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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管權力、財務丑聞與公司治理有效性——基于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變更視角

    作者:第一論文網 更新時間:2015年10月30日 10:03:34

    【摘要】財務丑聞會給公司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應,損害投資者利益,不利于資本市場的發展。本文以2011—2013 年滬深A 股市場上所有發生違規的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以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為研究視角,實證考察了高級管理人員權力對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影響。研究發現:高級管理人員權力對財務丑聞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變更有顯著影響;對于信息披露違規公司,其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可能性顯著高于其他違規公司;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會弱化信息披露違規與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正相關關系。

    【關鍵詞】高級管理人員權力 財務丑聞 公司治理有效性 高級管理人員變更

    一、引言

    隨著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上市公司財務丑聞事件也日益增多,這不僅使得會計信息披露質量顯著下降,帶來嚴重的負面市場反應,嚴重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也不利于資本市場的穩健發展。

    研究發現,在財務信息方面出現問題的上市公司,有很強的動機去更換公司高級管理人員。這種公司治理機制已經被視為,緩解財務丑聞對公司帶來的負面影響的常見并且有效的公司治理安排。高級管理人員變更是公司治理機制有效性的體現,更換不稱職的高級管理人員對于公司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這種有效的治理方式受到很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高級管理人員權力。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是指高級管理人員對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能力,高級管理人員權力越大,其所擁有的影響力就越大,這類高級管理人員更容易通過影響董事會的獨立性來干預公司決策的制定(Grinstein 和Hribar,2004)。對已經出現的財務丑聞,具有較高權力的高級管理人員是否會通過自身權力來影響其被迫離職的概率,并以此來挽救自己的聲譽和私利?研究發現,財務丑聞公司出現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概率,顯著高于未出現財務丑聞的公司(Desai 等,2006)。財務丑聞出現的原因不同,其產生經濟后果的嚴重程度不同,而信息披露一直是資本市場中重要的投資者保護手段。由信息披露方面的違規對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影響會比因為其他違規的影響更嚴重嗎?高級管理人員權力對于違規性質與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關系又能夠帶來怎樣的影響?這是當前資本市場研究的重點。

    本文以2011—2013 年我國發生違規的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以是否發生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為研究視角,并以高級管理層的兩職合一指標和高級管理層持股指標來衡量高級管理層權力,對上述問題進行實證研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 一) 高級管理人員權力與公司治理有效性

    現有研究表明,對高級管理人員權力的經濟后果的研究普遍受到學者的關注。研究方向主要包括:高級管理人員權力對高級管理人員薪酬激勵機制( 王克敏和王志超,2007;王新等,2015;呂長江和趙宇恒,2008 ;劉星和汪洋,2014 ;王燁等,2012), 公司治理有效性( 趙息和張西栓,2013),公司財務信息披露以及董事會治理效率(Hermalin 和Weisbach,1998),公司多元化、高級管理人員在職消費、公司業績( 方軍雄,2011),審計委員會的獨立性( 劉焱和姚海鑫,2014),審計費用、公司現金持有水平和國有企業過度投資等方面的影響。

    高級管理人員變更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其中,上市公司的財務業績作為高級管理人員決策的產物,常常用于衡量高級管理人員績效、決定高級管理人員任免的合理手段。國內外學者研究表明,高級管理人員變更與公司財務指標和公司業績之間有顯著的關聯( 龔玉池,2001 ;馮旭南和李心愉,2012 ;Warner 等,1998 ;Gibson,2003)。公司業績的惡化,將導致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可能性上升,這種可能性還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包括公司所在國家的制度環境、公司的股權性質和結構、董事會結構(David 等,1995) 等。公司治理,如控股股東類型、監事會特征、董事長與CEO 的兩職合一( 宋德舜等,2005)、控股股東的更換( 朱紅軍,2002)、公司信息的透明度( 游家興等,2007) 等,也會對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產生一定的影響。此外,公司的經營活動( 馮旭南和李心愉,2012)、高級管理人員自身背景特征、聲譽懲罰機制、外部監督以及外部環境變遷等,對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影響,也被國內外諸多研究所證實。

