于當下的、客觀的中國文化。當下的中國文化以本土傳統文化為主,加之社會發展過程中不斷涌現的現代文化和由西方匯入的西方文化融合而成。所以,我們應當構建中國話語體系下的生命倫理學應對中國的高新生命技術引起的倫理問題。用中國化的語言符合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既便于理解,也便于吸收。在對于本土傳統文化上,需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對傳統文化資源應進行客觀的、批判性的吸收,二是必須根據當下的文化境遇和現實情況進行內涵上的轉化。


      例如,對待傳統文化中對于人與技術倫理關系的文化資源。確實,從整體上來看,由于經濟的時代特征和歷史的局限性,作為中國傳統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排斥科學技術的發展,一方面,鄙薄技術主體,古代工匠或被儒家貶為“小人”,或被稱為“末技游食之民”。另一方面,鄙薄技術本身,儒家貶技術為“小道”、“雕蟲小技”[6]。總體而言,技術價值悖論是儒家的技術價值觀的根本特點。但是儒家對醫療技術十分推崇,主要是因為醫療技術有利于儒家的倫理道德。如有利于“療親”盡孝,發展到宋代,宋儒提出“不為良相,即為良醫”的名言,對后世影響很大,同時儒家提出了“以道馭術”。對于這樣的傳統文化,客觀全面的分析后,純粹的技術價值悖論可以摒棄,只吸取其有益的成分,如推崇醫術的目的性、“以道馭術”等。尤其在技術發展“過度”的今天,類似于“以道馭術”這樣的思想更加可貴。


      所謂“以道馭術”,指的是技術行為和技術應用要受道德規范的制約。在傳統科技倫理思想中,儒、道、法、墨四家從不同的層面闡發了“以道馭術”的技術倫理思想。就儒家而言,“以道馭術”觀念主要強調“技術所產生的宏觀社會效果,力求限制和消除不適當的技術應用帶來的消極影響”[6]。“以道馭術”蘊含著豐富的中國話語體系內涵,但純粹的不加任何改進地在現代應用,不符合文化發展的規律。在當下,“以道馭術”,應該被必要地轉化。在筆者看來,當下的“道”應當包含兩層含義:首先是從人類社會層面理解的“道”,即人類社會之大善。任何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的研究與應用都是不應該違背醫學目的的,是為了進一步提高人類的生命健康的,是為了人類的福祉的。盡管不同文化背景下,“道”有不同的內涵,但作為人類整體,有著相似的生活經驗和相似的社會結構,在大善大惡層面還是可以達成共識的。所以,高新生命科學技術在發展過程中不應當違背人類的基本善,這是“以道馭術”的第一層含義。“以道馭術”的第二層含義是指構建本土的具體“道”來討論和解決本土的倫理問題。在中國本土,由于傳統文化的影響,在討論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的倫理問題時必然帶有自身的印記。具體高新生命科學技術所引發的倫理紛爭是有差異的,如由于傳統親子觀的影響,對于夫精人工授精技術,如果技術本身沒有問題,在我國引起的倫理爭議是很少的,而受基督教文化的影響,一些西方國家認為此種技術的應用是褻瀆上帝的尊嚴;由于傳統生命觀的影響和中國的人口現狀,人工流產只要是家庭做出的決定,很少受到道德非議,而同樣的受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在西方會遭遇強烈的倫理爭議;在某些西方國家,“安樂死”已經合法化或者半合法化,但在中國,由于受傳統死亡觀包括“孝”文化的影響,老年患者的安樂死的道德爭議就非常大。道德紛爭往往不是對與錯的問題,任何道德紛爭都不是抽象存在的,有著復雜的文化傳承和具體國情的影響。只有在尊重具體文化傳承的基礎之上構建的倫理規約才能有效地發揮解決倫理爭端的作用。


      因此,中國話語體系下的生命倫理學探索是值得發展的路徑。面臨后現代道德多元化背景,面臨高新生命科學技術發展所帶來倫理干預的復雜性,中國生命倫理學如何從本土文化出發,如何汲取傳統文化精髓并進行當代的有效轉化,如何整合各方匯融一體的當下中國文化以解決中國本土的生命倫理問題,此發展道路必然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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