    基于高級管理人員自身背景特征對公司治理的研究,可以發現,高級管理人員的政治背景( 游家興等,2010 ;王俊秋和江敬文,2012)、任職能力、高級管理人員權力(Goyal 等,2002) 等,都會影響到高級管理人員變更。因此,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會對公司治理的有效性產生影響。首先,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所擁有的權力能夠增加自身影響力,對公司的控制能力更強,因此對公司的治理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其次,擁有更高權力的高級管理人員,可以干預董事會的獨立性(Grinstein 和Hribar,2004),從而影響公司決策的制定,其中包括對高級管理人員更換的決策。以上情況表明,高級管理人員有能力影響公司治理。這與劉星等(2012) 針對國有企業的研究結論類似,他們發現高級管理人員權力, 能夠削弱高級管理人員因業績低劣而被強制性變更的可能性。又由于一旦高級管理人員出現被迫變更,其聲譽以及未來前途都將受到影響,如Desai等(2006) 研究發現,在公司被披露出財務丑聞后被迫離職的高級管理人員中,有92% 的高級管理人員不能找到更合適的工作。因此,對于丑聞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其影響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變更決策的動機也是顯然的。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設1 :

    假設1 :高級管理人員權力對財務丑聞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變更有顯著影響,且高級管理人員權力越大,財務丑聞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變更概率越低。

    ( 二) 高級管理層權力、財務丑聞與公司治理有效性的關系

    上市公司所提供的會計信息的有效性,是資本市場穩健發展的基礎,而公司財務丑聞則是低質量的財務信息的反映,暴露出了公司的誠信問題以及公司內部的治理缺陷。財務丑聞的揭露將對公司在市場中的價值和信譽帶來嚴重影響。美國薩班斯法案正是針對資本市場中信息披露管制而頒布。已有文獻對于財務丑聞的經濟后果進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財務丑聞的市場反應、財務丑聞與資本成本( 何威風等,2010),財務丑聞與高級管理人員變更(Desai 等,2006 ;瞿旭等,2012) 以及財務丑聞對公司法律訴訟和懲罰、高級管理人員薪酬、公司發展的影響等方面。

    財務丑聞的產生原因不同,其經濟后果的影響程度不同(Desai 等,2006)。信息披露是保護投資者的重要手段,本文將財務丑聞的產生原因根據其性質分為兩大類:信息披露方面和其他方面。信息披露方面的違規對公司治理的影響,會顯著強于其他違規公司,即對于信息披露違規公司,其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可能性顯著高于其他違規公司。

    然而,面對已經發生的財務丑聞,公司必然會考慮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或是將財務丑聞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從而使公司財務信息的可靠性得以恢復,挽救公司在市場中的聲譽,重獲投資者信任,改善公司業績。由于高級管理人員變更,對減輕與財務舞弊相關費用有顯著的積極作用(Hennes等,2008),同時能夠更容易地向市場傳遞“改過自新”的信息,因此,高級管理人員變更這一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被廣泛運用( 瞿旭等,2012 ;Desai,2006 ;Hennes 等,2008)。即上市公司被披露的財務丑聞越嚴重,涉及的范圍越廣,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被更換的可能性就越高。

    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權力的強弱,能夠對財務丑聞性質與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相關關系帶來顯著影響。當上市公司被披露出財務丑聞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將會面臨被更換的懲罰,且當違規性質為信息披露方面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被更換的概率更高。然而當高級管理人員權力較大時,有更強的動機和能力來影響公司對于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決策,從而弱化財務丑聞與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相關關系。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設2、3 :

    假設2 :上市公司違規性質會對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產生影響,信息披露違規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可能性,顯著高于其他違規公司。

    假設3 :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會弱化信息披露違規與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關系。

    三、研究設計

    ( 一) 模型構建

    為了檢驗研究假設,本文構建以下回歸模型:

    Turnover= α0 + α1×Power + α2×Violate + α3×Power×Violate + α4×ROA + α5×Growth + α6×Debt+ α7×Size + α8×SOE + α9×Top1 + α10×Indepen + α11×Opinion + α12×Institution + ??Year + μ其中,Power 分別用Power1、Power2、Power3來表示。

    (二)變量定義

    1. 因變量

    本文以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變更情況,作為衡量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的指標。為了研究違規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本文將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定義為董事長和總經理) 變更的影響因素,本文重點關注在違規處理文件日期起的前一年和處理文件日期起的后一年內,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離任情況。借鑒游家興等(2010) 對高級管理人員離職的界定,如果高級管理人員不是因為退休、任職期滿這兩種原因而離任,那么就認為高級管理人員的離任屬于非正常離任,即被迫離職情況。在具體分析過程中,本文將發生違規公司的前后三年高級管理人員變更數據進行一一配對,若在違規公司處理文件日期前一年或后一年內,有高級管理人員出現被迫離職的情況,則認為該違規公司出現高級管理人員變更,記離職率Turnover=1,否則取Turnover=0。

    2. 解釋變量

    通過借鑒Finkelstein( 1992) 、權小鋒和吳世農(2010),對高級管理人員權力的四個維度( 組織權力、專家權力、所有權權力和聲望權力),每個維度分別選取兩個指標來衡量的方式,同時綜合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完整性與代表性等,本文對高級管理人員層權力的衡量,主要選取了兩個典型的指標:總經理與董事長的兩職合一指標(Duality) 和高級管理人員是否持股指標(Holding)。對于虛擬變量兩職合一(Duality),當上市公司總經理( 包括總裁、CEO 等職位描述) 和董事長兩職合一時,取值為1,否則取0;對于虛擬變量高級管理人員是否持股(Holding),當高級管理人員持有公司股份時,取值為1,否則取0。在具體的實證分析過程中,采用3 種方法來度量高級管理人員層權力:高級管理人員權力1(Power1) 是將上述兩個虛擬變量按照等權處理,直接相加求平均值,最終得出取值為[0,1] 的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指標衡量值;高級管理人員權力2(Power2) 是直接以兩職合一,作為衡量高級管理人員權力的指標,即令Power2=Duality ;高級管理人員權力3(Power3) 是直接以高級管理人員,是否持股作為衡量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指標,即令Power3=Holding。

    關于財務丑聞公司違規性質,將其劃分為兩方面:信息披露方面的違規和其他違規。從CSMAR數據庫收集到的違規數據中,違規類型具體包括:虛構利潤、虛列資產、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推遲披露、重大遺漏、披露不實( 其他)、欺詐上市、出資違規、擅自改變資金用途、占用公司資產、內幕交易、違規買賣股票、操縱股價、違規擔保、一般會計處理不當和其他,共16 項。本文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面的違規(Violate) 定義為發生虛構利潤、虛列資產、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推遲披露、重大遺漏、披露不實( 其他)、欺詐上市、一般會計處理不當等八種類型的違規。當上市公司發生上述類型的違規時,取Violate=1,否則取0。

    3. 控制變量

    本文所涉及的控制變量,主要是從以下方面選取:

    公司的基本特征,這方面的控制變量具體包括:代表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標,總資產收益率ROA ;代表公司成長性的指標Growth,用公司營業收入增長率衡量;代表公司負債水平的指標Debt,用公司資產負債率衡量;代表公司規模的指標Size,用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表示。

    公司治理特征,這方面的控制變量具體包括:公司實際控制人性質SOE,虛擬變量,當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為國家( 或政府) 時,取值為1,否則取0;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 ;公司獨立董事持股比例Indepen,董事會中獨立董事所占的比例,可以用于控制董事會獨立性對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影響;公司年度審計意見Opinion,虛擬變量,當審計意見為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時,取值為1,否則取0,用于控制審計獨立性對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影響;違規處理單位Institution,虛擬變量,當違規公告處理單位為“一會兩所”( 即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 時,取Institution=1,否則取0。年度變量,本文將年度變量納入控制變量的范圍中,用以控制年份的影響。

    變量的具體定義與度量詳見表(1)。

    (三)樣本數據

    本文以2011—2013 年滬深兩市所有發生違規事件的A 股上市公司作為初始研究樣本,共得到初始研究樣本1172 個。參照chen 等(2005) 和許年行等(2013) 方法,當上市公司在一年中發生多次違規時,只保留其中一次的違規記錄,整理后得到樣本852個。分析中根據數據的完整性以及連續性的要求,剔除信息不全樣本后有效樣本760 個,其中,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分別為172、287 和301 家樣本公司。

    本文以上市公司違規樣本為基本樣本,對于發生違規的公司,若在其處理違規事件日期前一年或后一年中,出現高級管理人員的非正常更換,則認為該違規公司發生了高級管理人員變更。將高級管理人員定義為上市公司總經理( 總裁、CEO 等) 和董事長,將高級管理人員變更定義為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所發生的非正常變更( 除去退休和任職期滿外的其他原因的離職),即被迫離職情況。本文所涉及的違規數據、高級管理人員變更數據以及相關財務數據,均來源于國泰安CSMAR 數據庫。相關連續變量均在1% 和99% 水平上進行了Winsorise 處理。

    四、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給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到,在所有發生違規的公司中,平均有45.9% 的樣本公司,存在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情況;高級管理人員權力衡量指標的平均值有明顯差別。其中,Power1 平均值為0.438,Power2 平均值為0.255,說明違規公司中,有25.5% 的樣本公司存在總經理和董事長兩職合一的情況。Power3 平均值為0.621,說明在違規公司中,有62.1% 的樣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持有本公司股票。違規公司中有67.5%的樣本公司,存在信息披露方面的違規。關于樣本公司基本特征變量,平均總資產收益率為0.027,最小值為-0.275,最大值為0.280 ;違規樣本公司平均主營業務增長率為0.408,最小值為-0.777,最大值為23.315,波動性較大;違規樣本公司平均資產負債率為0.499,最小值為0.032,最大值為1.223。關于公司治理特征變量,違規樣本公司中有39.5% 的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為國家;第一大股東平均持股比例為33.6%,最低為8.5%,最高為70.3% ;公司獨立董事比例的平均值為0.370,最小值為0.333,最大值為0.556 ;91.1% 的公司年度審計意見為標準無保留意見;違規公司中,有45.7% 的樣本公司的違規是由“一會兩所”處理的。

    (二)相關性分析

    表(3) 是主要變量相關系數表。從表中可以看到:被解釋變量Turnover 與解釋變量Power1、Power2、Power3、Violate 顯著相關。盡管被解釋變量與部分控制變量也顯著相關,但由于相互之間的相關系數較小,因此可以排除變量間的多重線性關系。

    ( 三) 單變量分析

    表(4)比較了所有違規樣本公司中,高級管理人員發生變更與沒有發生變更公司,在高級管理人員權力以及違規性質方面的差異。在所有違規樣本公司中,高級管理人員未變更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指標,均高于高級管理人員發生變更的公司,且兩者之間的差異在三種不同的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指標下均在1% 水平上顯著,說明高級管理人員權力的大小,會顯著影響違規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概率。此外,在發生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349 家公司中,有74.2% 的公司出現了信息披露方面的違規,高于為發生高級管理人員變更公司的61.8%,且兩者之間在1% 水平上差異顯著。控制變量中,高級管理人員變更公司總資產收益率為0.014,營業收入增長率為0.485,資產負債率為0.538,平均有47.6% 的變更公司實際控制人為國家,有87.1% 的變更公司年度審計意見為標準無保留意見,而在高級管理人員未變更公司中,總資產收益率為0.038,營業收入增長率為0.343,資產負債率為0.466,且平均有32.6% 的未變更高級管理人員的公司實際控制人為國家,有94.4% 的未變更公司年度審計意見為標準無保留意見,其中高級管理人員變更公司與高級管理人員未變更公司在1% 水平上存在顯著差異。此外,對于第一大股東持股、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樣本公司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平均為32.5%,與高級管理人員未變更公司的34.6% 在5%水平上差異顯著。對于違規行為處理單位,在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樣本公司中,平均有49.6% 的公司違規行為是由“一會兩所”處理,在5% 水平上顯著高于未發生高級管理人員變更公司的42.3%。另外,兩組樣本在公司規模和公司董事會中獨立董事占比,即董事會獨立性等方面沒有顯著差異。

    ( 四) 多元回歸分析

    1. 假設1 回歸結果

    關于高級管理人員權力與公司治理有效性,本文主要關注的是高級管理人員權力的三項指標以及高級管理人員變更指標,全樣本回歸結果見表(5)。表(5)顯示,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指標1(Power1) 的回歸系數為-1.409,且在1% 水平上顯著;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指標2(Power2) 的回歸系數為-0.668,且在1% 水平上顯著;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指標3(Power3)的回歸系數為-0.773,且在1% 水平上顯著。綜上所述,說明無論采用哪項指標衡量高級管理人員權力,都會出現高級管理人員權力越大,高級管理人員被更換的可能性就越小,即高級管理人員權力能夠削弱高級管理人員變更這一公司治理機制的有效性。這反映了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權力膨脹,并不能夠對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實施有效地約束與監督,以及對不稱職的高級管理人員的懲戒與更換。全樣本的回歸結果與本文研究假設1 的預期基本一致。

    控制變量中,反映公司基本特征的變量中,公司總資產利潤率(ROA) 與高級管理人員變更顯著負相關,說明業績越差的上市公司,其高級管理人員被更換的可能性就越大,這與多數研究結論一致,但其他的公司基本特征變量,如公司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公司負債水平(Debt) 以及公司規模(Size)指標,對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職位變更并沒有顯著影響。此外,在反映公司治理特征的變量中,反映公司性質即公司實際控制人指標(SOE) 與高級管理人員的職位變更顯著正相關,說明在所有發生違規的公司中,國有控股公司更容易出現更換高級管理人員的情況;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在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指標1 和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指標3 的檢驗中,與高級管理人員的職位變更顯著負相關;其他變量中,公司董事會中獨立董事的比例(Indepen)、年度審計意見(Opinion) 以及公告處理單位(Institution),對高級管理人員變更并沒有顯著影響。

    2. 假設2 回歸結果

    表(6)是研究假設2 的多元回歸結果。關于上市公司財務丑聞性質和公司治理有效性,本文主要關注丑聞公司的違規性質變量,與高級管理人員變更指標之間的關系。通過對全樣本進行回歸后結果顯示,在模型1 中僅納入了違規類型(Violate) 指標,其回歸系數為0.342,且在5% 水平上顯著,說明上市公司發生信息披露方面的違規行為,會增加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被更換的可能性,符合假設2 的預期;在模型2 中,加入了衡量高級管理人員權力的指標,其回歸系數分別為-1.423、-0.687 和-0.772,且均在1% 水平上顯著,對應于違規類型(Violate) 指標,其回歸系數分別為0.370、0.372、0.341,且均在5%水平上顯著,與模型1 中的顯著性水平一致。這說明在控制了高級管理人員權力的影響后,信息披露方面的違規行為對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影響依然顯著,符合假設2 的預期。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對公司治理有效性有顯著影響,能夠對高級管理人員實施有效的約束、監督和懲罰機制。相對于其他違規行為,信息披露方面的違規行為,會增加丑聞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更換的概率。此階段的全樣本回歸結果與本文的研究假設2 一致。

    3. 假設3 回歸結果

    根據上市公司違規性質進行分組檢驗,回歸結果見表(7)。

    從表(7)中可以看到,發生財務丑聞公司中,信息披露方面違規的樣本組,高級管理人員權力的衡量指標(Power1、Power2、Power3),均與高級管理人員變更顯著負相關,且其在1% 水平上顯著;而在沒有發生信息披露方面違規的樣本組,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指標中,僅有Power2 與高級管理人員更換在5% 顯著性水平上負相關,Power1 與高級管理人員變更在10% 顯著性水平上負相關,Power3 與高級管理人員變更沒有顯著的相關性。分組回歸結果表明,在所有發生違規的上市公司中,高級管理人員權力對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發生信息披露方面違規公司中。

    進一步在回歸方程中納入了交叉變量Power×Violate,再次進行回歸,檢驗結果見表(8)。表(8)顯示,在全樣本的回歸檢驗中,Power1的回歸系數為-0.809,且在10% 水平上顯著,Violate回歸系數為0.745, 在1% 水平上顯著為正;Power2 的回歸系數為-0.923,在5% 的水平上顯著,但Violate 回歸系數不顯著;而Power3 的回歸系數雖然也為負,但不顯著,同時Violate 回歸系數為0.995,在1% 水平上顯著為正。檢驗進一步說明了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是導致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重要影響因素,而信息披露方面的違規行為,會顯著增加高級管理人員被更換的可能性。

    交叉變量Power×Violate 由表示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指標的變量,與上市公司違規類型的虛擬變量相乘而得,在Power1 的回歸檢驗中,其系數在10%水平上顯著為負,意味著Power1 所衡量的高級管理人員權力,顯著降低了丑聞公司違規性質與高級管理人員更換的正相關關系。同樣在Power3 的回歸檢驗中,Power×Violate 的回歸系數也為負數,且顯著性水平為1%,這也說明Power3 所代表的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指標,能夠更加顯著地降低公司違規的類型與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概率。然而,在對Power2的回歸檢驗中,并沒有出現Power×Violate 的回歸系數顯著的情況。總的來說,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權力的強弱,能夠對財務丑聞公司的違規性質與高級管理人員變更概率之間帶來顯著影響。即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權力的膨脹,會弱化財務丑聞公司違規性質與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行為,使得公司違規性質對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影響減弱,削弱了對公司違規以及不稱職高級管理人員的監督、約束和懲處行為。檢驗結果部分符合研究假設3 的預期。

    控制變量中ROA 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上市公司業績越差,其高級管理人員被迫離職的可能性越大;SOE 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相對于實際控制人為非國有的企業,國有控股企業更傾向于更換不稱職的高級管理人員,以此來穩定市場情緒;Top1 的回歸系數部分顯著為負,說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更換不稱職高級管理人員的可能性就越低;其余的控制變量對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影響并不顯著。

    ( 五) 穩健性測試

    為了進一步檢驗上述結論的可靠性,本文做了如下穩健性測試:將丑聞公司違規性質變量進行重新劃分,將所關注的上市公司出現的財務丑聞定義為信息披露方面的違規,并將出現以下違規類型之一的看作出現信息披露違規:虛構利潤、虛列資產、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推遲披露、重大遺漏、披露不實( 其他)、欺詐上市、一般會計處理不當。考慮到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對于資金的私自占用,也屬于公司財務丑聞。因此,將資金占用方面( 包括出資違規、擅自改變資金用途、占用公司資產、違規擔保) 的違規行為也納入到衡量標準中。將公司出現財務丑聞的違規類型(VIOLATE,新的衡量違規類型的虛擬變量) 定義為,當公司發生如下類型的違規時,取VIOLATE=1,當公司發生下述違規類型以外的其他方面的違規行為時,取VIOLATE=0,這些違規類型具體包括:虛構利潤、虛列資產、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推遲披露、重大遺漏、披露不實( 其他)、欺詐上市、一般會計處理不當、出資違規、擅自改變資金用途、占用公司資產以及違規擔保等。

    在引入新的違規類型(VIOLATE) 變量后,將其代入到回歸模型中進行檢驗,研究結論保持不變,說明本文研究結論穩健可靠。

    五、研究結論

    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結論:高級管理人員權力對財務丑聞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變更有顯著影響;信息披露是保護投資者的重要手段,對于信息披露違規公司,其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可能性,顯著高于其他違規公司;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權力,會弱化信息披露違規與高級管理人員變更的正相關關系。進一步通過將財務丑聞公司的違規性質重新劃分,進行了相應的穩健性測試,發現結果仍一致。

    本文以高級管理人員權力作為研究視角,對公司治理有效性進行了研究,豐富了高級管理人員權力與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文獻,有助于理解高級管理人員變更這一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的影響因素。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層權力的膨脹,會削弱公司治理的有效性,高級管理人員很有可能利用自身的權力優勢為自己謀取盡可能多的私有收益。公司的治理機制又因為其權力的存在而受到影響,意味著上市公司對高級管理人員實施有效的約束與監督,以及對不稱職的高級管理人員的懲戒與更換的能力受到損害。這不僅會導致公司和投資者的利益受到損害,也不利于資本市場的穩步發展。因此,上市公司應該要更加清晰地認識高級管理人員權力的影響并進行有效控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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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彭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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